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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必须具备一种叛逆的性格。王小波对专制、对一切反文明的东西,绝不留情。而王朔在专制与知识分子之间,常常抱一种只嘲讽知识分子,而回避专制的取巧态度。王小波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生存环境来考虑问题,他在那些充满智慧和幽默的小说、随笔中,对专制的批判是很无情的。而王朔则越来越顺应现实,用王蒙的话说,他是躲避崇高。实际不只是躲避崇高,而是不想面对惨烈的人生。通俗点儿说,王朔是个“乖孩子”,而王小波是个“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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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一位知识分子和一个时代(4)
丁:我还没有认真比较过他们二位。从直觉上讲,我觉得王朔倒不是“乖孩子”,也是“坏孩子”。但他的“坏”缺少一种明确的建设性。而王小波要建设什么是很清楚的。他对于什么是人类文明成果中的好东西是很明确的。他不是要消解一切价值。他要粉碎的只是专制、愚昧、虚伪等等腐朽的价值取向,同时,以科学、理性、独立、自由的价值观建设新的文化。他与王朔的差异可能在这里。
四、王小波的意义
谢:小波的影响恐怕是长久的。这几年我们说陈寅恪也好,吴宓也好,顾准也好,他们都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虽然每个人的思想都曾经历过不同的变化,但就其整个知识背景而言,他们毕竟与我们不是一代人。而像王小波这样新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离我们却很近。他辞世的时候还不足45岁。他的去世,提醒新一代知识分子,我们不但承担着历史的责任,我们自己也开始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要写好自己的历史,不要给后人留下空白。
前几天看到清华大学秦晖的一篇文章,是说精神贵族和贵族精神的,我觉得小波的意义就在于他有贵族精神。我和他只有一面之交,就是上次我和你一块去他家为《黄河》组那篇《寻找无双》的稿子。看他的举止,感到他是一个外表散漫单纯,而内心特别丰富的人。再回头读他写的东西,发现当代作家中真正拥有他那样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人真不多。
丁:小波是1988年回来的,当时情况还不错,他也想让国内文学界承认自己,他也是普通人嘛。《黄金时代》出版以后,北京作协有一次开会请了他。他参加了一次这样的会,就不想再参加了,因为他觉得讨论的话题实在没什么意思。
谢:这一两年,还没有哪一位作家的死,让我产生这么多的联想。你说王小波是中国第一个英年早逝的自由撰稿人,我不知道是否确切。但小波在的时候,我们读他的随笔,他的小说,对他的未来抱以很大的希望,总相信他还会写出更多的好东西来。他的突然早逝,让我为之一震。他的角色,没人能够替代。知识界对小波的惋惜和怀念,也是一种警觉,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做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事情。历史的发展有时很奇怪,一个人的偶然去世,也许会唤醒人们早已麻木了的神经。王东成说得好,上帝为什么对中国如此不公平,我们缺什么就要拿走什么。在小波45岁生日那天,参加花城出版社为小波举行的《时代三部曲》讨论会,不知不觉中,我突然感觉到,在我们周围,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有许多美好的心灵在始终伴随着我们。小波说到底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总觉得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里。他的理想就是人们应该自由地生活在宽松的环境里,而这是人类能做到的。
1997年5月10日~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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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作品暨小说集《黄金时代》研讨会纪要(1)
李银河整理
1994年9月28日上午9∶30,王小波作品暨小说集《黄金时代》研讨会在华夏出版社二楼会议室召开。与会者有著名文学评论家及报社记者近20人,会议由华夏出版社编辑(《黄金时代》一书责编)赵洁平主持,副总编辑林建初出席了会议。
以下为研讨会发言摘要:
第一部分:主题发言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是一部奇特的作品,它与当前流行的作品决然不同,以新的眼光、新的方式表现了新的意味。
谈三点印象式的观感:
1、反讽的方式:这本书中的主人公王二,就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来看,可能是“垮掉”派,不能算是好孩子。但他追求个人自由和反媚俗的行为方式,却反射出了时代本身的荒谬;这样就使“垮”与“坏”具有了另外的意义;另外,作品里对“性”的描写,又构成了对渗透意识形态的爱情的一种反讽,写出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
2、喜剧的心态:这本书在看取历史与现实的态度上,超脱,随意,嘲讽的意味处处显现,具有一种玩历史于股掌之上的倾向,这种意识比正剧意识和悲剧意识更为独特,也更为重要。
