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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还试图与我方在此问题上，讨论一下。但是，唐绍仪也不是吃素的。在参与主持中英谈判有关西藏问题，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时，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唐绍仪仍然避免损失了过多的权益。何况现在是中国站上风，处于优势。俄罗斯人处下风，有求于中国，武力也居劣势。很快，就在我方出示的确凿证据面前，俄罗斯人哑口无言，被迫承认外蒙古也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按照惯例，俄罗斯人就需要亮出新的底牌了。于是，佩佩利亚耶夫绞尽脑汁的想了一会儿，万分不情愿的说：“俄罗斯临时政府，愿意与中国，就以前有争议的领土问题，重新展开谈判，并在此基础上，达成新的协议。”——佩佩利亚耶夫心痛地看着我，显然认为自己已经拿出了诚意，代价很是不小了。
我却不很满意，佩佩利亚耶夫的说法模糊，明显是想在具体谈判是作手脚。然而，佩佩利亚耶夫也太小看我了，即使是以他说的最大的区域算，不过是“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及外兴安岭以东以南的地区”，也就是，《尼布楚条约》所确定的中国领土。
若只如此，我自心有不甘。若是与苏维埃谈判，还差不多。因为中国无须在谈判中，实际付出代价与苏维埃。现在则不然，中国要想获得利益，就一定要付出不小大代价的。只获得这些，我自然不愿意。
但是，我也知道，俄罗斯人不可能拿出更多的东西了。北极熊扩张的野心是不会因为主义而改变的，有海参威在，按西伯利亚铁路的线路看，苏维埃是没有可能割让这块领土的。与其与苏俄打交道，还不如与俄罗斯临时政府做交易。
没有最好，就只好选择较好了。我把话题转移到其它地方，佩佩利亚耶夫会意的说起来音乐和绘画，结束的这次会谈。
今天开始恢复正常更新，继续每天一章．
ＰＳ：貌似我已经没信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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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当晚，我在家中为俄罗斯客人准备了丰富的晚宴。
中餐的味道，一向令人满意。何况我家的大厨手艺高超。新鲜普通的食材，就让俄罗斯人胃口大开，赞不绝口。
说到吃，这时候的人可比未来幸福许多。土鸡、土狗等纯天然绿色食品，就像未来饲料激素养殖动物一样普遍。味道当然要好上许多。
分餐在中国，已经很普遍了，俄罗斯客人也没有什么不习惯。《食品卫生法》规定：所有的餐馆、酒店等饮食业，都被强制要求采用分餐——减少传染疾病的发生。然后，这股风潮自然而然，弥漫到不少人的家中。无论如何，卫生还是很受重视的。
晚餐过后，我和佩佩利亚耶夫坐在吸烟室里闲聊起来。我喝着明前老井，佩佩利亚耶夫则是巴西的原产咖啡。
闲聊也就是说，漫无边际的谈话。然，两个政治家闲聊，就如同诚实可信从不说谎的政治家，一样可笑。只是开始的时候，总是差不多。
我们随便说了点儿什么，找了点共同爱好，聊了会儿，待气氛逐渐融洽，佩佩利亚耶夫就问了个他感兴趣的话题。
佩佩利亚耶夫在等待的两天里，逛遍了安庆新老城区，并跑了几个周边的村子。安庆给佩佩利亚耶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整齐划一的街道，川流不息的汽车，生机勃勃的现代城市，步履匆匆信心十足的行人，给佩佩利亚耶夫带来很大冲击。中国自1900年，被几万外国军队攻克首都之后，国际地位就一落千丈。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变成了虚弱的代名词。但安庆完全颠覆了佩佩利亚耶夫的看法，这是一座欣欣向荣，如初升旭日般的城市，它是中国的心脏，虽然佩佩利亚耶夫没有观察过其他中国城市，却依然高看了中国几分——这样的国家不可轻辱呀。
说起来，佩佩利亚耶夫在安庆看到的汽车，比他在俄罗斯一年看到的汽车还多。所以，他在不经意中，高估了中国的实力。在中国，汽车仍然是富有的象征。就算是普通的大学讲师，想购买一辆汽车，也会思量再三。毕竟，最便宜的汽车，也要好几百块的。中国普通民众的交通工具，仍然是11路和自行车。
自然，对比十年前的安庆——中国众多古老城市之一，这种改变只能用惊人来形容。佩佩利亚耶夫对此间变化，尤其感兴趣。
对于这个问题，我考虑了一会儿，决定实话实说。我给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回答——“以人为本，想民众所想，急民众所急”。
佩佩利亚耶夫闻之色变，对于这么现代的回答，居然不以为然，还颇有几分悻悻之意。
我就让人拿来一本“土地村有”的小冊子，开始给他讲解其中政策。佩佩利亚耶夫听完我的讲述后，更是迷惑不解，这与斯托雷平改革并没有太大差别。核心内容，都是给普通农户分配土地，以增加粮食产量而已。
