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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如果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大纵深作战样式问题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具有较多理论性的话，那么在各军区，这一理论问题越来越具体化，而且得到了实践性研究。
从30年代起，我们的军事理论就是这样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在随后年代，随着军队改建的完成和军队装备更现代化的新式武器，这一理论已成为战术和战役法领域大纵深作战样式的完美构想。
除了已经提到的人外，还有很多同志参加了这一工作。其中必须提到C．H．博戈米亚科夫、B．Д．格连达利、A．B．基尔皮奇尼科夫、B．К．莫尔德维诺夫、Π．Д．科尔科季诺夫、Б．Π．捷普林斯基，等等。这些人当时基本上是年轻干部，他们充满了巨大热情和对苏联军事理论发展必定成功的信心。
就在那几年，军队开始以实施战斗的新原则为基础重新进行训练。早在1931年，乌博列维奇就印发了第一本非正式的大纵深战斗守则。1933年，颁发了由A．И．谢佳金拟定的工农红军司令部正式守则。
1929年野战条令当时已经显得陈旧，于是在图哈切夫斯基领导下制定了新的1936年野战条令，它第一次完整反映了大纵深战术原则。
条令纲领性的一条指出：“敌人应在其配置全纵深遭到牵制、合围和消灭。”（第164条）
那些年还出版了第一批论述战略、战役法及独立使用摩托机械化兵团、航空兵和空降兵的重要科研成果。①
①在当时出版的学术著作中，应该列出以下几部：
H．E．瓦尔福洛梅耶夫：《突击集团军》；
M．P．加拉克季奥诺夫：《战役的速度》；
B．A．梅利科夫：《战略展开问题》；
Я．M．日古尔：《现代战役》（这部著作没有正式出版，手稿也已遗失）；
还有A．M．拉普钦斯基等人的著作。
1932年，Г．C．伊谢尔松写的小册子《战役法的演变》出了第一版（增补的第二版于1937年问世）。该书研究了现代战争中武装斗争样式和方法的发展，对大纵深战役理论进行了论述。书中强调，我们已经站在军事学术新时代的前沿，应该从线式战略转到大纵深战略。
1932年12月，在中央红军之家为该书举行了书评会。军训部长A．И．谢佳金作了主要报告，指出“该书很有教益，为战役思维提供了有益的创造性的范例和正确的方向。”
谢佳金在报告结尾指出，“总的说来，这部著作略做修改后，能很正确地阐明战役法问题”，“看来是对这一伟大事业的第一个和极其宝贵的贡献”。（见《战争与革命》，1933年第1、2期合刊第113—118页。）——原编者注
如今我们在回顾上次战争中苏军进行的许多光辉的大纵深战役时，应该记住我们研究的30年代。正是在那时第一次研究并确定了大纵深战役的原则。当然，这只是开头，大纵深战役的初期构想远不是完美的，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但是，已经有了开头，它为今后进一步发展我军战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已经是30年代后半期的事，当时我国已处于1937年事件和伟大卫国战争前夕的紧张局势之中。
30年代后半期，苏联军事理论在战争威胁日益临近、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爆发一系列战事的形势下发展着。这一阶段就其内容而言是复杂、矛盾、多变的。使红军经受艰难考验的个人迷信对这一阶段造成了消极影响。但是，即便是在这几年，我国军事理论也在继续完善和深化。
1936年，红军的改建和换装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当然，由于技术不断发展，得到改进的新式武器不断出现，永远不能认为这一进程已经完结。
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新样式继续得到完善和发展。30年代事件的一个特点是欧洲大陆的武装力量剧增。随着事件的发展，这些样式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承认和肯定。现在，西方资产阶级军事理论思想堂而皇之地从我军搬用这一构想，开始在其正式出版物中公开谈论它、发展它。法西斯德军统帅部关于使用坦克兵团和对战斗队形实行纵深梯次配置的已经非常具体的观点，从对它的一般论述中破壳而出。
1936年，法西斯坦克战理论家古德里安①将军提出了进攻中使用坦克兵团的以下方法：第一梯队直接通过防御的战术纵深，对防御预备队实施冲击（这如同我发展突破梯队）；第二梯队进攻敌炮兵（这如同我远战群）；第三梯队在防御的战术纵深冲击步兵（这如同我直接支援步兵群和远距离支援步兵群）。按照古德里安的意见，在此情况下，使用装甲师特别有效的时机是：防御已在某一地段被打开，坦克在此刻突然出现，将使这些装甲师能够立即贯穿防御地带，进至机动地区。此种冲击的全部方法，与我军早在1932—1933年就已采用的大纵深战斗基本方案雷同，只在冲击顺序上有所变化。
