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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喊出口令整顿队列，约束小伙伴们不要拥挤。一队队红军战士肩扛步枪，背负背包，瞥一眼买卖泉水的场面，抿抿干渴的嘴唇，从我们身旁走过。红军没有那么多的银元给每位战士买水来喝。
一块银元买来的一碗清水，喝入口中，格外的凉爽，此后，我再也没有喝过如此贵重和甘甜的水。
山顶休息后，卫生队继续前行，山脊像被刀切似的裂成两瓣，形成一道深不可测的沟壑，一根长约十米的圆木横架在两面悬崖之间，圆木被砍凿出一道手掌宽的平面。红军战士口中念叨：“摔下去的，该死！走过去的，命大！”个个无所畏惧地踏上独木桥，山风吹起战士们的衣襟，似翻飞的双翅。
站立在云雾中漂浮的独木桥前，我胆战心惊，久久地不敢迈腿，卫生队的小伙伴期盼地望着我：“队长，我不敢走过去。”
几经犹豫，我心一横，说：“死也要过去！我给你们出个主意，我们‘骑马过桥’。”我双腿骑在独木桥上，双手向前抓住圆木，身子一弓一伸慢慢地向前蹭动，两眼紧紧盯着桥木不敢向下张望，只觉脚下冷风飕飕。全队的小伙伴学着我的样子，骑上圆木，蹭过凌驾险峰的独木桥。
独木桥头，红军首长赞叹不已：“你们人小，主意可大啊，在你们之前，有战士摔下丧了命……告诉后面的部队，不要逞强了，没有把握的就向小娃娃们学‘骑马过桥’。”
我们翻下这座险峰，沟谷里溪水清清，红军中的成年人和妇女儿童都扒到水溪旁，咕咚咕咚的地喝水声响成一片。
在毛儿盖，与朱毛红军会师
我们卫生队翻过邛崃山，经松潘转向毛儿盖。
毛儿盖位于松潘县城以西约百八十里，是一个藏民聚居区，约有几百户人家，平缓的山坡上布满石块砌成的平顶方型的碉楼。田地里的青稞已经黄熟，红军开始收割青稞。在毛儿盖，我第一次遇见红一方面军的战士。
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开进毛儿盖，我们都出来围观。中央红军疲惫不堪地走过毛儿盖小街，他们衣衫褴褛，面色青黑，许多战士的裤管和衣袖烂成布条，露出一根根肋条骨，病弱者手持木棍，慢慢地向前移动，看上去叫人好心酸。
一个多月前，两个方面的红军在夹金山会师后，中央红军接受了大量的米面盐巴，吃了几天饱饭，怎奈身体亏损太大，一时难以恢复。
“天下红军是一家”，兄弟相见分外亲热，毛儿盖的小街上，来自四面八方的红军相互攀谈，交换物品，乱轰轰的都是湖南话江西话湖北话四川话。一位江西小红军看见我挎包上拴的竹碗，要求拿给他看，他捧住竹碗十分喜爱，对我说：“这个木碗把给我吧！”我迟疑一下，点了头。他又问我，青稞面多不多？我挖给他一碗青稞面。
他眼睛涌起泪水，接过竹碗和青稞面：“谢你啦！谢你啦！”说着招一招手，蹦蹦跳跳地跑开了。
红一方面军宣传队站在一块高台上又唱又跳，庆祝两军的“毛儿盖会师”。一群藏族儿童少年和红军战士挤在一起观看表演。
松潘草原绿草如毯，牛羊如蚁。骑马放牧的藏胞穿着肥大的袍子，腰间挎一把弯刀，腰后挂一柄小刀，脚登高脚皮靴，威风凛凛。他们与我们迎面相遇，勒住马缰，睁大乌黑的眼睛，沉默不语。
毛儿盖无暇久留，又随方面军总部离开毛儿盖，横穿阿坝草原，进入阿坝镇附近驻扎。我们就像一群跟在领头羊后面的小羊羔，领向哪里，就走到哪里，对当时红军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激烈斗争毫不知晓。
大渡河上的丹巴铁索桥
1935年9月，我们这支卫生队跟随红军离开阿坝草原南下。总部派来一个班的战士随我们一起行军，负责我们的安全。
红军部队沿大渡河的上游大金川河顺流而下，经大金县城，进入西康省丹巴县。丹巴这个县城四周围拢着大山，从几条山谷里的河水会聚在这里，形成了大渡河。
丹巴城坐落在大渡河边，河岸峭壁之下筑有三十几间石头堆垒的房子，房脊斜面用石片覆盖，相当中国北方的瓦片。兔子尾巴一样长的小街通向铁索桥头。在铁索桥头。听见红军战士们吵吵嚷嚷，我们就要走过铁索桥，打成都去！吃大米去！我们这些小娃娃听了，高兴极了。好哇！又要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啦！
丹巴周围的石碉楼与阿坝地区相仿，但有五角、六角、八角等造型。石碉楼下宽厚，逐渐向上收缩。片石墙面，光滑如刀削斧劈，高约五六丈至十余丈。楼底层可圈羊牲畜，中层为锅庄，上数层贮藏粮食或杂物，顶部设经堂，四面插经幡，碉内四壁开窗，内宽外窄，瞭望四方极为方便清晰，窗孔居高临下，可射箭、放火枪，抗击劫盗。
