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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做了。只有纯思的人，才会对运动感到茫然不解；而对于冥思者来说，它是不言而喻的。前者不论如何完整地把他的困惑还原为体系，其结果都是体系化的，而非观相学的，是逻辑地和数字地排列的纯粹的广延，在那里，除了既成的死物而外，没有任何活生生的东西。
正是这一点使得歌德——他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计算者——发现，“自然没有体系。它只有生命，它就是生命，是从一个未知的中心到一个不可知的境界的连续性。”对于还没有在自然中生活而只是认识自然的人来说，自然有一个体系。但是，它仅仅是一个体系，再无其他，运动则是它里面的一种矛盾。那矛盾可能会被灵活的定则掩盖起来，但它会继续存在于那定则的基本概念中。德谟克利特的碰撞与反碰撞、亚里士多德的隐得来希、从14世纪奥卡姆主义者的“动力因”到辐射的量子理论中的力的概念，全都包含有这个矛盾。读者不妨在一个物理系统之内把运动设想为那一系统的老化过程（ageing）（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正如观察者的生命经验所显示的），这时，他立刻且明显地会感觉到，在“运动”一词及其所有派生的观念中固有的宿命性，才是它们的不可克服的有机内容。但是，跟老化没有任何关系的力学，必定也跟运动没有关系；因此，既然没有一个科学体系不包含有运动问题，那么，一个完整而自足的力学就是不可能的。不论是这个地方还是在那个地方，任何体系总会有一个有机的出发点，使当下的生命可以由此进入体系之中——这个出发点就是一个连接着有心智的婴儿与有生命的母亲、亦即思维与思维者的脐带。
这也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说明了浮士德式的自然科学和阿波罗式的自然科学的基础。没有一种“自然”是纯粹的——在它之中，总有某种历史的东西。如果人是非历史的，像希腊人那样，那他的总体的世界印象便吸附在一种纯粹由点形成的现在中，他在每一个别时刻的自然意象便是静态的、自足的（也就是，将过去和未来排除在外的）。时间作为数量很少出现在希腊物理学中，如同亚里士多德的隐得来希的观念中就不包含时间因素一样。相反，如果人是历史地构成的，那他的自然意象便是动态的。数字作为对既成之物的确定评价，在非历史的人的情形中是度量，在历史的人的情形中则是函数。一个只是对现在的东西的度量，一个只是对有过去和未来或者说有一个过程的东西的探究。而这一差异的结果便是：运动问题的内在不连贯性在古典理论中被掩盖起来了，而在西方理论中被推到了前景中。
历史是永恒的生成，故而也是永恒的未来；自然是既成，故而也是永恒的过去。可是在这里，似乎发生了一个奇异的逆转——生成已经失去了其之于既成的优越性。当人类的才智从自己的领域即既成中往后看的时候，则生命的方面便会颠倒过来，承载着目标与未来的命运的观念，转变成机械的因果原理，而这一原理的重心，则在于过去。于是，空间的经历被提升到瞬时的生命之上，而时间，则被空间的世界系统中的长度所取代。然而，既然在创造性的经验中，广延出自于方向，空间来自于生命，则人类知性把生命当作是一种进入无机空间的历程，显然只是一种想象。生命把空间视作是在功能上属于自己的一种东西，而心智却把生命视作是空间中的一种事物。命运会问：“往何处去？”，因果律会问：“自何地而来？”故而，所谓建立一个科学的系统，意味着从既成的和已经实现的事物出发，沿着一个机械地构想的过程倒溯回去，也就是通过把生成变化的过程处理为一种空间的长度，以追寻“原因”。但是，人是不能往回生活的，而只能往回思考。时间和命运其实是不能逆转的，所能逆转的，只是物理学家所谓的“时间”，他把他公式中的时间视作是可以分割的量，尤其是一种否定性的或想象的量。
这一乖谬的困境一直是存在着的，尽管很少有人看出这是天生的和必然的。在古典科学中，爱利亚学派拒绝承认在运动中来思考自然的必然性，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逻辑的观点，认为思维即是一种存在，并由此推论，被认知物与广延是同一的，故而知识与生成过程是不可兼容的。他们的批评一直未被反驳，也不能反驳。但是，他们并不能阻碍古典物理学的演进，因为古典物理学是阿波罗式的心灵的一种必然的表达，故而超乎一切逻辑困难之上。而在巴罗克时代由伽利略和牛顿所奠定的所谓“古典”力学中，也一再基于动力学的思路，寻求对运动问题提出一种无懈可击的解答。一种觉得自己的自我受到某个困难的威胁的思想，以其不知疲倦的全部激｜情一直在反复阐述着力的概念，这一阐述的历史不过就是为了给运动找到一种无懈可击的、数学的和理论的形式而作出努力的历史。其最后一次严肃的尝试——像其他各次尝试一样，必然要归于失败——即是赫兹作出的。