①古德里安（1888—1954），德军上将（1940），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1907年毕业于候补军官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骑兵服役。战后在坦克部队任职，开始研究坦克作战问题。1935—1939年历任坦克师长、坦克军长等职。1940年任坦克第2集群（后为坦克集团军）司令。1941年12月因在莫斯科战败被解职，编人预备军。1944年出任陆军总参谋长，次年又因对苏作战失败被革职，并退出现役。著有许多著作。主张通过坦克闪击战夺取胜利。——译者注
于是，战役的大纵深布势和确定战役纵深，越来越被认为是现代条件下具有特色的问题。不过，我们已经从这些基本原则上升到掌握大纵深战役实施艺术的高级阶段。这一任务要求建立专门学院，以深入研究战役法和培养有学问的高级司令部指挥员。就此而言，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的范围已显得狭小，因此到1936年初就提出了开设特别的军事学院作为最高战役教育机关的问题。1936年秋季，这所学院正式成立，被命名为总参谋部军事学院。这对于进一步发展战役法理论具有重大意义。我军指挥干部训练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并进入了新的阶段。
总参谋部军事学院
对大纵深战役理论的研究在新的军事学院取得了进一步发展，但是仍局限在战役范围，学院训练计划追求的目的也还是培养组织与实施现代战役的能手。这实际上把学院变成了为高级司令部培养干部的技术学校。从军队实际需要的角度看，这样做在确立新战役样式时期是正确的。但是，那样狭窄地提出任务，也隐藏着消极的一面。大纵深战役理论到1936年已经达到那样的发展水平，在此水平上运用这一理论已不能排除战略成分，而只有战略尺度和整个战区的情况，能够使它具备可以理解的、在现有条件下有说服力的指导性意义。
在战役系这个研究新战役样式的第一级机构，大纵深战役研究还局限于大纵深战役本身，即脱离总的战略情况。但是在制定大纵深战役基本方案后，已需要另外一种研究方法。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需要将大纵深战役作为完成一定战略任务的手段来研究，并根据它在该战区可能进行和发展的情况，赋予具体的方向。换言之，为了将大纵深战役既定方案变成实际，需要给它设置某种战略背景，使其具有战略内容。
当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开始工作后，这一切就十分清楚了。但是，关于必须在学院以某种形式开设战略课程作为战役法基础的些微暗示，却遭到了上面的反对。当这一问题被提到开学前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时，总参谋长叶戈罗夫元帅有些生气地质问学院代表：“你们在战略上能做些什么呢？拟制战争计划？研究战略展开？或者进行战争？谁都不会让你们干这些，因为这是总参谋部的事！”
对于这样提出问题，当然无法表示异议。院长Д．A．库钦斯基是一个头脑灵活而又实际的人，也是出色的组织者，他赞同元帅的意见，拒绝在学院开设战略课。但是，问题当然不是要在学院研究属于总参谋部职权范围的战略性实践问题，而是要使战役法课程贴近现实的军事政治形势，这种形势是由于法西斯德国庞大的侵略军在欧洲中心展开而形成的。为此，必须判断我国西部边境新的兵力对比和部署；必须分析和研究发生战争的可能情况和战争初期的特点。这一切，使战役法课程正在贴近战略范畴和战略问题，要求在这方面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图哈切夫斯基指出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要回答整个未来战争将有什么特点是不可能的，因为战争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改变自己的方式、特点而无法预见。但是他指出：“对于战争第一阶段，应该在和平时期就正确预见，在和平时期就正确判断，并且需要正确准备应对。”①遗憾的是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没有做这一工作。这就是我们的军事思想不能在战前对军事行动在我边境地区爆发的可能和条件进行正确、灵活的战略分析的原因之一。高级指挥机关的代表也不愿在学院就战略问题讲一讲课，只有图哈切夫斯基在1937年初就现代战争的一般问题讲过一课。不过应当指出，军区司令员И．Э．亚基尔和И．Π．乌博列维奇在学院就大纵深战斗和摩托机械化部队使用问题作过报告，并与教员一起进行了军事导演。旅级①Г．Π．索夫罗诺夫，当时的空降兵使用问题研究小组组长，和学员一起做了作业，给教员介绍了这一新问题。
①《图哈切夫斯基选集》，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4年版，第1卷第261页。——作者注
①1935年苏军实行军衔制时，只设了苏联元帅和校官、尉官，不设将军（认为将军是资产阶级的官阶）。上校至苏联元帅之间的军衔设旅级、师级、军级、二级集团军级、一级集团军级。政治干部则相应设旅政委级、师政委级、军政委级等。1940年5月改革军衔制时决定增设将军——少将、中将、上将、大将，分别代替原来的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