我没有直接解释，反而提了个问题，“对外扩张，取得殖民地，有什么意义？”
佩佩利亚耶夫不知道我问这作什么，就很标准的回答：“……世界各国争夺殖民地，归根到底，是在争夺财富，争夺资源，争夺市场。”
我又问，“市场很重要吗？”
佩佩利亚耶夫说：“市场非常之重要，任何工商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市场……市场的规模，对工商业的规模和发展速度，有着决定性影响。”
我说：“就是如此。
市场的获得有内外两途。以中国的现实情况，争取殖民地，对外扩张，显然是行不通的。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扩大内需，也就是增加国内市场。土地村有，的成功，就是成功在‘对贫困农户的倾斜’上。
在政策扶持，税收减免，资金技术加大投入的情况下，这些农户的平均收入是原来的三~五倍。这是所有贫困农户的增收，他们虽然会储蓄一小部分。但经济状况好了，总要买两件新衣服、盖间新屋子、买些用具。这就意味着，虽然没有获得殖民地，却同样取得了广大的市场——上哪里找这么大的殖民地去。这对工商业发展的促进，效果十分显著。
而斯托雷平改革则完全不同。斯托雷平没有考虑多数国民的利益，或者说，不够重视贫困农户的利益——无论是中国，还是俄国，贫困农户都占据了大多数。只是简单分配了土地，贫困农户根本没有能力，独立进行农业生产。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卖出土地。这样一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富者获得的收益，也会更多的投入生产，却不是消费。所以，斯托雷平改革虽然在粮食生产上，取得实效。但是，并没有减轻社会动荡，对工业发展的促进也很有限。
中国有句古话说的好，‘得民心者得天下’。
民心是什么？
民心就是无数的兵源、充足的物资、高昂的士气、顽强的作战意志……
安庆政府实施政策时，把民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土地村有’，农户获得了切实的利益；《劳动法》，工人获得报酬、保障和保护；这也就使大多数人，成为了安庆的坚定支持者。维护安庆政府，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这个角度讲，安庆很好的把自己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统一起来——‘得了民心’。
中国古代的兵法说，‘上下欲同，则战无不胜’。
克劳塞韦茨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安庆在政治上，已经取得了胜利。国防军为自己而战，为自身的利益而战。而北军等军队，为了他人的利益战斗——这种战斗甚至有损于战斗者自己的利益。所以，才有了之后的种种胜利。国防军才能够在战斗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
然后，我把话转向今天的正题。
“俄罗斯的情况，也是如此。
俄罗斯临时政府，在政治上的失败，从而导致军事失败。”
佩佩利亚耶夫听我把话题转移到俄罗斯，不由得精神一振，。他虽不赞同我的话，却礼貌地表示，“董先生，愿闻其详。”
“俄罗斯临时政府的支持者有四种。
首先是主张恢复俄罗斯专制制度的捍卫者。这些人，数量少，影响小，基本可以忽略。
第二种力量是军队里的军官。高级和中级军官站在反苏维埃的一边，个别除外。部分中级军官和大多数低级军官站在苏维埃一边。
第三种力量是哥萨克。哥萨克支持公社制度和集体主义，却不承认苏维埃政权。道理很简单，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口号的大部分，对哥萨克来说，早就是现实。哥萨克是白军里唯一的群众力量。
最后是白色运动的核心——‘资产阶级反革命’。
……”
我对佩佩利亚耶夫开了个小玩笑，裂嘴一笑，便紧接着严肃起来，
“……
所以，从一开始，俄罗斯临时政府就落后于苏维埃。”
听到我如此直白的说自己政府的坏话，佩佩利亚耶夫大为不满，冷冷地问，“不知总理阁下何出此言？”
我看了看面无表情的佩佩利亚耶夫，微微俯身，表示我的歉意。
“恕我直言，请问俄罗斯临时政府支持什么国家制度？”
佩佩利亚耶夫对此非常熟悉，“联合各民族的白色分子并吸引底层人民（工人和农民）来保证摆脱国内战争，在白色思想的基础上恢复国家的秩序。消除布尔什维克的无政府状态，建立国家的法制，恢复强大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在全民选举法的基础上召开人民会议，在确立地方自治或管理的基础上进行分权，保证公民的完全自由，信仰自由，进行土地革命满足劳动居民对土地的需要，制定有关工人的法令，保证劳动阶级免受国家和资本家的剥削。”
话说的很漂亮，却没有实质内容。我摇摇头，说：“胜利以后再决定。那就是说，还没有确定国家制度了。”
佩佩利亚耶夫嘴张了张，不知如何解释。
我没有等他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