赫兹没有找到所有困惑的真正源头（迄今还没有一个物理学家做到了这一点），他企图整个地消除力的概念——他觉得，一切力学体系中的谬误应在这样或那样的基本概念中去寻找，这是正确的——而把整个的物理学图象建立在时间、空间和质量这三种量上。但是，他没有发觉，时间本身（作为一种方向因素，它呈现在力的概念中）是一个有机的要素，没有了它，就不可能表达出动力学的理论，可是有了它，就不可能获得清晰的答案。进而言之，撇开这一点不说，力、质量和运动的概念所构成的乃是一个教条式的单位。它们互为条件，以致应用其中的任何一项，自一开始即已暗中牵涉到另外两项。有关运动问题的整个阿波罗式的概念，即已暗含在根词αρχη（始基）当中；而有关它的整个西方的概念则暗含在力的观念中。质量的观念只是力的观念的补足物。牛顿——具有一种深刻的宗教气质——在阐明“力”和“运动”这两个词时，说到质量是力的附着点，是运动的承载者，这也只是表达了一种浮士德式的世界感。13世纪的神秘主义者也是这样来想象上帝及其与世界的关系的。牛顿在他的名言“假设不是杜撰”（hypotheses non fingo）中无疑拒斥了形而上学的要素，但同时，他在建立他的力学的时候彻头彻尾地是形而上学的。力即是西方人的机械的自然图象；就如同意志之于他的心灵图象，以及无限的上帝在他的世界图象中的地位一样。物理学的这三种基本观念远在第一位物理学家诞生之前，即已根深蒂固，因为它们是深植在我们的文化最早期的宗教的世界意识中的。
六
由此显见，物理学中的必然性概念也有一个宗教根源。不要忘记，支配着我们的才智之士之自然理解的机械的必然性，是以生命本身之中的另一种有机的和命定的必然性为基础的。后者创造，前者限制。一个是来自内在的确信，另一个则是来自论证；这就是悲剧的逻辑与技术的逻辑、历史的逻辑与物理的逻辑之间的区分。
进而，必然性内部的许多差别是到目前为止一直不愿正视最敏锐的洞识的科学（有关因果关系的科学）所论定和假设的。在此，我们面临着一个既十分十分困难又十分十分重要的问题。一种自然知识即是（不论哲学如何表达这一关系）认识活动的一种函数，这认识活动在每一情形中都有其特殊的风格。因此，一种科学的必然性具有的是适应于才智的风格，这立即把形态学的差异引入了认识的领域。在自然中，甚至在不可能表达为自然定律的地方，也可以看到一种严格的必然性。事实上，对我们来说属于科学中自明的、本有的表现形式的自然定律，对于其他文化的人来说却并不如此。它们以一种特殊的理解形式、故而亦为一种特殊的认识自然的形式为前提，那就是独特的浮士德式的形式。而在机械的必然性的概念中，并不存在内在地荒谬的东西，在那里面，每个个别的情形在形态学上皆是自足的，不可以准确地复现，故而在那里，所获得的知识也不可能被归于一个一致有效的公式。在这种情形中，自然显得（从形态学上说）像是一个同样不会重复出现、也缺乏周期性的无限小数。因此，毫无疑问，它也是古典心智所设想的一种必然性——这种心智的情感显然以它们的基本的物理概念为基础。例如，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的固有运动就是这样来排除先行计算运动的任何可能性的。
自然定律是认识对象的形式，在那里，各别情形集合在一起形成为一个高级的单位。活生生的时间被忽视——也就是，那情形是否发生、何时发生或如何发生，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问题不在于编年的顺序，而在于数学的结果。但是，在我们的意识中，觉得世上没有什么力量能撼动这种计算，我们的追求制服自然的意志就是基于这种意识。那其实就是浮士德式的意识。只有从这一角度看，神迹才显得像是自然定律的一种裂隙。麻葛式的人在神迹中看到的只是一种力量的运作，这力量非所有文化的人所共有，也绝不与自然定律相矛盾。古典的人，根据普罗塔戈拉的观点，只是万物的尺度，而非万物的创造者——这一观点不自觉地全然忘记了通过定律的发现和运用来征服自然。
因此，我们看到，因果原则只是一种西方的现象，更严格地说，只是一种巴罗克的现象，对于我们来说，其在形式上的必然性是自明的，那是我们的数学、物理学和哲学所共同承认的真理基础。因果原则是不能证明的，因为以西方语言提出的所有证明以及由西方心智所导引的任何实验，都已先行预设了自身的存在。在每一问题中，对问题的阐述本身就包含了证明的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