丹巴铁索桥九根碗口粗的铁链，挂在大渡河两岸。红军攻克丹巴，四川军阀刘文辉所部撤退前，斩断了六根铁索，红军工兵将一块块半尺宽的木板捆绑在仅存的三根铁索上，木板与木板之间有半尺宽的缝隙。从铁索桥望下去，大渡河翻腾的旋涡，令我胆战心惊。
转年春天，红四方面军从四川天全县撤退。我们卫生队又攀登夹金雪山，又爬过大渡河的丹巴铁索桥。在丹巴附近的一处高原丘陵地带住了多日，半红半黄的土壤的丘陵梯田里清一色种植洋姜。洋姜繁茂，茎杆挺起一人多高。河流边三五户居民，空无一人，屋内的锅碗瓢勺摆放整齐，主人一定是匆忙之中弃家逃亡。我们砍来洋姜的茎杆铺在房屋的地面上，卫生队一百多人挤在三间石屋里。每天上山挖洋姜，在河边洗净，放入铁锅熬煮，无油无盐，一日三餐，天天吃洋姜蛋蛋。煮熟的洋姜蛋儿味道怪异，刻骨铭心般的留在我的记忆中，直至今日，已过六十多年，我一见到洋姜的茎叶和根块，马上条件反射般地反胃、呕吐。
红军总部的联络参谋天天来卫生队，监督我们吃洋姜，尽管每人的干粮袋里装满了炒米，他也不许我们吃一粒。他说，下面的路还很远很远，洋姜也莫得吃，现在要吃了炒米，今后就要饿饭，甚至饿死人。大家老老实实地强忍呕吐，吞咽洋姜，谁也不敢偷吃一把炒米。
山上吃了一个多月的洋姜。就在这个地方，傅连璋在联络参谋的陪同下，来卫生队检查工作。双方介绍认识后，他问我全队有多少人，会不会包扎伤口，换药，有多少卫生包，有多少病号。我一一作了回答。傅连璋又巡视了整个卫生队，还很满意，他说：“小同志们精神饱满，健康活泼，很好，很好！”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傅连暲。不久红军离开丹巴继续西行。
百丈关火线救护
1935年11月，红军攻克邛崃公路上的重镇百丈关。百丈关是四川盆地西沿山地与平原过渡地带的交通咽喉，自古就有：“获百丈（关）者，必得成都无疑”之说。四川军阀刘湘老巢难保，组织二十余万川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轮番拼命向百丈关反扑。红军历经七昼夜战斗，付出了伤亡近万人的惨重代价。红军主力严重受挫，被迫撤出百丈关地区。至此，张国焘南下军事行动宣告失败。百丈关成了红四方面军的败仗关。
百丈关战役开始之前，我们卫生队在公路旁休息。忽然，公路上马蹄声轰响，一个红军骑兵连急驶而去，骑兵人人佩挂马刀、冲锋枪、驳壳枪。一会儿，又有三十多名红军首长纵马而来。警卫班的战士悄声地指指点点，哪个是朱德总司令，哪个是张国焘总政委，哪个是徐向前总指挥……总部首长走过不久，又有一连威风凛凛的红军骑兵缓缓随行。
百丈关战斗最激烈之时，总部联络参谋命令我带领卫生队参加救护伤员。红军伤员源源不断地从火线上抬下来，敌人发射的炮弹不时在山顶上爆炸。山坡下，数百名红军伤员躺卧在收割后的稻田里，鲜血染红了一丛丛稻草根。卫生队全体小护士整整五天五夜不停奋战，为伤员擦洗血迹，简单包扎，喂水，招呼担架员向后方转移伤员。我们困累到了极点，就轮流躺在牺牲的战士身旁打个瞌睡。
那天，朱德总司令在警卫员们的簇拥下，骑马路经我们这片战地救护场。“红军之父”端坐在马背上，久久巡视满身血污的卫生兵和伤兵，不忍离去。
从百丈关救护场撤下来，卫生队到天全县城附近休整。大家时常跑进城里闲逛，城中一条小街的店铺照常营业，百姓生活平静。这年冬天，大雪纷飞不停，天全城内外民宅山林铺盖厚厚的积雪。卫生队躲进简陋的木板民居，围拢在火盆旁取暖避寒。
天全城外的四川老乡
卫生队百余人驻进天全城外一湾山岰的两户民居，其中一户农民逃跑了，十几间砖瓦房里家具、炊具、粮食油盐应有尽有。三合院前有一块宽阔的晒谷场，四面水田，小山平缓起伏。看来天全这个地方比川陕苏区通南巴丰富得多。
没有逃跑的这户农民三代同堂，三十几口人挤在七八间草屋。老爷爷大约六七十岁，长长的白胡须。他有四个儿子，二个未出嫁的女儿，七八个孙子孙女。他们一家人惊恐地透过门板缝隙张望我们这群娃娃兵。
几天后，卫生队断粮了。总部联络参谋让我选四十多个强壮的小兵随他去兵站背粮。我们爬上江边的大山，山路崎岖，荆棘丛生，攀上山巅，脚下的一块块梯田，像一面面镜子。我们推门进了老乡的房子，屋子里空荡荡无一人一物。
联络参谋命令我们分头寻找粮食，准备午饭。在一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