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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悲剧太子：他们为什么没能成为皇帝
作者：何木风
太子杨勇——他败给了人品
说在前头
中国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本可以成为皇帝，而且很有可能成为历史上的明君，但因为种种“机缘”而与皇位失之交臂。他们，就是那些没有穿上龙袍的太子们。
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是，中国历史的评价都建立在“以成败论英雄”的基础上，胜者可对败者进行一切他们认为应该的凌辱与抹杀，而我们似乎也习惯了对高高在上的人的顶礼膜拜。对那些没有穿上龙袍的太子们，我们除了叹息和了解他们的名字外，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了解他们为什么没能成为皇帝。因为纵观历史，他们的名字已被无数个所谓英明或者昏聩的皇帝掩盖殆尽了。
当我们仔细地解读他们时，我们会发现，他们本来有做皇帝的能力，也有成为皇帝的资格。可为什么，他们却没有成为皇帝？！
这已经不是一道普通的分析题，而是一个值得让人长时间思考的定律。
虽然，每个皇帝在立太子时都会遵循“立嫡以长”的传统，但历史上也不乏将长子废黜而改立其他皇子的事情发生。作为长子，他们只不过拥有了传统所给予的并不厚重的资本。特别是封建社会帝王的随意性不受任何因素约束，帝王之言便是圣旨。所以，诸多英明之主往往会将一些不配做皇帝的长子以各种理由废黜。而本书中所罗列的他们却完全是皇帝认可并大加培养的，因为作为曾经做过皇帝的父亲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立的太子是有能力继承自己的衣钵的。
作为储君的他们会成为未来的皇帝，可谓名正言顺。君子得此天道，又遵天理。便以为宫廷太平、东宫安然无恙。谁知却有小人从中作梗，甚者血溅宫廷，为后世怒。李世民的狠毒、杨广的诈伪，异曲同工。只不过李世民比杨广更聪明，前者彻底篡改了历史。
简单地以“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解释诸多太子的未继大统，显然不能服众。他们的失败是多方面的，既有自己道德上的瑕疵而让小人趁势而入，又有对当时形势的把握不准，过分信赖传统与父皇所给予的真命太子之衔。另外，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以及所信奉的“仁义”、“信义”让自己不得不轻信于他人篡改的父皇之命，从而使他们走上了失败之路。
秦始皇长子扶苏就是这类悲惨结局的最好代表。
死后被唐玄宗封为“让皇帝”的李成器在诸多史学家那里往往被称颂，称颂他的品德，称颂他的自知之明。但细读那段历史可以发现，他的自知之明是无可奈何的。他的品德要求他绝不可因为自己想继任大统而发生“骨肉相残”的人间悲剧，当皇位与传统道德并列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在他之前，汉光武太子刘强便是此等道德上的圣人。无论他是否心甘情愿，但毕竟，他的礼让，避免了几千年来血溅宫廷的重复。试想，在以道德为朝纲经纬的皇权社会，若是他们成为皇帝，必将是帝国的明君。
西汉贾谊说，太子正则天下正。不仅说明了太子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更阐释了准皇帝之位的不稳定。贾谊还说，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这是告诉帝王们，对未来皇帝一定要进行良好的帝王教育，唯有如此，才能在他们登基后成为一个好皇帝。
从太子到皇帝的这条路上，看似近在咫尺，却远似天涯。
他们本可以成为皇帝，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皇帝，但却在这条“远耶？近耶？”的路上摔倒了。除了可惜，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有点别的，比如，问问“为什么”。
让他们没有成为皇帝的那些“机缘”，偏偏一定要降落到他们的头上，让我们因此而错过了一段本可以重读历史的机会！
父亲杨坚的影响力与努力太大，把杨勇的光辉遮盖得严严实实。他只能把这一切不平发泄于交友、玩乐上面。从这方面来讲，杨勇是不对的。但其性格早已注定了他必会如此做，而且一去不回头。杨勇之败，一败于自己遇到了杨坚与独孤氏所要求的品德，二败于杨广的心计。
太子杨勇：他败给了人品
