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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崇拜者，在他的作品里，我们看不到狭隘的爱国主义的痕迹，而在一些人那里盲目崇拜思想可是根深蒂固的。对于人性，他不仅有着透彻的理解，还有健全的道德标准和温和的伦理标准。除此之外，在对外部的事实及所描写的人物背景方面，他也有着深厚的知识和深刻的理解。虽然近代研究对他的史实有不少修正，但这丝毫不损他的形象，而且他的人物就正像他所描写的那样，即使在近代读者这里仍栩栩如生。许多古代伟大而又声名较好的，至今还在流传的人物都是普鲁塔克创造的。而他所描写的人物，有的已经成为莎士比亚戏剧中《恺撒》、《克利奥雷娜》、《安东尼》、《克里奥帕特拉》的原型。莎士比亚这些剧本的资料部分是依靠（因为我认为莎士比亚关于古代知识来源是有限的。）托马斯·诺斯从雅克？阿米欧翻译的法文版《普鲁塔克》中得来的。在《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这两个剧本里，我们明显看到这样的痕迹，有些人物的语言看起来都是从诺斯那里不加以改变而照搬过去的。在托马斯·诺斯的译本出现一百年后，大翻译家德莱敦对普鲁塔克传记进行了补充，但他只在原文的某一部分上做了一些工作。19世纪英国诗人阿瑟·克拉夫对这一译本进行了校订，使之成为了英语读者心中的标准译本。
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学者，这个观点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矛盾？但事实上并不矛盾。因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后，首先意味着古典趣味的复活。希腊文明遂成了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共同崇拜和研究的对象。19世纪后，通过对古代文献和其他材料的科学考察，使得这种研究更进一步深入了。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和视域的优点，近代的历史学家知道了希腊很多连当时希腊人自己都不知道的历史。在英国的文学中，有些声名显赫的作家，比如乔治·格罗特，本杰明·周伊特，J·P·马哈弗，吉尔伯特·默里，J·B·贝里等，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修昔底德的生涯及其时代的史料，而这些都是希腊的历史学家提供的比较少的。我们不得不从我们有限的大纲中省略一些法国的、意大利的和德国的历史学家的作品。尽管一些务实的职业技术教育者从一些学校和大学课程中取消了希腊语，我们暂且不管这个行为的动机和结果。实际上，我们仍可以从现代教育中看到古代希腊文化的精神。其中原因就在于，文学比教育会议和大学评议会议更能了解我们应该读什么和应该想什么。举个例子，许多专家就是由于格罗特所写的《希腊史》中许多不够精确之处而有诸多的抱怨。但是他在英国的文学史中，还是具有重要地位的，至于他在所谓科学的历史学派中的地位如何我们就不管他了。我对为什么把吉本、格兰特、达尔文或者赫胥黎那些人所写的真正属于专业领域的东西纳入到广阔的文学世界中去的原因是不清楚的。作者在进行写作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对文学或历史等学科是没有什么清楚的界限的。格兰特所写的东西虽然通俗易懂，但是我并不认为学生们读了他的作品就能够领会希腊的精神实质。确实，他的作品可以让人们比较精确地体会到英语这种语言的语法特点是直接清新的，对于这点，我们毋庸置疑。马哈弗的作品也具有这样的特点。马哈弗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位艺术家了，在他的《希腊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古老的文明在复活，或者也可以说还继续活着。剑桥大学的近代史教授J·B·贝里要比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稍晚一些，在他的《希腊历史》中，学者精神和艺术家的气质融为一体。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这真是一中幸运的结合——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他记下了曾经艺术最辉煌城市的文明以及它的人民的生活状况。
《文学史纲》 Ⅱ希腊的史诗（1）
第六章希腊的史诗：荷马—赫西俄德
于是我感觉就像天空的守望者
当一颗新行星游进了他的视野；
——济慈
公元前8世纪或公元前9世纪的时候，生活着一个双目失明的吟游诗人，他经常在小亚细亚希腊各城邦中吟唱民谣，或者吟唱由传说改编而来的诗歌。他的名字就叫荷马。他或许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他或许就是一个人，或者他的名字代表着一群人，或者他的名字是个诗派的名字等这些问题至今还让很多学者们争论不休。在希腊许多城市，都争相争夺传说中荷马诗人诞生地的殊荣。
