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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追问道：“就算如此，以日本的财政状况，现在不过勉强维持，如果大军一动，眼前的军费开支，从哪里来？”
我轻轻摇摇头，道：“百里，说你心不够狠，就是在这里了。如果日本人竭泽而渔，在国内收刮一下，每占领一地，也刮地三尺，短期军费还是凑得出来的，再努力争取英、法贷款，也是可以一战的。当然，对日本来讲，那将是一场疯狂赌博——失败的话，外债利息就能压垮它。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日本也不会采用。
但是，我也不能把日本逼急了，也要给日本留个台阶。就因为日本内阁，现在还没有对中国宣战，已经被叫作‘卖国内阁’，内阁成员都被称为‘卖国贼’，压力是很大的。真要是有个万一，我就算打赢了，也收拾不了这个滥摊子。”
我把背在身后的手，拿到前面来，“这是三天前的《朝日新闻》，上面全文刊载了田中义一的报告”。
蒋百里接过报纸，翻了翻，找到了田中义一的报告，开始阅读。报告不是很长，蒋百里不一会儿就读完了，蒋有点兴奋，高兴地问我是如何考虑的。
我在来的路上，已经想过了，便开口说道：“这有几个可能：一是日本政府内部，而且是高层，有意泄露出去的。目的应该是，减轻内阁受到的压力，给自己留条后路；二是主张和谈的派系，为自己的主张造势。以目前的形势看，日本应该是和谈派占据主流，在举国一致的要求下，战争派也不能对中国宣战——看来日本的财政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差。”
蒋道：“那应该不会开战了。”
“应该如此，希望如此！
日本国内的形势混乱，我也不知道局势最终会怎样。毕竟日本这回的亏吃大了，如果出现几起‘诛杀国贼’事件，也不希奇。那时候，恐怕日本政策又会有所改变。所以，军事准备，还是不能放松。这种时候，宁可多花费一点儿，也要做最坏情况的打算”。
……
（注：这里，我是受到错误历史印象的影响了，日本在这一时期，对军队的控制能力还是很强的。军队私自行动，那是二十年代的事。不过，主张对朝鲜实行稳健措施的伊藤博文，在1909年，就被刺杀了。在日本，从政是个危险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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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的这段日子里，我隔三岔五，就会请日置益喝茶。我这里可是有中国最好的茶叶——最正宗的武夷大红袍和西湖龙井。这些茶树都是私人财产，民国以后，不再有皇帝，也就不存在上贡问题，可以自由买卖了。但是，这些东西仍然是最高档的奢侈品，有市无价。
以武夷大红袍为例。武夷大红袍，是中国名苑中的奇葩，有“茶中状元”之称。在早春茶芽萌发时，从远处望去，整棵树艳红似火，仿佛披着红色的袍子，这也就是大红袍的由来。大红袍的树龄已有千年，在九龙窠600米绝壁上仅仅长有四株。人们每年五月的十三到十五日高高地架起云梯采摘，产量极少，大约只有11两。
柳家每年只公开拍卖三两，但每两大红袍的价钱，从来没有低过一万五千元。我每年总是以最高的拍卖价格，私下买上三两——我又不缺钱，犯不上占人便宜。其中，一两，是严又陵老先生作为我儿子的家庭教师的报酬；一两机动，我不很懂茶，但拿来送礼，喜欢的人很多；剩下的，则送给我的妻子。所以，我只请日置益喝过一次大红袍。大红袍的茶香气浓郁，滋味醇厚，饮后齿颊留香，经久不退，冲泡9次后还有着原茶的桂花香味，让日置益赞不绝口。
其它时候，我请日置益喝的，是狮峰老井“明前茶”。西湖龙井素有〃色翠、香郁、味醇、形美〃四绝之称，狮峰老井是其中的最上品。虽然，也很珍贵，但它的数量，毕竟要稍为多一点儿。
谈判的事宜，我已全部交给顾维均处理。专业问题，就交给专家处理，我不会干预。所以，在日置益初次提到谈判事宜，我就表明了我的态度。我与日置益的谈话，都是围绕“中日亲善”、“睦邻友好”、“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大东亚共荣圈”等内容展开的。
当初，日本鬼子没少拿这蒙中国人，现在，我也得努努力，好好忽悠下日本人。说什么，在日本，也得培养出个亲中派出来。日本政界主流有两个，一个就是亲中派，主张“提挟”中国（不含贬义）；另一个是大陆派，则主张殖民中国。然，两者动是为了日本的利益考量。我的意思是，培养一批“立场坚定，在任何时候都不动摇，就算委屈一点，也要坚持亲中”的亲中派人士。
客观的说，这一套理论，还是很有可行性的。
当初，中国自身的实力太弱，遭人惦记。日本目光狭隘，居心叵测，非要利益最大化——殖民中国。中国人当然奋起抵抗，历尽千辛万苦，最终打败了日本鬼子。如果日本不趁火打劫，反而雪中送炭，投资支援中国建设，想必双方会在“二战”中获得更大利益。不过，真要如此，那就不是日本人，那是白求恩。