公元600年也就是开皇二十年前后几年，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大唐高僧玄奘出生，第二件是唐太宗李世民降生，第三件是隋文帝废掉了太子杨勇。在今天看来，前两件事要比最后一件重要得多。但在当时的隋朝，第三件事可是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件事的发生对隋政权的影响极为深刻。开皇元年（581年）即被封为太子的杨勇何以在二十年后被废？常自诩为明主的隋文帝，何以要背上破坏“立嫡以长”、“次不当立”的古圣先贤遗训和宗法制度的罪名？
难道杨勇真的罪不容赦，必须要废之而后快吗？
一朝天上人间
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二日，杨勇看着隋文帝派来要他去武德殿的使者，惊恐地说了一句话：父皇难道真要杀我？
许多天来听到的关于父皇对自己的失望和准备对自己采取的措施现在终于证实了。他跟着使者步履艰难地来到了武德殿，和他当初来武德殿相比，这一次简直就是去地狱。
武德殿上早已站满了人。隋文帝身穿戎服，禁卫军刀枪林立，如临大敌。这样的阵势只能是皇帝御驾亲征时才有的。殿东早已站满了文武百官，皇室亲属也在殿西屏声静气，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和要发生什么了。太子杨勇站在下面，汗水早已湿透衣襟。
隋文帝让内史郎薛道衡宣读了废太子诏。这份诏书里既有必须要废他为庶人的堂皇理由，也有隋文帝必须要这样做的无奈和伤感。以至于在诏书最后还加了一句“良深喟叹”。
杨勇听完诏书，隋文帝以无可奈何的语气叫人告诉他，你所犯的罪过太多了，我不废你，神仙都哭啊。
杨勇向上叩谢圣恩，跟他亲爹说，是啊，我所犯的罪就应该被砍了扔到路上，当后来不好好做太子的人的榜样，父亲您真是够仁慈啊，居然还留了我一条命。
说完这些话，不知是愧疚还是激动，杨勇已哭成一泪人，跌跌撞撞地走出武德殿。
废太子诏中所列废太子理由有二：第一，杨勇的生活奢侈腐化；第二，昵近小人，委任奸佞。第一条和别人没有关系，但第二条就和东宫的官员有关了。于是，隋文帝在将杨勇的太子位废掉的同时，又将东宫太子左庶子唐令则、太子家令邹文腾处斩，与杨勇常往来的左卫率司马夏侯福、前吏部侍郎萧子宝、前主玺下士何竦、典膳监元淹和左卫大将军、五原郡公元旻均赐死。随着这些人的被处斩，以杨勇为东宫的存在了二十年的东宫势力从此消失，杨勇的弟弟杨广被立为太子。
接着历史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
先是文林郎杨孝政上书隋文帝，他说：皇太子为小人所误，宜加教诲，不宜废黜。
这个蠢货明明知道皇上已经废黜了太子，居然还以教训的口吻跟隋文帝讲“不宜废黜”，结果可想而知，他挨了隋文帝一顿皮鞭。
他屁股上的皮鞭伤还没有痊愈，贝州长史裴肃又上表隋文帝：杨勇罪黜已久，他应该想明白了当初所作所为，痛改前非克己自新了，请封他一小国。
隋文帝摇了摇头，并没有给杨勇封地，而是把这位长史大人叫进朝廷，《隋书》云：隋文帝跟裴肃“俱陈废立之意”。也就是详细讲了废杨勇立杨广的原因。
隋文帝这样做有两个目的：第一，当时天下人并不熟悉其废立之因由，而作为地方官的裴肃正好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个发言人；第二，和杨孝政一样，隋文帝根本不知道自己废黜杨勇的真正原因。而这原因，他只能叫裴肃进宫，“俱陈之”。
接着就是许多地方长官上表隋文帝，希望隋文帝能对太子杨勇“宽而待之”。在这些人看来，太子杨勇只是因为生活腐化而被废黜已经很冤枉了，若废黜后不“宽而待之”，岂不是冤上加冤？
隋文帝对这些上表的态度是：或是置之不理，或是招来京师“俱陈废立之意”。
这些上表的人或许不知道，早在隋文帝欲废杨勇时，被他后来斩首的左卫大将军、五原郡公元旻就曾劝谏过：“废立大事，天子无二言，诏旨若行，后悔无及。谗言罔极，惟陛下察之。”
其辞直争强，声色俱厉，而隋文帝只是不答。
事实上，这些人都把劝谏的出发点放在了杨勇“品行”上，因为杨勇性格的率意任情，所以，难免会犯品德上的错误。这是裴肃的出发点。而杨孝政的出发点是：杨勇的性格导致了他身边难免有小人，是这些小人误了太子。元旻更是基于杨勇品行有劣而导致小人进谗言的出发点劝谏。
三个人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对症下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隋文帝废黜杨勇的真正原因。
一事铸大错（1）
事情可追溯到开皇十八年（598年）的冬至，也就是快要春节之时，有司征召地方牧守和朝中百官到太子所居东宫朝贺。杨勇“法服设乐”以接受大臣们的朝贺，大肆热闹了一番。所谓法服，指的是儒家学说所强调的衣冠制度必须遵循古法，特别是朝服，不能背弃先王遗制，故称为法服。太子穿法服本是想证明自己太子之尊严而已，从另一方面来讲，杨勇此举正是符合先王遗制的。这件事在“率性而为”的杨勇看来不过是小事，但在隋文帝那里却成了大事。
隋文帝闭着眼睛考虑了许久，他认为：太子没有权力以太子身份接受百官朝贺。那么，穿法服就是违背了封建礼制。其实，违背封建礼制的事，杨勇干得太多了，可这件事却让隋文帝不寒而栗。
他还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