3、放达的语言:作品的语言与作品的内蕴相得益彰,机警而内含诙谐,粗俗而富于理趣,自由放达中充满了感觉的灵动与理性的聪颖,可读而又可思,从而使语言本身构成了一种表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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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人民文学》):
这本书很有意思。记得1989年我就看过书稿,当初看了印象很深刻,如果当时能发表,对整个文学界都会起很大作用。
王小波写的是自己的生活和感受。我也当过知青,但在我看来,所有写知青的书都很假,像梁晓声的小说就是这样。王小波写的知青生活是真实的。文学理论界正在讨论“新体验”和“新感觉”,王的小说就是这类理论的现实表现。
王小波的小说在表面层次很好读。他贴近自己的感受,不故作高深状,也不故作平庸状,是很本色的。建国以来大多数文学作品总是被意识形态牵着走,作家不写自己的感觉,不愿面对自己的感觉,怕人说自己没有深度。
蒋原伦(《文艺报》):
这部小说在台湾得奖,我觉得不仅在台湾,在大陆也应该得大奖。从文体上看,内容粗鲁,但一开始看马上就进入了。时间上掌握得很好,跳跃、交合非常自然。我看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作者是有意识的,另一种可能是作者进入了写作的无意识状态。叙事时间间隔20年,但作者在两个时间点之间跳跃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有别的作家也做过这种尝试,但没有这么成功过。也正因为小说能在时间上跳跃自如,反讽的效果就出来了。
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把性大胆直露、不媚俗地写出来。历史上,官方意识形态对性的描写永远是要束缚的,而文学永远要冲破这种束缚。中国的小说受意识形态影响很大,王小波的小说撇开了意识形态,按自己的体验写。这种新体验是成功的。
兴安(《北京文学》):
王小波的小说对新体验理论有借鉴作用。尤其是叙述角度和人称的变化。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二的人称变化很自然,不留痕迹。看了他的小说之后,我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新体验小说产生于新体验理论之前。
朱正琳(《东方》杂志):
首先应肯定的是这本书的文学价值。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是西欧的传统。从《堂·吉诃德》开始,小说一直追问存在的方式。而我国的文评长期接受苏联的传统,强调现实主义,认为小说是讲社会问题的。例如,认为《子夜》、《幻灭》都是批判社会的。就连《安娜·卡列尼娜》都是揭露贵族社会的。王小波写的是人的生存状况,而不是社会问题。就像加缪、萨特写二战不是写二战本身而是写生存状态一样,王小波写“文革”,也不是在写“文革”本身,而是超越了“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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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作品暨小说集《黄金时代》研讨会纪要(2)
马克思说过,人和人的关系全都社会化了,只有性关系还保留了社会和自然的双重性。爱可能是矫揉造作的,性却不可能。它是一个自然的事实。要写人的生存状态,不写性是不可能的。写性是必要的。关于艺术与Se情的界限,我的观点是:必要的性就不是Se情,不必要的性就是Se情。(陈晓明插话:在西方,淫秽和Se情是两个概念。)
王小波掌握了独特的叙事方式,语言表达的正是感觉本身。我们搞哲学的,总有个观念在前面,比如荒诞啊,浪漫啊,感觉跟在观念后面。王小波的叙事,感觉走在观念前面。
我有一个担心,对书中的反讽意味,现在的年轻人能不能体会得到。(陈晓明插话:我觉得他们能接受。人们接受文学的感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接受与自己体验相通的感觉;另一种是接受自己完全陌生的感觉。蒋原伦:现在的年轻人聪明得很,他们都懂,即使没有体验过,他们也能看懂。)
陈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我看王小波的小说比较迟,第一次看到是《花城》上的《革命时期的爱情》。当时感到很震惊。王小波的小说表面上和文坛隔膜,实际上提示了中国文学变动的方向,是在文学史之内的,是8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转型的一个提示。无论是先锋派,还是新写实派,都是回归生活的原生态。由于王小波的写作在文坛的经验之外,使他的写作显得尤为纯粹。8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作为总体不再起作用。用王蒙的话来说,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80年代后期,文学队伍解体,有人因此认为,中国文学已经垮掉了。我却认为,这是个人化写作的崛起。王小波的价值就在于此。他一方面回到个人的记忆去,一方面又是历史的记忆。他找到了二者的契合点。他看重个人的体验,但也不能说没有历史感。中国文学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转轨——经过80年代的困惑,开始进入90年代的直道。我们搞文学理论的人,有行使暴力的倾向,理论不能没有一点暴力倾向,对新的文学现象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