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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有一半的村长像王文华一样分红了几百圆；有近三分之一村基本持平，村长分红为几圆，甚至没有分红；其余五分之一的村折了本，有百分之一二的村亏损较重，村长不得不对村民百般解释——其实折本是按当年的帐目来讲，各村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有些村的长期投资比较大，当年算起来就亏损了。真正亏损的也就是七八个村，只要不是个人私欲造成的，基本不会撤换——要换我也得有人手。但对那些运营管理能力较差的，由政府提供一个管理人员作为其本人的助手。管理人员工资暂时由政府垫付，过后，再在村长分红里扣除。管理人员通常与村长也有分红协议，在村长的分红里，管理人员一般能在村长的分红里分享20％~40％。聘请管理人员的，倒有不少，很多人其实并不擅长这个。
民国元年年前，我那个私人农庄改造成为一个食品公司——来福食品公司，并加大了投资，购进各种机器设备，在其之下设置了面粉厂、榨油厂、米厂、屠宰厂和罐头厂。然后，我将全部的股份分配给新军官兵，并叮嘱他们不要出售，这是给他们将来养老的。跟着我这个都督，管的严格，是没有办法发财了。但是，也不是人人都有才能，可以当官，我怎么也不能让他们落个没下场。这也就是我给他们，安排的一条后路。起码，将来也可以过过中产阶级的小康生活。
其实，股份并不是很多，新军的普通士兵只有万分之一的股份。现在换成钱，不过相当于几十块钱，都值不到一百块钱。但是，日后的升值潜力，才是重点。我干脆命令：十年之内不得出售，如果缺钱了可以来找我——我军事秘书黄侗，也是新军出来的，有我的话，新军官兵要见我，是不成问题的——这些家伙，执行命令，我还是很放心的。
来福食品公司的增值潜力，是百分之百，千真万确，理所当然的。从历史渊源说，来福食品公司一直是新军的主要食品供应商；从人脉背景说，三总司的大头，以及军中的主要官员，都是来福食品公司的股东。如果这还不够，还有我这个幕后黑手。而且欧战时，需求量最大的就是军需品和农产品。各位，这样的公司不挣钱，那还有什么公司能够挣钱？
尽管有这么硬的关系，来福食品公司对食品卫生和产品质量仍然有着很高的要求。废话，自己做，自己吃，要是还唬弄，那是有病。再说，我对此一向要求严格，跟我一段时间后，人人皆知，谁也不想找不痛快。所以，安庆来福食品公司十分注重产品质量，严格检验、检疫管理和食品卫生，决不以次充好。比如说，像用马肉、猪肉充牛肉这样的事情，决不会在来福发生。来福食品又十分重视市场的开发，和产品的口味的正宗，不惜重金研究，先后取得了福离集香鸡、德州扒鸡、西式火腿、午餐肉、熏肉肠、腊肠、火腿肠等一系列食品的工艺和配方。
后来，凭借着优良的品质，低廉的价格，纯正的口味，在几年欧战中大发横财，资产暴涨数百倍。到二十年代，安庆来福食品公司已经成为闻名全国，享誉欧美的食品生产商，也是中国最大的集团公司之一。带动了一大批人，将资金投入到食品加工业中。在二十年后，中国十大食品公司中，有六家是安徽企业，来福食品排名第一。无论是资产，还是品牌信誉，都名列榜首——其商标是一只憨态可掬的黄色大狗——藏獒。 ？
第20章
民国元年3月，德国公使哈豪森要求开始铁路的勘测工作。眼看没有办法再推迟，我在议会宣布了我所签署的一系列协议。呃，这个，我得如此形容，结局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我先在民生党内部先宣布了协议，并取得了谅解。这回，我没有作出让步，温和一点不是坏事，但软弱就不好了。加入了我民生党，总要为民生，嘿，为我做点事情吧。再说，不如此，安徽怎么可能有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建设。风险与利益成正比，董氏承担了风险，自然要取得收益。况且，董氏已经为安徽的损失，作出了补偿。在我的强力支持下，民生党统一了思想，议会最终确认并通过了该协议——协议终究是对安徽有利的，大部分风险由皮特·董承担了——至少表面上如此。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皮特·董是我堂弟了^…^。
随后，安徽新军与九江军政分府爆发了军事冲突，我与同盟会算是彻底翻脸了——我是这么以为的——后来，南京政府又想方设法向我要钱，倒让我又糊涂了。但是，我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要钱没有要命也没有。即使张孝准通过蒋方震来找我——别人的面子不给，蒋方震的面子也得照顾，我就私人赞助了十万圆安徽票。蒋方震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冲我翻白眼。
