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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罢窗板及窗帘，我的父母按以色列士兵从高音喇叭发出的命令行事：“人人都要待在家中，严禁外出，全城戒严，违者开枪。”
第一部分让我自豪的家庭（2）
六天战争后的一年，与约旦的边界尚未封锁。一些驻扎约旦的巴勒斯坦突击队队员横渡约旦河，成功地潜入被占领土，与内应一起袭击以色列士兵，同时也搞出一些不利于百姓生存的恐怖行动。于是，巴勒斯坦运动完全重新整编，年轻人把依附于阿拉伯各国的老一代扫地出门。1957年出现了以巴勒斯坦大学生为首的新运动。该组织取名“法塔赫”。法塔赫渐渐壮大，1968年成为巴勒斯坦最重要的政治军事运动。法塔赫以亚西尔·阿拉法特及阿布·吉哈德和阿布·伊亚尔为首。
显然，认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抵抗运动始于大起义是错误的。大起义是最为有效的符合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造反运动。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巴勒斯坦人民就已投身革命运动，打着东方集团在经费上和军事上所支援的第三世界所有组织同样的旗号。1962年，法塔赫运动初期，得到本·贝拉领导的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的承认，试图摆脱纳赛尔在埃及的控制，因为埃及军队占据加沙地带。阿拉法特及其朋友开始招兵买马，训练军队。1956年战争时，阿拉法特在埃及军中服役。其专长是：排雷和清除炸弹，这对后来他一生从事解放运动很有益。他凭着热忱和机智，与对“抵抗成员”大加同情的阿拉伯国家首都缔结关系，并在饥寒交迫的难民营里建立秘密联络点。游击队训练在约旦公开进行，并在被占领土上开始作战。
游击队对抗以色列人，受到约旦国王侯赛因的抵制。侯赛因国王不赞成他们从约旦或在约旦领土上进行战斗。约旦河西岸1948年被阿卜杜拉国王并入哈希姆王国。因此，突击队行动时要表现出双重警惕性，即上前线迎击以色列军队，归来后要对付约旦军队；第一个突击队员曾被约旦阿拉伯兵团击毙。
***
我听见直升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在被放弃的街头，载满军人的吉普车和卡车占据了阵地。城市的各个出口都已壁垒森严。抵抗战士在拜特富和纳布卢斯向以军巡逻队投掷手榴弹攻击之后，以色列人施行传统的戒严部署。这次宵禁持续了三天。
夜晚和白天一样，以色列人向那些虚幻的目标扫射。他们的目的是要恐吓我们，表明要严惩我们。在纳布卢斯，从市场旁边的中央广场起，他们对全城进行了系统搜查。他们挨家挨户闯进去搜。他们的情报机构通报他们，要追捕的重要人物，即策划抵抗行动者，大概叫××阿布·穆罕默德，即阿拉法特早年的化名之一。他的名字大众还不太了解，但以色列安全局“辛贝特”，怀疑他在约旦河西岸领导游击队行动。达扬亲自主管这一追捕。鉴于以色列人采取手段的严厉性，我们深信在该区活动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已变得人多势众了。
三天之后，在游击队员之中涌现出纳布卢斯“哈瓦什兄弟”。他们在战斗中阵亡。第二天，以色列军政府按集体惩罚政策，下令拆毁他们家的房屋。这是贯常步骤，不可避免。对恐怖分子的父母和一切涉及留宿过恐怖分子的人都采取这一措施。因而在萨马里，1967年6月11日至1969年4月5日期间，有2635家房屋被炸毁。
在那样的日子里，我们经常卧在地上，害怕窗外打来子弹。我们不能出去。母亲借此机会给我们讲述巴勒斯坦的历史。使我们度过了害怕的时刻，也使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籍。现在去描述巴勒斯坦，简直就像一部小说中的故事。她的童年，是在1948年战争后形成的以色列社会中度过的；从1957年起，又在曼德尔鲍姆门那边流亡约旦，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中度过的。在叙述中，母亲试图向我们介绍以色列社会的两副面孔。一是镇压面孔，他的士兵凶狠。而我们要抵抗，要战斗；一是多元化社会面孔，尤其给予妇女更多的自由，这使我们羡慕。我母亲是纳布卢斯惟一能说希伯来话的巴勒斯坦女性，也是惟一会开车的女人。
母亲最大的希望是，以色列人终有一天意识到我们人民的存在，并承认我们的权利。她所采取的行动是坚定的，组织游行示威，抗拒军事长官的命令；不过，她最大的武器是新闻。她邀请记者和外交官前来了解占领者作威作福的情形。我们家当时成了会议室、报告会场所，对以色列左翼人士开放；这些人熟悉现实情况，反对使用镇压手段，愿意谋求和平解决冲突。
