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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住的都是钢铁厂的工人，只花了一千六百美元就买下了。然后，找人改了一下，新增了两个卫生间，毕竟要住二十七个人，原来的两个卫生间一定不够用。加之，修修补补，又花了250美元。阿庭在家忙这些，我则带着两个人去纽约，想将钱全部兑换成美元。
匹兹堡到纽约，乘火车需要十一个小时。我们坐的普通座，紧挨着包厢。刚过费城不久，我就听到乘务员询问有没有医生，有人病了需要医生。很快，一个前秃顶的中年胖子提着个急救箱，随着乘务员走过来。乘务员边走边说着什么，她语速很快，我只听到是个小女孩病了。我没有在意，我连蒙古大夫都不是。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过了约有二十几分钟，一个个子高高大大的英俊的青年男子，急匆匆地向车前面走来，那个秃头随在他身旁，边走边说些儿什么。那青年男子很着急，说话声音有点大。一个熟悉的名词传如我的耳中，我在脑中打了个转，才想起来，那个词应该是“脑膜炎”。在不牵扯利益的情况下，我也是乐于助人的。我站起来，说道：“你好，先生。有什么能帮你的？”
平心而论，杰克·史密斯并不是个种族主义者。就象汉唐时，我们看待游牧民族一样，史密斯也是如此看待华人的。而且，当时，他的小女儿得了急病，很有可能不治。所以，杰克·史密斯的回答极其无礼。他说：“你能帮我什么？”
抑制住翻白眼的冲动，我强硬而不失礼貌地说：“先生，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所以，我原谅你的无礼！我想问一下，是有人得脑膜炎了吗？”
杰克·史密斯飞快的说了句“对不起！我的小女儿得了急性脑膜炎，正在高烧，你有什么办法？”
脑膜炎在这时代没有特效药，最好的大概就是我手中的青霉素了。我不知道，我当时为何会那么好心，只能说人性是复杂的。我说：“我有一点办法，但我没有行医执照。”
我清楚的知道，青霉素是目前唯一的特效药。所以，我信心十足。这样的信心，非常的自信，是我的话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杰克·史密斯只犹豫了一下，就说道：“你有什么要求？”
我纯是偶然性的善心发作，自然而然的说：“没有要求。”，把两个从人留在座位那儿，我随杰克·史密斯前往他的包厢。
在包厢，我看到了一个美女和一个小女孩。前秃顶的医生也跟随前往，我犹豫了一下，有些儿事情得先说明白，“脑膜炎的后果，你们都清楚吗？我这药物需要先做皮试，没有过敏反应，方可使用；这种药物并不是百分百有效的，总有效率在百分之九十左右。你们要考虑清楚，是否使用？我只能说有很大可能治好，而不是一定能治好。”
我越说越后悔，装什么大瓣蒜，万一有事倒霉的一定是我，何况眼前着家伙一看就是有钱有势，我希望这家伙放弃。然而，杰克·史密斯刚刚已完全了解有关‘脑膜炎’的情况。眼前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他看了看妻子，没有过多的犹豫，就作出决定，他说：“拜托你了。”
这时，我也没什么退路了，总不能现在打退堂鼓吧！我先给那个小女孩作了皮试，十五分钟后，我仔细观察，很好，丘疹大小不变，边缘无红晕，没有微粒和伪足，她对青霉素不过敏。我没有给这么小的孩子打过针，又有点儿紧张，便托那前秃顶给小姑娘打针。
随后的时间里，我的心悬在半空中，只勉强硬挺着。我们互相作了介绍，这个比我英俊一点点的家伙叫杰克·史密斯，他妻子叫珍妮·麦迪逊，秃顶叫亚里斯多德·克里，那家伙是个律师，……。
‘天呐！竟然是个律师！我一定会被要求赔偿一大笔钱，然后，被判一百年监禁，这真可笑！哪怕死在战场上，也比这强百倍，……’
就在我准备打倒众人，然后逃走时，珍妮说话了，她可真是个美人儿，“退烧了，退烧了！”。我凑上前去，摸摸她的额头，确实退烧了。我跌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这才注意到，小姑娘长的极可爱，完全继承了其父母的优点。不管怎么说，谢天谢地！我再也不作好人了！
我将注射器、棉花等沾有药物的一切东西都收起来，保密！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好！
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打发走克里——我当然不会告诉他是什么药。让刘大河回去说一下情况，我会晚回去几天。然后，我先去换钱，再找个旅馆——这没成功，我和黄华住在史密斯家了。看起来，他是个成功律师。其实，何止是成功，史密斯在全美律师中能排进前十，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最少也应该用‘非常成功’来形容。
