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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王盛荣在武汉市工作，我正在等待机会去武汉找他请客吃顿好饭，忽然三月份的《长江日报》和《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说王盛荣截流税款、生活腐化，还用公家汽车接送孩子上学，中央给予他撤职处分。为此区区小事，就结束一位老革命的政治生命？我猜测是不是另有缘由。以后我来来往往路过武汉，只有一丝的挂念却不敢去探望王盛荣。
近日读报，我才知道，1949年解放军南下，王盛荣担任中南行政委员会重工业部副部长兼有色金属管理局长。林彪让王盛荣从香港进口一辆别克轿车给他，王盛荣婉转回绝了。1952年“三反”运动时，林彪宣布王盛荣贪污了一笔款子，并上报毛主席要判王盛荣死刑。毛主席说，在江西苏区那么艰苦，王盛荣都没有贪污逃跑。现在解放了，他会贪污？杀人不着急，放放再说。后来因为没有证据，王盛荣才出狱。
“文革”开始，康生一句话把“二十八个半”定为“苏修特务”，王盛荣被康生点名被捕入狱，关了十年。
王盛荣是湖北武昌人，十几岁在纱厂做童工，在恽代英、萧楚女的影响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去苏联学习，成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一人。
1931年，在江西苏区，王盛荣曾任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总队长；同年11月，他与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十五人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这个委员会里面，出了六名共和国元帅。1933年，党中央两次派人给上海地下党送活动经费，但是这两个人都携款叛逃了。周恩来亲手把第三笔经费35000美元交给王盛荣，要求他尽快送到上海。王盛荣离开江西苏区，绕道香港，把钱分文不少地交到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杨尚昆手中。
抗战初期，王盛荣领八路军中校军衔，与彭雪枫一起离开延安，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王盛荣在巡视湖北河南“老区”时，发现许多“土匪”部队是由红四方面军、红军西路军溃散遣返人员组成的，经过他的说服动员，收编“土匪”，组建抗日武装，这些部队后来成为新四军一部分。我在延安，听到党的许多高级干部称赞王盛荣收编“土匪”功绩。
充当陈云、李富春小灶厨师（1）
1941年春天，武竞天对我说：“小李，陈云部长一直想着你的学习，你先休息几天，组织安排你去‘抗大’上学去。”
我心想：学习学习也好，黄祖炎、张秀岩大姐都说要学习文化，他们说的一些话也应验了，那就学吧！
几天后，武竞天找我：“你去学习的计划变了，陈部长和李部长的小灶厨师李子钦病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手，你先去小灶好不好？”
中组部只有陈云李富春这两家吃小灶，武竞天、王鹤寿、王盛荣、乐少华、陶铸几个人吃中灶，其余十几个人吃大灶。小灶天天有肉，顿顿细粮，但有伙食标准限制，中餐晚餐只有一荤一素。
我的小灶厨房上面是陈云和贾震的窑洞，我的左侧稍远是李富春、蔡畅的窑洞，再远一点点的一溜窑洞住王鹤寿、武竞天、乐少华，我的右侧下房是中组部的马棚，喂了两头菜牛，一些鸡，准备改善生活之用。山坡下面，靠近大路，有一面围墙止于传达室的小屋，传达室的对面是烧开水的大灶和一排土坯垒的小平房、理发室、招待室、勤杂人员住所和食堂大灶。
小灶的笼屉漏气，我修补好，然后用瓷皿蒸米饭，又烧了一盆红烧肉。饭后，李富春推门进来：“今天的饭是谁做的啊？到了陕北第一回啊！”他看见我还认识：“哎！小李，是你呀！长本领了，当‘火头军’啦”
陈云也来了：“李子钦给我们煮白肉，你来做红烧肉，一白一红，有些味道。”
李富春说：“米饭怎么好吃了？又软又香，不夹生了。”
陈云可能懂得厨房技巧：“你这个红烧肉，烧到八成熟，放到瓷钵里，架上笼屉，用猛火来蒸，那味道更好哇！”
李富春问：“小李，学厨学了多长时间？”
“一年来的吧！”
陈云说：“不简单，不简单！三年可以念出个初中生，三年学不成一个好厨师。看你的红烧肉，有点儿师傅的真传。”
延安没有山珍海味，只有靠猪肉羊肉作文章。我经常变换些花样，几乎把胜利食堂学到的花样都表演出来。管理员采购来的鲜肉肉质好用，我做葱爆肉，糖醋肉；肉筋多时，做狮子头、清蒸咸肉。