安徽省军政府的财务制度与国内大不相同，财政厅是最先健全的部门。财务制度完全是照搬欧美的财务制度，比较正规——不要说我崇洋媚外，我听说的新闻，看到的报道都是这么说的。而且，在当时，欧美的财务确实与现代财务制度类似，我在美国开过公司，回国可没干过，所以如此照搬，自然而然。
前次同盟会来要钱，我在议会里算了一笔帐：
“安徽光复时，得到资金共计2200万元，根据协议得到4亿圆，总计42200万圆。民国元年，免除苛捐杂税，农税，省内厘税，预计全年税收200万圆。
至民国元年年底的支出，小学教师10万人，每年薪金3000万，加上中学大学教师薪金共2500万，学生360万的补贴及奖励1800万（因为有大批学校是年中建的，预计来年将达到3000万），学校及图书馆的建设费用1800万，安徽省教育投资总共9800万；武器弹药军舰及生产设备5000万，新军薪金3500万，军校等600万，军费开支共9100万；道路、码头、水电等公共设施4500万；水利淮河1500万；铁路2000公里（1912~19131：12000万）6000万；政府开支400万；总计30600万。
也就是说，民国元年年底安徽省将会剩余资金11800万。看起来不少，那么民国二年的开支如何？教员薪金及学生补贴不能少，是8500万；新军薪金和军校费用也不能少，4100万；政府开支只会增加，就算还是400万；淮河二期工程1200万；铁路建设6000万；就算来年的税收大幅度增加，也不可能达到两千万，预计在一千万几百万，也就是说，明年，安徽至少要有二、三千万的亏空。
……”
于是，议会直接将南京的无理要求否决了。当时，蒋方震也在场。
这自然是敷衍塞责，实际是会少一点。但蒋方震也知道，我素怀大志，与同盟会理念不同，素来瞧不起“乌合之众”的同盟会，自然不会把钱花在这里。而且，我这个人颇为‘势利’，要花钱的地方极多，没有意义的钱，一文都不想花。
“酒色红人面，财帛动人心”——接下来的日子里，南京、北京一致向我要钱。四亿是多少，我不好形容。但是，袁的善后大借款，也没有这个数目。可以想象，南北方是多么的想得到这笔钱。
总之，袁方来人，我称“是是是”；同盟会来人，我说“好好好”。反正要钱没有，调动不行。
随后，就发生了黄焕章事件。
九江军政分府的黄焕章是个庸劣异常之人，他所部2000人是新近招募来的洪江会会徒，军纪很坏。3、4月间，不知是因为报复‘严打’，还是其它原因。屡次进犯我小姑山地区，烧杀劫掠，无恶不做。我遂谴王泽率一师劲旅——其实也就是训练半年的新兵，及安庆水军，围攻九江。同时，我通电全国，称黄部为土匪流寇，声称“不交出黄焕章部，誓不罢休”。并不顾南京的调解，日夜攻打，迫使九江马毓宝交出黄焕章，确认后当场予以击毙，安徽军方才退军。
此后，各省军队无有敢犯安徽者——时安徽新军以红地有翼白虎为帜，有人遂称安徽新军为“疯狗军”。
接下来，我通电全国，公布了《安徽地方自治草案》，宣布自治中立。这就是著名的“安徽自治事件”。我在通电中宣布“安徽实行地方自治”，“南北方军队不得通过安徽，战事概与安徽无关”，“安徽保持中立，人不犯安徽，安徽不犯人，敢犯安徽者，不死不休”，等等。并公布了安徽资金的使用计划，“减免税收”，“普及教育”，“土地改革”，“实业建设”——这些都是有具可查的，安徽大招募，谁都知道。最后，我宣称，“近日诸君吠吠，无非意在安徽筹集之资金。然安徽所筹集资金，皆以安徽为本，用于安徽的建设，方为正理。董崇文提兵十万在此，南北诸君欲取，径可前来，何必吠吠乎”。
我这是直接说了，眼红安徽有钱不是，提兵来战就是，叫什么叫？南北方一时失声，再吠起来就更厉害了，不过，此时此刻乃是御用文人的笔墨官司，安徽又不是没有御用文人，此事已无干大局。
趁此机会，我大力推广安徽自治运动，把安徽人的注意力，从土地问题上，转移一下，“土地”这事是最让人焦头烂额的。至于，南北方的问题，反而不大。为什么？其实南北方都没有足够的实力，也就是没有钱，在现在发动战争。战争吞噬金钱的速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再用善后大借款做例子，总数高达八、九千万大洋的资金，在二次革命的短短几月内，就花掉大半。现在，让南北方到哪儿，去找这么一笔钱出来？况且，德国正在安徽建铁路，与美国一道为安徽海关提供顾问，还要为安徽培训警察，两国也是不可能同意的。我这也算是“挟洋自重”，没有办法，实力不够，时机未至，只能如此利用一切有利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