开会时，我们虽是孩子，但始终在场。我们一面听报告（这是一种政治培养），一面帮助端茶水、送咖啡和点心。有时来的人多，我们就在大锅里煮土耳其咖啡。母亲要给我们灌输两个基本价值观：我们属于巴勒斯坦人民；要开放思想，抓住时机与敌人进行不让步的对话。这对我是一个艰难的磨炼，尤其是在母亲被约旦河西岸军管长官指控扰乱公共秩序、并判坐牢四十多天的时候。随后数月，她又在家中遭到软禁。她反对占领，为巴勒斯坦的呐喊在世界上得到赞同。我们请客的热饮料和小点心越来多。数十位知名人物歇脚纳布卢斯，来到我们家中。他们之中接受对立辩论的有一批以色列议员，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纳胡姆·戈德曼先生同我妈妈进行过长时间谈话。他坚信要促使停战，开始相互理解，商谈和平。他来访那天，以军在我家周围部署了重兵。可以说这次倒不是针对我们，而是加强对戈德曼的保护，生怕此公遭绑架。
第一部分让我自豪的家庭（3）
纳胡姆·戈德曼是一位重友情、守诺言的人。1976年母亲被关进监狱，我父亲毫不犹豫地给他打电话，请他营救。他竭尽全力帮助我们，向以色列政府施加压力，使我母亲尽快得以释放。
这样，我们家成为处于探索对话初级阶段的特殊地点，而这样的地点值得存在。只见家中来来往往的人士中曾有以色列议员兼《这个世界》周刊杂志社社长乌里·阿夫内里、阿拉伯事务专家埃利泽尔·贝里、葡萄牙未来总统马里奥·苏亚雷斯、哲学家埃贝尔·马尔库斯、弗朗索瓦·密特朗顾问埃里克·德·罗特希尔德、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夫瓦等。还有曾起草联合国242号决议的英国外交家卡拉顿勋爵。他的到来，由于我的缘故引出了一个相当奇怪的故事。我好多次听说过242号决议，当时并不认为这个协议对巴勒斯坦有利。卡拉顿勋爵坐在客厅的扶手椅上，我端着小点心走近，毫不犹豫地重复念着事前记住有关他与决议的话：“卡拉顿不好，不好卡拉顿。”无论如何，事情很清楚：母亲和卡拉顿的交谈是平等而坚定的……
我们家成为很有吸引力的地方，载满人的汽车停在家门口。他们都要看看这位巴勒斯坦女性。她更常常向以色列当局挑战，并通过媒体大力鼓动群众行动。
然而，母亲也受到不知情的巴勒斯坦同胞的批评。他们不理解她何以在家中接待那么多以色列“敌人”。在被软禁的大约四个月期间，她幽居家中，甚至不能到平台上看看太阳。我们全家难以忍受这种局面，随即发动了一场声援活动。她出不了门，大家干脆来看她。以色列当局为了控制来访者，专派一个巴方警察记下他们的名字。这警察若不造成堵车，便不能完成任务。这个警察是条好汉，不久便辞职不干了。当时，与其让他坐在我们家门口，不如请他进来喝咖啡；他喜欢看电视，爱看埃及味的连续剧《达拉斯》，不落下任何一集。巡逻的以色列军官见他不在岗位上，便来敲我们家的门；见他竟然坐在电视机前，还端着一杯咖啡，他们简直目瞪口呆了。
尽管有这些开心时刻，我们有时也会失去勇气，我们的日常生活丝毫没有变化。年轻人的游行示威仍然遭到暴力镇压。往往是他们倒在以军士兵的子弹下。这些大兵都是同龄人，我们甚至偶尔接待过他们的父母。
记得那时一个小男孩，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约六岁……他的母亲曾是以色列左派记者，名叫娜奥米·加尔。她常来看望我们。两位母亲谈话时，我和戴维玩，这是他的名字。他亲切可爱，讨人喜欢。岁月流逝，后来我们离开纳布卢斯，迁到拉马拉。一天早上，我收到一封信，是亲爱的女记者朋友寄来的。信中告知我们，她的儿子已到约旦河西岸服役。对此向我们深表歉意。我承认，自己非常反感，想不到儿时一块玩的这个小戴维，竟然会在某一天游行示威时向我开枪！他母亲给我解释说，他不可能违抗命令，一方面，这封信写得动人，诚恳解释，尽量辩白；另方面，戴维身着军装，在我对面用枪瞄准我的样子浮现于眼前。他究竟想干什么？
对游行示威暴力镇压，且不提后来镇压大起义，曾激起以色列社会部分人们的真正抗议。但是，对我们来说，即使这样也还不够。尽管有这些善良的感情，我们的兄弟姐妹却不容申辩地一一倒下。先向你伸出友好之手，转瞬间又朝你挥动他们的枪。对这些人惯有的两面性，我至今仍然反感。
第二部分爱在“克里荣”点燃（1）
一位聪明伶俐的金发女郎。阿拉法特眼里只有苏哈，希望她随时都跟在他的身边。苏哈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得十分出色。幸亏，苏哈那双褐黑色的眼睛没有让阿拉法特忘记这次访问的缘由。他的重要沟通已达到原定计划。
在突尼斯，阿拉法特的战士受到热烈欢迎。
在距突尼斯城北六十公里的比塞大港口，瓦西拉·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