闲话少说，咱们继续说“大东亚共荣圈”。
两者结盟，首要条件，就是互信。这很容易达成，双方可以约定：日本全力发展海军，陆军限制在一定数量以内；中国全力发展陆军，海军造舰船也受到一定限制。这样一来，双方自然没有能力攻击对方，也就初步达成了互信。
然后，是利益。我们都知道，社会的发展，一切靠的是利益驱动。结盟也是如此，没有共同利益的盟约，是很容易破裂的。这个，实现也不难。双方的组建的军队，决定了进攻方向。日本海军强，自然向东南亚展开攻势，扩展其在太平洋上的利益，甚至在可能的时候，谋取澳大利亚；中国陆军强，自然向陆地扩张，中国的利益在西伯利亚和中亚。双方最终可以在印度汇合，将势力扩张大印度洋。从而实现“大东亚共荣圈”。
说白了，这就是画饼充饥。然，这个大饼实在是诱人，日置益看到这个前景的时候，两眼都能冒出光来。虽然，日置益知道，吞并澳大利亚，把势力扩张到印度，都不大现实。但是，如果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把东南亚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还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日置益的猪头人形象，看久了，也就习惯了。按面相来讲，日置益属于那种“面带猪像，心中嘹亮”的人。也是，连《二十一条》这样，显失公平的霸王条款，都能让袁世凯签下来，这厠自然也不是一般人。不过，个人能力再强，你也强不过形势。日本的强国之路，有两条：海洋与大陆，非此即彼。现在，日本国力有限，没有办法吞并我方，合作也就提上日程。有这个基础在，“大东亚共荣圈”的内容，就实际多了。这和传销、骗术的原理是一致的，都是利用人的贪婪。事实上，只要你动心了，自然就会越想越多，上当受骗被忽悠。
我与日置益相处融洽，共同语言越来越多，眼看要把日置益培养好的时候，日置益与顾维钧的谈判却陷入了僵局。这不是哪一方的责任，而是双方造成的。谈判这东西，虽然很复杂，其实，就是一场比较正式的砍价。
起初，日本政府的政策未定，日置益想拖时间。所以，每天只在下午谈判，时间四小时，星期日还要休息。日置益在谈判时，也穷源溯本，慢慢拖。于是，一个责任问题，就谈了十七天。所以，日置益每日都有充足的时间。隔三岔五，就会到我这里喝茶。
后来，日本政府在大阅兵，及稍后的系列演习中，了解到国防军的实力。从而，使日本政府在连续几天的争吵之后，初步下定决心，倾向和谈。于是，双方的进展加快了许多。都知道夜长梦多，谁也不想有意外发生，配合默契。一些不重要的问题，就一带而过，差不多就行了。
这时候，日置益与顾维钧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到了赔款上。
日方认为，“既然，青岛冲突是由于国防军的误会产生的，国防军就应该负起责任”。而且，日方狮子大开口，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一亿日元”——快赶上马关条约的赔款了。
中方自然不可能同意，中方也有自己的看法，核心内容就是，“一分也不应该赔”。
日置益叫嚣着战争，说要全面封锁联省、全面战争云云。这个威胁，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中国没有远洋运输船舶，对外贸易，都是通过外国的商船运送——主要是美国船，董氏（美国）又在其中占了很大比重。所以，封锁实现的可能性很低。而全面战争，更不现实。
顾维钧则宣称，要建一百艘潜艇。全面封锁日本。这也是瞎扯。安庆造船厂是有五艘潜艇，在德国工程师的指导下建造。但是，一百艘的话，欧战结束，我也造不出来。
双方各不相让，谈判陷入僵局。
这时候，调停人就从中斡旋，希望双方各退一步。如此巨额的赔款，自然是无稽之谈，我方无论如何也不会赔偿的；但是，日方蒙受了相当严重的损失，如果没有赔款，实在是难以达成协议。所以，美国公使芮恩施就提议，我方象征性赔款，以了结冲突。
这样原则性的问题，顾维钧自然不敢作主，问题便交到了我这里。
我也有些犹豫，从法理上来讲，中国自然无须赔款，甚至可以要求索赔。然而，这世界上的条约，古今中外，都是按照实力签署的。所以，我不是犹豫这个，我考虑的是将来。
镇南关大捷，对满清的历史评价，可是历历在目——“不败而败”、“卖国贼”，可都不是什么好名声，我还没有做好“遗臭万年”的思想准备。而且，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名声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自明的。中国的未来，必会是一个民选政府，这是板上定钉的事。背负着如此的名声，自然对我未来的选举大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