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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一本正经地离开。而我开始研究林的大脑。”
在亚的斯亚贝巴找不到冰来保存大脑。当然可以把它泡在酒精里，但我的实验需要完全新鲜的脑子。于是我决定无论如何得保证大脑存活，用我发明的一种完全可以替代血液的生理溶液维持它的生命！这样我就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拥有一个活脑子。我还从它上面切下薄薄的一层做成显微切片，供其他研究用。最困难的就是给大脑一个‘颅骨’，以保证它不受感染。您会看到，我非常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我把脑子放在一个特殊的容器里，开始向它输送养料。我给它受伤的部分彻底消了毒，开始医治。根据脑组织开始结疤来看，大脑仍然活着，就像被切下来的手指在人工条件下活着一样。
在对大脑进行研究时，我一刻也没忘记我朋友图尔纳教授的命运，不管是死是活，我一定得找到他，于是我就带上林的大脑和我的流动实验室上路了。
我有希望找到图尔纳的踪迹。他是在人相当多的地方旅行的。他沿途得在村子里购买食物，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当地居民口中打听到消息。我和雷舍尔匆匆赶路，几天之后就到了提格雷高原上。
一天晚上，我决定对林的大脑进行第一次解剖。就在我拿着解剖刀走到它跟前时，一个想法制止了我。要是脑子活着，它会感到疼痛。我的手术是不是太残酷了点儿？我这不就是要使林的大脑遭到那些在本地居民宴会上被生吞活剥的牛的命运吗？您昨天不也看到那种惨状了吗？
我犹豫起来。到了最后，大概还是科学兴趣战胜了恻隐之心。要知道在我手下的毕竟不是个活生生的人，而只不过是一块‘肉’罢了。
人道主义者反对活体解剖。然而10只‘饱受折磨’的实验用的兔子不是挽救了上千人的性命吗？还有我们吃的肉呢？
管它呢！总之，我又把手术刀凑到脑子跟前，可又停住了。
有一个新的，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想法，迫使我谨慎从事，再等一等看，这种想法最终会从下意识的黑渊里浮出来，到达意识的表层。
几秒钟之后，我的意识里出现了这一想法：
“既然林的大脑还活着，那它不仅仅是只能感到疼痛。思维——是大脑的职能之一。如果林的大脑还能思维会怎样呢？他能想什么呢？能不能想办法知道这一点呢？能不能和大脑建立联系呢？要知道林还没来得及告诉我们图尔纳在哪儿，出了什么事呢。我能不能从林的脑子里掏出这个秘密呢？如果这个实验成功，那就是一箭双雕：既解决了一个有趣的科学问题，也许还能拯救我的朋友，”
“是阿姆巴吗？”我笑着提示道。
瓦格纳教授想了一下，很快也笑着答道：“对，是阿姆巴，不过不是阿比西尼亚的阿姆巴，而是抽彩一抽两中。一举两得。可以指望实验在科学方面得到很多有趣的材料，所以我就狂热地开始了工作。而工作还真不少。应该发明一种和大脑进行交流的方法，它既不能看，也不能听，未必能感觉到什么，这大概比不懂火星人和月球人的语言时就跟他们打交道容易不了多少。
我还得告诉您一个秘密：林在‘囫囵个儿’时也不聪明。有一回图尔纳告诉我，林曾经叫吃人生番抓住过，却活着回来了，而和他一起被抓的两个被吃掉了。
“这是因为，”图尔纳开玩笑地解释说，“吃人生番们发现林太笨，怕吃掉他后自己被愚笨传染了。生番们吃人不是因为饿，而是想通过吃肉获得被吃的敌人的勇气。”
“这样看来，”瓦格纳教授继续说道，“我是在跟一样非常难对付的材料打交道。但困难永远不能阻止我。”
在研究中我是这么想的。大脑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电化学过程，这个过程中会发射出无线电短波。我在两年前就组装了一台可以接收电波的仪器，用它可以接收大脑进行思维时放出的电波。我甚至还发明了一架可以自动记录波动曲线的仪器。
但是，怎样才能把这曲线翻译成人的语言呢？这就非常之困难了。我敢肯定，就是同一个想法，也会因人的心情不同而用完全不同的曲线表现出来。
“显而易见，应该掌握的既不是全部的思想，甚至也不是单个的词语——应该走另外的途径：跟大脑商定一种字母，编制一份特殊的字母表，大脑在想到某一个字母时，应该产生一种清晰的，不同于其他字母的电波，并在我的仪器上变成可见图形。总之，我找到的是一种被关在单人牢房里的囚徒在不知道狱中暗号的情况下，跟隔壁牢房的犯人通过敲打墙壁而建立联系的方法。
但这一切还是后话。首先得确定林的大脑是否能发出电波，换句话说，它是否在进行‘脑力’劳动，还是它的全部生命只在于细胞的生理存活。从理论上讲，大脑应该能进行思维。
