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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大牛眼在脑子的“额头”下望着。它盯住了我，看得我甚至有些恐惧起来。
“另外一只眼睛我留作备用，以防万一。它保存在特殊的溶液里，坏不了。”
“这只眼能看得见了？”我问。
“自然啦，”瓦格纳教授回答说。他迅速在脑子上按了几下（玻璃罩揭开了），然后看着胶片。
“您瞧，”瓦格纳教授扭过脸来对我说道，“我问脑子，什么人站在它前面，它相当准确地说出了您的外貌。现在我们可以上路啦。”
我们决定彻底轻装，甚至连向导和挑夫也不带。要是他们见到一只牛眼为我们带路，不知该怎么想呢！为了防备在路上遇到当地人，瓦格纳教授巧妙地给盛着脑子的匣子做了伪装，只给眼睛留出一个小孔。记录脑子发出电文的胶片露在外面，我们可以从上面看到我们是不是正确地按它的指引走路。林没让我们失望：他的视觉记忆十分好。就算脑子不能用语言说出整条路线，但现在它还是成了个不错的向导。能看到熟悉的地方，大概脑子也相当高兴。它非常愿意指引我们。
“往前……左拐……再左拐……往下……”
我们不无困难地下到一条深深的峡谷里。夏季的暴雨已经过去，谷底也已经没水了。但这里恶臭弥漫，动物的尸体和腐烂的植物散发的气味叫人无法忍受。山里的居民不可能到这里来，他们怕这股难闻的臭味。
“这里就是原来的水坝，”脑子发出信号说。10米高的水坝除了在谷底留下点儿垃圾外，什么也不剩了。我们来到一大片空地上。这里好象是几十条山间河流的汇合处，但只在下雨时才有水漫山遍野地流过来。
在我们到达那个村子之前，我们得经过一片植物茂密得令人惊讶的森林，我们只得绕了一个足有好几十公里的大圈。在这样的森林里，就是大象有时也会把牙折断。
最后，我们在那个贫穷的阿比西尼亚小村里找到了图尔纳教授，他住的草棚既不能挡风，也不能避雨。幸亏天气暖和，图尔纳没有遭受风寒饥饿之苦。他自我感觉还不错，只是走路还费劲。图尔纳见到瓦格纳教授惊喜交加。
“雷舍尔和林在哪儿呢？”
好在“林”什么也听不见，瓦格纳教授也就用不着再兜圈子，直截了当地告诉图尔纳是怎样一个非凡的向导把我们领来的。
图尔纳摇了摇头，略一沉吟，笑了：“这只有您， 瓦格纳教授， 才能想得出来！”说完，他拍了拍朋友的肩膀。“他在哪儿？让我看看他。”
当瓦格纳教授揭开匣子，露出从里往外看的牛眼时，图尔纳对它鞠了一躬，而瓦格纳教授给脑子发报转达了图尔纳的致意。
“我怎么了？”林的大脑问图尔纳，但图尔纳没法向它解释，它得了什么怪病。
这就是全部故事。我们——图尔纳教授、瓦格纳教授和我——一起回到了欧洲。雷舍尔比我们到得早。对不起，我还忘了提我们的另一个旅伴。林的脑子也跟我们一起回来了。我们在柏林和图尔纳教授分了手。临别之际，他保证对任何人也不提起林的大脑这一回事。
这个大脑至今大概还活在瓦格纳教授在莫斯科的实验室里。 至少在1个月前我收到的一封信里，瓦格纳教授还写道：
“林的脑子问您好。它很健康，而且已经知道林只剩下了一个脑子还活着。这个新闻并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叫它吃惊。‘总比什么都不剩强。’这就是脑子的回答。
我进行了很多次非常有价值的观察。此外，脑细胞开始生长啦。现在林的大脑一点儿不比鲸鱼的轻。但它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聪明些……”
瓦格纳教授就此故事写道：
“不仅组织，就是从人体割下的整个器官；都能继续生存甚而生长。科学家们（布朗…塞卡尔、卡雷尔、克拉夫科夫、布留霍年科、切丘林等）已经复活了手指、耳朵、心脏，甚至狗的头颅。在用血液或与血液化学成分相近的所谓生理溶液供养的条件下，组织和器官能存活相当长的时间，组织甚至能活好几年。因此，复活大脑在科学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我怀疑是否能同这样复活的大脑进行交谈。脑和神经在工作时的确产生电磁波。这已从别赫捷列夫、巴甫洛夫和拉扎列夫院士的研究中得到了无可置疑的证实。然而，我们还没有学会‘读’懂这些波。拉扎列夫院士就此在他的一本著作中写道：‘我们暂时只能肯定这种波的存在，但还不能确切搞清它们的作用。’如果我能复活林的大脑并与之进行交谈，我会非常高兴，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可能只是一种科学展望而已。
瓦格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