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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骑马离开旅馆、沿马道而上时，梅森的眼睛里透出了沉思的神色。
“那现在怎么办？”德拉·斯特里特问。
“关于如何上马的那番话使我想到——你知道，一个律师必须要留心细节问题。”
“如何上马跟这有什么关系？”她问道。
“非常有关系——也可以说没有。”
她驾马靠近他。
“小事，”梅森说，“普通观察者不注意的微小细节能说明全部情况，假如一个人能明白小事的重要性，就没有人能对他撒谎了，拿那个管马人为例，来这里的人都有钱，他们该是聪明的；通常他们受过金钱所能买到的最好的教育，他们常常夸大他们的能力，就像骑手为了得到更好的坐骑一样。他们完全忘记了那些能证明他们的话是谎言的小事。管马人站在马桩旁边，似乎看不到什么，而他却能看出一个人究竟对马懂多少。一个律师应该懂得这其中的意义。”
“你是说律师应该对所有那些事情都懂？”德拉·斯特里特问。
“他无法一切都懂，”梅森说，“要不然他就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了，但他应该知道那些基本事实。他应该知道如何去获得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他所需要的准确知识，以证实当一个人言行不一时，他是在撒谎。”
望着他那略微拉长的脸和疲倦困乏的目光，她说：“你对这桩案件非常担心。”
他说：“18年前，一个人被吊死。可能他是有罪的，也可能他是清白的，但毫无疑问，他被吊死是因为律师犯了一个错误。”
“这个律师做了什么？”
梅森说：“除了别的以外，他做了一个前后矛盾的辩护。”
“法律不容许那样吗？”
“法律容许，但人性不容许。”
“恐怕我不明白。”
梅森说：“当然，法律在过去的20年里已经改变了很多，但人的本性却没有改。按当时使用的法律程序，一个人可以提出无罪的辩护请求，到法院努力证实自己无罪，他也可以提出精神异常的辩护要求，这可作为案件的另一部分同时进行审理，也就是面对同一陪审团，作为整个案件的一部分。”
她用目光打量着他，这目光能看到外表之下的深处，能看到只有女人从男人身上才能看到的那些东西，而且还要在她同他有了长期亲密的关系之后。
突然，她说：“我们忘了这桩案件吧，来个舒适轻快的慢骑，陶醉于沙漠的气息，等早餐之后再谈正事。”
梅森点了点头，用马鞭抽了一下马，他们向前跑去。
他们将村庄抛在后面，顺着蜿蜒的峡谷而上，来到一片傍水的棕榈树林。他们翻身下马，躺在沙地上望着紫色的阴影在绵延起伏的山脊保护下的深凹处躲避阳光，沙漠的静寂降落在他们身上，打消了他们谈话的欲望。茫茫的静寂使他们感到平静、满足，也使他们的灵魂得到了净化。
他们默默地骑马返回。梅森冲了个澡，吃完早饭便安然沉睡。他直到下午才接待了约翰·威瑟斯庞，他和德拉是在遮荫的阳台上接待他的，这里装有遮阳罩使人免受沙漠上耀眼光芒的刺眼之苦。山的阴影在悄悄地爬过峡谷，但还要有几个小时才能到达旅馆，暑气干燥而又酷热。
梅森坐下来，开始平静地回顾这桩案件。
“你对这一案件的大部分情况都很熟悉，威瑟斯庞，”他说，“但我想让斯特里特小姐拿到照片，我想通过事件的逻辑顺序了解此案来澄清我自己的看法，所以我将详细询问你已知道的情况，这可能会使你感到厌烦。”
“那就开始吧，”威瑟斯庞说，“相信我，梅森，如果您能令我相信那人是清白的……”
“我不敢肯定我们是否能让我们自己相信，”梅森说，“至少不是从这些我们现在已有的材料，但我们至少可以按照冷静的推理来考虑它。”
威瑟斯庞绷紧了他的嘴唇，“在缺少反面证据的情况下，陪审团的判决是有约束力的。”
“1924年，”梅森说，“霍勒斯·莱格·亚当斯同大卫·拉特威尔合伙做生意，他们有一家小制造厂，他们完善了一项有希望带来巨大潜在价值的机械改良。突然，拉特威尔消失了，亚当斯告诉他的合伙人的妻子说拉特威尔到里诺出差了，她肯定要不了几天就可以收到他的信，但她没有，她查了里诺旅馆的记录，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亚当斯还撒了别的谎，但它们并不完全一致。拉特威尔夫人说要叫警察。面临被警察调查的威胁，亚当斯编了一个全新的谎言，并且是第一次告诉她。拉特威尔夫人叫来了警察，他们进行了调查，亚当斯说拉特威尔曾向他承认他的婚姻不美满，他爱上了一个年轻女人，这个女人的名字案中没有，她被报纸和法院称为‘X小姐’。亚当斯说拉特威尔告诉他，他要同这个女人私奔；请他告诉他妻子他已去里诺出差了，以此拖住她；还说亚当斯要像平时一样继续工作，保管拉特威尔那份收入，每个月给拉特威尔的妻子200美元的零用钱，一直等到他收到拉特威尔有关剩下的钱如何处置的来信为止，拉特威尔想在他妻子能够阻止他之前彻底逃脱。”