我制造了一台十分精密的仪器，把它跟大脑联结起来。因为大脑只能发出极为微弱的电波。为了不使它由于在空间传播而变得更弱，我决定尽可能把它所放射出的全部电能统统收集起来。为此我给林的大脑罩上了细金属丝做的网，用导线把它和我的仪器联结到一起。盛着林的大脑的匣子和大地是绝缘的。这台仪器收集到的电波再传给非常灵敏的自动记录仪。一根细针再把变化刻到一条涂着特制清漆的移动电影胶片上。我不过把电影胶片当成普通的记录用材料了。
噢，该叫雷舍尔看看我干的这种事！他见到这种亵渎神明的行径一定会愤怒地咆哮起来。”
瓦格纳教授不说话了，我急切地望着他，想提个问题，又怕发问会打断他的思路。
“是啊，”瓦格纳教授又讲了起来，“仪器接收到电波，针在胶片上根据波动记下了像速记符号一样的曲线。林的大脑在思维。但它到底想的是什么，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加了7道封印的秘密。 您知道，我的记忆力好得出奇。胶片上记录下的东西现在全在我的脑子里。我把破译这份莫名其妙天书的任务交给了我大脑的左半球，也就是更好的那一半脑筋。”
商博良①在着手释解埃及象形文字时，对其所知一点儿不比我多，但他成功了。为什么我就不能破译林大脑的象形文字呢？我想。但它们很久没向我屈服。我还没办法读懂这些象形字，但我已经确定了哪些符号出现了多少次。特别经常出现的是这样一个符号：
它代表什么意思我还不晓得。但相同符号的重复已经给下一步的工作以某些支点。我望着胶片上曲曲弯弯的线条，想着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① 商博良，1790…1832，法国人，埃及学的创始人，曾制定译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基本原则。】
外部世界再不会给林的大脑造成什么印象。它现在像一个又聋又瞎的人，处于永久的黑暗和寂静之中。但它能在回忆中生活。也许胶片上的这些曲线——是大脑对亲爱的姑娘的回忆……
假如我能破译这些曲线，大脑的内部世界——‘灵魂’的最后栖身之处就对我敞开了。
这对科学是极为有益的。但我现在求索的不仅仅光是科学目的，还有一个颇为实际的目的：我得问问林的脑子，图尔纳现在在哪儿，他怎么样了。也就是说，首先得让林的脑子理解我，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大脑进行机械刺激。我打开了‘颅骨’，开始用戴着消毒指套的手指压迫大脑表层，一开始是轻轻一点，然后压得时间长一些。这就相当于一点和一横， 换句说就是摩尔斯电报码里的字母‘a’。整个的摩尔斯电码林可能不知道。但‘一点一横’的意思他大概还是知道的。我像拍电报似的断续做了几次，然后就开始教德语字母表的下一个字母。第一堂课让脑子记住a、b、c、d四个字母就相当不少了。”
与此同时我也在观察胶片。在上这独特的一课时，胶片上出现了一些新的曲线和线条，波幅也规律得多了。我认为这是我的信号已经被大脑接收到。也许它被这种按压吓着了，也许会把这当成自己生病了。不管到底是什么吧——大脑总算有了反应。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反复给大脑上课，直到它意识到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刺激为止。但愿它能理解人家想要它干什么！
遗憾的是，我这个非凡的学生是个大笨蛋，图尔纳说的没错。
我只想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大脑对我的‘一点一横’的按压所发出的信号用电波做个回答——在胶片上有个明显的反应。后来，由于模仿这个或那个字母的信号，或是模仿在受到按压时产生的相应感觉，大脑可能不由自主地获得了用信号向我一个接着一个发出字母信号的能力，这样它就有可能开始和我交谈了。
我就不一一列举这一困难重重又极需细致耐心的工作的每一阶段了。我只说一点，那就是我的顽强和发明精神都经受了无数巨大的考验。但耐心和孜孜不倦的辛劳终于战胜了一切。林的大脑最终说话了。
几天之后，林的大脑开始重复我发出的字母讯号，也就是说，想这些字母，它发射出固定的电波，在胶片上变成特定的符号。我开始打乱次序‘口授’字母，大脑一点不错地重复了它们。事情办妥了。
不过，大脑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它能把字母连成词，理解其意义吗？我‘口授’了一个字‘林’，等着大脑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把它重复一遍。但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胶片上显示的信号是：‘我’。林显然是在回答：‘是的，我是林。’这个回答令我是那样欣喜若狂，在那一瞬间我甚至要认为，吃人生番们不愿意吃林的脑子是大大失算了呢，他的想象力比我预期的要强得多。
以后的事就好办一些了。又经过几次实验后，我准备要和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