在史密斯家住下来，我每天早晚给小姑娘玛丽打一针，白天就到曼哈顿岛东南端的华埠去，我要在匹兹堡开间中餐馆，所以，要买好多东西。华埠基本都是广东人，都说粤语，我去后不得不比比划划地说英语，所以，他们都说我不是中国人，真是搞笑！我给他们抄了几个家常菜，然后，很快的用筷子把它吃掉。最后，福伯勉强承认我是北京人——我还类人猿呐！我在那里买了许多调料，器具什么的，福伯爽快地给我打了八折。
小玛丽病刚好一点，就调皮起来。她跟我很亲，我给她讲牛郎织女、讲神话传说，给她唱《一条大河》，唱《中国心》，比照顾弟弟有意思多了。
一天晚饭后，史密斯和我座在二楼的阳台中吸烟——我们这几天已经比较熟悉了，起码他不会想着给我钱来报答我。双方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眼光见识上都有自己的见解，往往说起一个话题，就能说的很投机，我们彼此之间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这一次，史密斯问道：“董，你这次回美国想做些什么？”，他还是希望能帮助我，聊以报答。
我明白他的心意，知恩图报是好事，但没有必要都说明白。我说：“挣钱，很多很多的钱，然后为我的国家做点事。”
“那个‘清’，是清国吧？”。
我哈哈大笑，道：“杰克，看来你对东方的历史不太了解，我给你补补课吧！”。
史密斯耸耸肩膀，说：“难道你了解西方历史，前天还把那个常识都说错了。”。
我怒目而视，史密斯也不干示弱。我们僵持了一回，不由大笑起来——交朋友的感觉，真好。
我从秦始皇讲起了汉族的形成，讲汉朝对匈奴的打击，被汉军击败的匈奴人，被迫西迁越过茫茫的中亚草原，在匈奴王阿提拉的率领下，建立了独立的国家——也就是现在的匈牙利；讲述盛唐的辉煌，长安的庞大规模和富丽堂皇，讲述唐军身穿明光甲手持陌刀击败突厥的壮烈景象，那被唐朝击败的突厥人，其中一个分支在其首领奥斯曼的率领下，夺取拜占廷，灭亡东罗马帝国，建立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讲述宋的富饶开明，在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横扫东西方时，宋是抵抗时间最长的国家，最后击毙了蒙古大汗蒙哥，使蒙古大军从欧洲撤军，倾全力方击破了宋；讲述明的反击和清的压抑；最后，我轻轻对他说：“杰克，你会把奴役你的国家当成自己的祖国吗？我，不会！”
几天后，小玛丽痊愈了，我们留下彼此的联系方式，就告别了。 ？
第四章
“中式餐馆是怎样造成的？”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一起坐在匹兹堡临街商铺里，我环视一周，有人面面相觑，有人低头不语，更有人作沉思者状——仿佛在思考着某个深刻的哲学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正在讨论如何建一所中餐馆。它应该具备中式的家具、摆设、装修和纯粹的中餐，并适用西式的就餐习惯——人都是懒惰的，为了一顿饭，去学习使用筷子的客人，永远是少数。厨师不是问题，曹叶川手艺不错，断然不会像他自称那样——对做饭很有兴趣，学过几手——只那手刀工，就不是一年半载能练出来的，我只希望他会做的合乎美国人的口味。现在的问题在于本章开始的问题，你要问中餐馆是什么样的？除了我和阿庭，大家都能说出个一二三，说的那叫生动详实。但是，能说明中餐馆是如何造成的，就一个也没有了。
阿庭和我大小眼瞪了一会儿，决定还是去请教明白的人。于是，阿庭命吴猛带人在家，继续训练。我和阿庭带着店铺的结构图，再次奔向纽约。
在华埠，福伯介绍了韩先生和木匠老林，又帮我们参谋上了。韩先生算是个才子了，据说考过秀才，不知怎么流落到这里。而老林也是华埠首屈一指的木匠，在国内也应该是一流，想必也有自己的故事。说起来，两者好象差不多，其实差远了。在过去，一个好木匠不仅要木工活好，通常他还要会盖房子，身兼建筑师、设计师、工头等数职。
韩先生听了我们的要求，略略地想了一会儿，说：“你们现在开的这个餐馆应该算是中档餐馆，也就是说，你们不可能投入太多的钱来装修改造，干脆就将大门改改，放上两个石狮子，店里无需多加布置，桌子用八仙桌，椅子用太师椅，稍微缩小些，适合两~四个人坐，间隔用大幅水墨山水的屏风和花木，门窗采用雕花镂空的，自然也就很有中国气息了。‘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适合餐馆的也就是这花格窗了。”
我们一听，也是这个理。然后，大家又一起商量需要多少桌椅屏风，石狮子要请谁雕，屏风要请谁画，大致要花多少钱。最后，老林决定带两个徒弟去一趟。
在纽约，我和阿庭顺便随去拜访了史密斯夫妇。我们带着一束鲜花——给珍妮，和漂亮的中国手工艺品——给玛丽。此去主要是，把阿庭介绍给史密斯一家。
林木匠的手艺很好，我们的中餐馆迅速开业了。古朴大方的中式门楼，镶嵌玻璃的镂空花格窗，绘制在墙上的青砖墙，在林师傅的眼里很是碍眼，但对匹兹堡市民来说，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