“那时，亚当斯编了一个令人可信的谎言，但由于他早先自相矛盾的陈述，警察进行了彻底的调查，他们在制造厂的地下室发现了被埋的拉特威尔的尸体。有很多情况证据表明亚当斯有罪，他被逮捕；又不断出现了更多的情况证据，亚当斯的律师显然害怕了，很明显，他认为亚当斯没有告诉他事情的全部真相。在审判时，他可能会面对令案件更加绝望的、出人意料的证据。”
“原告方结束了控证，所提供的是一系列给人印象深刻的情况证据，亚当斯出庭做证，但他没能很好地证明自己，他被盘问困住了——或许他并不十分明白那些问题，也许是因为他有些慌乱。他显然不是那种能在拥挤的法庭和12个板着面孔的陪审员面前伶牙俐齿、清晰思维的人。亚当斯的律师提出精神错乱辩护，他叫来了亚当斯的父亲，他为那些常见的事情做了证，而这些事情是每个家庭为挽救孩子免于死刑都能发掘出来的。很小的时候摔了一跤，头被打了一下等等，但也有不利的证据——主要是霍勒斯·亚当斯年轻时有折磨动物的嗜好，他会把苍蝇的翅膀扯下来，把它们穿在针上，兴奋地看它们挣扎——实际上，这种折磨动物的变态心理似乎成了辩护中反复唠叨的事情。”
“真是不幸。”
“为什么？”威瑟斯庞问，“这可以证明精神错乱。”
“这会招致陪审团的反感，”梅森说，“很多孩子都扯苍蝇的翅膀，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要经历本能残忍的一个阶段。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心理学家对此给予不同的解释，如果在人的生命受到审判时，扯进许多早年残忍的行为，并夸大歪曲它们以设法证明精神错乱，用这种方法很难赢得陪审团的同情，而且，亚当斯和律师依赖精神错乱辩护的事实，表明在这桩案件中，他自己就不相信亚当斯有关拉特威尔说的话。”
“情况证据可以讲是世界上最荒谬的假证，环境情况不会撒谎，但人们对于环境情况的理解常是错误的。很明显，与此案有关的人中，没有任何人对仅仅依赖于环境情况的案件如何进行分析具有最起码的知识。那个地方检察官是个机敏、聪明、具有政治野心的检察官，后来他成了州长，而被告的律师是那种沉溺于法律空洞理论的抽象知识的书呆子——对人性一点儿也不懂，他只知道他的法律，记录的每一页都显示出这一点；他不知道他的陪审员，几乎记录的每一页也都表明了这一点，亚当斯被宣判犯有一级谋杀罪。”
“案件被提出上诉，最高法院裁定这是情况证据案件，由于亚当斯的律师在提出自己的观点以及果断地论证这些论点方面的细心，程序上没有出现什么错误，陪审员们对证人进行了听证，看到了他们在证人席上的举止，因此，他们是事实的最佳判官，原判决被确认，亚当斯最终被处决。”
威瑟斯庞的声音里带有某种辛酸的感触。他说：“您是专门为那些被控犯罪的人辩护的律师，我知道，在凶杀案中，您的被告从未被判有罪。尽管您的观点会自然地偏向被告，但您无法告诉我这个人无罪。在我看来，他的罪行是确凿的。”
“我不能说他是清白的，”梅森说，“但我也不会说他是有罪的。与案件相关的情况从未彻底调查过，我想调查一下。”
威瑟斯庞说：“无论您持有多大的偏见，这惟一的事实是：您无法找到任何东西来减轻……”
“喂，等一下，”梅森打断了他，“首先，这不是过去吸引过我的案件。它缺少壮观场面所有的成份，这只是一桩悲惨而又普通的凶杀案。假如不是主动提供给我的，我可能不会接这桩亚当斯案件，我喜欢带有神秘和奇异色彩的东西，因此，我没有偏见，我是公正无私的——我不相信这人有罪。我相信的是对这个人的判决更多地是由于他的律师处理案件的方式，而不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
威瑟斯庞几乎就像自言自语地说：“如果他是有罪的，几乎可以肯定这孩子将会继承那种天生的残忍性格和折磨动物的欲望。”
“许多孩子都有。”梅森指出。
“但随着年龄的长大就会消除掉的。”威瑟斯庞解释道。
梅森点头表示赞同。
“马文·亚当斯已足够大了，应该消除掉了，”威瑟斯庞接着说，“我想，首先我要看看他对动物的态度。”
梅森说：“你在遵循着与1924年陪审团所遵循的相同的推理过程。”
“什么过程？”
“由于一个人对动物残忍，你就认为他是潜在的凶手。”
威瑟斯庞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不安地走到阳台边，站在那里向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