他们第一次吃狮子头时，李富春和蔡畅大姐来小灶，蔡畅大姐笑着说：“你做的那个肉丸子，我吃了一口，都叫这个老家伙给我抢吃了！”
李富春叫道：“哎哎，这个老婆子，她不吃肉，让我吃。走到小李这里，还要告状，说让我抢了！冤不冤呀？”
我说：“那还不好办，以后多做。”
李富春说：“多做？伙食标准还不超过了！”
按标准，我一顿只能做四只狮子头，一家两只。说起也可怜，管理员没钱给小灶买味精，我让他买一只鸡，烹两份清炖鸡，可以留下些鸡汤，作为调味品。窑洞冬暖夏凉，虽无冰箱，鸡汤放置三五日，不会变质。
我把干辣椒剥开，先把辣椒籽炒熟。然后用鸡油炸了一小碗辣椒油，倒进炒熟的辣椒籽，再放入一点白糖。
李富春问我：“小李，那是什么油？红了吧唧的，又辣又香！”
“还有啥油，辣椒油呗！”
李富春：“我长这么大，连外国也都去了，没吃过你这样的‘绝招辣椒油’——对啦，就叫‘绝招辣椒油’吧。”
李富春又说：“像这个‘绝招红辣椒油’老要有一点啊，不要让它断啦！”李富春是湖南人，自然喜欢吃辣味。
第一次给中组部两位部长制作“荤蛋”这道菜，晚饭后，李富春在玩麻将时悄悄问我说：“你弄得那个没有蛋黄的怪蛋，叫个什么名呀？”
我刚要说“荤蛋”，转念一想，不要听成了“混蛋”了，灵机一动改嘴说：“无心蛋”。
李富春压低了嗓音：“不对，那还是有心蛋，只是变了心，变得味道更好，更香……吃起来没个够！”
项子成说：“你做的那个鸡蛋一定很有味道。”
我问怎么一回事，项子成说：“刚才吃饭时，李部长说，大姐呀，这个鸡蛋不好吃，你不要吃了吧，干脆我替你吃吧。蔡大姐说，不好吃你也就不要吃了。李部长说，越吃越不好吃，丢了怪可惜的，留到下顿再吃吧。”
李富春说：“我要说这个无心蛋好吃，你吃两个，我吃两个，吃的不过瘾；不说好吃，你就不吃了。”
蔡畅跳起来：“好哇，这个老家伙骗我，他说这个鸡蛋不好吃，要替我吃，我上他的当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一天，陈云拿来一只铁皮茶叶罐：“小李，你看看这里面是个啥东西，你认识不认识？”我撬开铁罐，里面是满满的干贝。我说：“这是干贝嘛，陈部长，你从哪里弄到的？”
“是周恩来副主席送给我的……你会不会弄这个？”
充当陈云、李富春小灶厨师（2）
“还可以吧。”
我把干贝擀碎，再用水浸泡，干贝松软以后，再加到肉馅中，给陈、李两位部长蒸了两屉水馅包子。
在我的印象中，陈云与李富春的性格截然相反，待人严肃，很少看见他嘻嘻哈哈聊天。每天，他和于若木在北门外的延河滩散散步，俩人回到窑洞就很少出来。
在哲学学习班，毛主席谈论精神与物质（1）
在延安北门外，中央组织部最大的一间平房是个接待室，很像今天中国贫困地区的小学教室，左右两端各有一扇门，容纳四十多人。长长的木板凳，约有十几排，凳子腿是一根根埋入地下的木桩子。平日里，我们在这里学文化，每逢星期六，陈云和李富春组织武竞天、王鹤寿、王盛荣、陶铸一些人也在这里学哲学。
1937年10月，艾思奇来到陕北，延安的城墙上贴了欢迎标语，毛主席在欢迎集会上讲话：现在，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我们热烈欢迎！过去，我们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回可好了！
艾思奇来讲哲学，外单位的一些首长也来听课，接待室里挤满了人。徐特立、凯丰、赵毅敏等中宣部的人也常来。朱德、周恩来只要在延安，必来听课，参加讨论，他俩每次都留下吃“工作餐”。 个别一两次，我看见马海德、萧三、萧军也来听课。
中午时分，住在附近的人都回家吃饭，常有十多位首长因为路途远，留中组部吃午饭。这时，陈云的秘书贾震就来告诉我吃中饭的人数，他手里捏着一张名单：今天一共有多少多少个人，要在你这里吃饭，你拿着这个名单去找管理员，派人来帮忙，你需要什么东西，让管理员快去买。吃饭的人一般都是一份米饭一份素菜一份荤菜。红烧肉，清炖牛羊肉……炒豆角、油煎辣椒……翻来覆去这么几样菜。每次还多做两三份“工作餐”，预防临时有人留下吃饭。
艾思奇常常留下，由陈云、李富春陪他一起吃饭。
有一次中饭后，艾思奇开场白：“我用朱总司令的口头话语，问问你们这些‘背时锤子’，小李做的饭菜好吃吧？听课有了劲头吧？可口饭菜吃进肚子里，物质变精神了。”
一次中午，有二十多人留下吃午饭，我一看储存的大米不够，做手擀面吧，没有盛面条的大盆，陈云李富春两家自用的瓷盆太小，只好作油酥烧饼。我找周福寿、项子成帮忙，从山下的胜利食堂借来木炭和铁铛子。延安的烧饼铁铛好像古代的鼎，只是上面有一面沉重的铁盖，“鼎”壁有三角形的通气孔，底部燃木炭，中间才是平平的铛板，用来烙烤烧饼。和好面粉，多浇些素油，一共烙出五十多个大烧饼，全被客人们吃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