我们无法了解荷马的生平。在希腊的历史和批评史上，大概在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希腊人开始调查荷马的起源，着手研究有关荷马的文献。其实，希腊人对荷马也知之甚少，差不多和近代的读者一样，都觉得荷马是个神话和传说中的人物。柏拉图和亚底士多德，假如仅从文献上来判断，他们知道有关荷马的史料比我们知道有关莎士比亚的要少得多。原因就在于，莎士比亚生活在有印刷机的时代，他或许都看到过他的作品被印成各种版本，就像近代的读者们所看到的一样。然而，很难相信，一个受过教育的雅典人在伯里克利时代没有看过任何版本的荷马诗歌的手抄稿，就能把荷马诗歌牢记在心。但是，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记忆，我们就无从得知了。大概在公元前六世纪，文学家、政治家的庇斯特拉图收集整理了荷马的诗歌，并用今天我们所用的形式记载了下来。后来的学者就是根据这一版本而编纂了《荷马史诗》。而《荷马史诗》的原创作者问题最早是由18世纪末的德国学者弗里德利克·沃尔夫提出来的，这一问题直到今天还在争论不休，没有得到最终解决。
上述这个问题，是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们所关注的。然而其中有两三个方面可以引发我们很大的兴趣。首先，我们所提到的诗，是起源于口头吟咏的某些歌谣样的东西。如果它的意思是“最初”的、“粗糙”的，那么不仅在原始社会，就连我们今天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也存在着这种形式。因为，荷马的诗歌，包括其中的神话机制，都不是幼稚的，而是像成年人一样成熟。就像但丁、弥尔顿、丁尼生或勃朗宁夫妇等诗人的诗歌一样。《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伟大的
作品所表现的高超的结构技巧，后代的诗歌没有一部能超越得了。尽管荷马是古代社会的人，他的诸神不再统治今天的天庭，虽然在后来的希腊人看来，荷马始终被过去神秘的迷雾所包裹，但这并不意味着近代的几个世纪我们没有创造很多作品。荷马不是深埋在地底下的一件古董，他依然存活在人们心中，因为他所表达的思想，人们可以理解，他的作品人们可以欣赏，然而，他更是一个超级故事大家。荷马以其高超的艺术造诣在文学史上赢得了不朽的地位。
《文学史纲》 Ⅱ希腊的史诗（2）
我们或许不该在这个事实上谈论太多，但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荷马的诗歌朗朗上口，听起来是那么的动听悦耳、和谐迷人，是那些吟游诗人最喜欢反复吟唱的。但这还不是荷马诗歌美丽音律的全部魅力之所在，实际上对后代的诗歌来说，这是相当具有魅力的。甚至，今天的诗人们在考虑他们已经出版了的作品时，也是这样做的。真正的诗人创作诗歌的同时也是在用耳朵写作，他在听自己在吟诵什么。然而在文学的记录和保存方面这种创作形式就有所改变。但创作散文、诗歌的时候，在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感觉上还是没有必要改变的。根据华兹华斯的邻居们说，他经常一边在乡村小路上徘徊，一边低声吟诵着自己诗篇。丁尼生在他的作品面向观众之前也喜欢向他的朋友们朗诵。每一个诗人，不管是自惭形秽的，还是声名远播的，在创作诗歌的时候，都会反复吟诵自己的诗歌。因此，荷马的反复吟唱就像演奏七弦琴一样，启发了我们。因此，这其中的意义，并不像吉卜林主观想象的那样，而在他模仿荷马反复吟唱自己的诗歌中。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荷马可以被称为“近代”诗人，他就好像是一两天前还生活在我们生活中的人物一样，而他短暂的一生作为人类的一部分被记载到了文学中。这也算是对两个与文学真正相关的传记问题的回答，即，首先这个传记到底是谁写的；第二，传记是怎样与我们发生联系的。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不管这个人是否叫荷马，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天才，创造了或者根据材料创造改编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篇结构谨严，风格上一脉相承的宏大诗篇？因为它们的结构紧密，风格上一脉相承，所以即使最挑剔的批评家都无法从中挑出一个小毛病。对有关荷马的一切问题，马修·阿诺德在他的《论荷马的翻译》一文中，已经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答案。后来的学者在阿诺德的几个观点上做了些修正，尽管我并不知道这样的修正是否是正确的，但我还是相信他们的所为。而阿诺德也要求人们来修正他的观点，尽管他的武断态度，不过那也是一种罩在敏感、爱刨根追底之心上面脆弱的外壳。尽管人们认为读懂《荷马史诗》最好的途径就是直接读原著（其实对我们而言也是翻译本），这样才能避开翻译者的干扰。但我还是觉得，读懂《荷马史诗》的最好办法还是读阿诺德的论文。这对英语读者来说有两种好处，一个就是有关荷马的介绍；第二个就是这篇文章本身也是散文中的精品名篇。
让我们直接进入到《荷马史诗》中来，《伊利亚特》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它描述的是希腊人攻打特洛伊的情景，这个攻城只花了几天的时间，但是荷马在叙述中穿插、回顾了此前持续九年的战争，以及引发战争的原因。实际上，希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