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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肃清反革命等等。再后来，进行土地改革，他担任了土改工作队大队长。老宅里的人称他赵大队长，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土改”主要是农村土地改革，简单说，就是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穷苦的农民。赵大队长本身也是穷苦农民，贯彻这个政策是完全彻底的。问题在于，他在“土改”中犯了一个错误，犯的是“生活作风”错误。他“搞”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后来成了他的老婆。至于为什么会因此给他那么重的处分，一直是个谜。有人说，是因为他在老家结过婚，而且有孩子。有人就反驳说，那时多少干部都换了老婆，至今不是仍在高位？也有人说是赵大队长革命意志衰退，经不住引诱，在“土改”中搞了地主的小老婆。但大家更不信，那个让他犯错误的老婆，孩子们喊她赵姨，一直在建筑公司的施工队做泥瓦工的助手，每天往高高的脚手架上挑砖和泥。她长年累月都在露天工地上，皮肤晒得很黑，洗得发白的工作服肩膀上缀着厚厚的补丁，怎么看都像个修红旗渠的铁姑娘。惟一可疑的是，赵姨比赵大队长年轻得多，可能要差个一二十岁。
赵大队长退休前的职务仍然是个大队长，建筑公司施工大队的大队长。可当时的市长，曾经是赵大队长的副手，土改工作队的副队长。所以，赵大队长喝完酒，敢喊着市长的名字骂人。
后院原来是齐府里厨师、粗佣、水夫们住的地方。赵大队长竟住了大半辈子。他在这里生了三儿一女，建立了一个大家庭。他的岳母，以及岳母的大女儿——他的大姨子一家也和他住在一起。两家人像一家一样。
赵大队长毕竟是个老革命，老宅里没有几个人在他的眼里，只有成虎受到他的信任。这天，他穿过那一人小巷，站在巷口，冲三进扯着嗓子喊：“小成，小成，小成在家吗？”
叫了几声，没人答应，住在成虎楼下的月清伸头了，她家有一个窗户朝着后院，直对着那个一人小巷。月清说：“小成好像还没回来。赵大队长你找他有事吗？”
赵大队长嗯了一声说：“是，他回来后，你告诉他一声，让他到我家来一趟。”
月清是个好性子的女人，她说：“好，小成一回来，我就告诉他。”
赵大队长谢谢都没有说一声，转身就回去了。
他前脚走，成虎后脚就回来了。
三进二楼的楼梯紧挨着月清家的墙，月清家的墙是一层薄薄的木板，楼梯也是木楼梯，楼上的人上楼下楼，月清家都能听见。在一起住了几十年了，一听脚步声，就知道是谁。
成虎回来的时候，月清听到了脚步声，就在房间里喊了一声：“小成吗？”
成虎站在楼梯上答应：“是我。”
月清说：“后院的老赵来找你，叫你去他们家一趟。”
“哦，知道了，谢谢你。”
成虎放下包，马上就下楼了。成虎和赵家有一层特殊的关系，他和赵大队长的二儿子赵大志是同班同学，而且非常要好。赵大志在武汉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回家很少，总是托成虎代为照顾他们家。赵大队长一家，也把成虎当做自家人，赵大志的弟弟都喊成虎“三哥”，因为成虎比二哥赵大志的生日小。
赵大队长的大姨子，也就是赵姨的姐姐正在后院收衣服，远远地看见成虎，就问：“是小成吗？”
成虎答应了一声：“大姨，是我。”
大姨说：“小成，我问你一件事，来，到我家坐一会儿。”说着，就把成虎往家里拉。
这时，赵大队长听见成虎来了，就喊了一声：“小成来了？”
大姨和赵大队长住对门，赵大队长一家住在东面，大姨一家住西边，中间是通后门的过道。
大姨把成虎拉到家里，问：“小成，你是记者，消息灵通，这老宅拆迁的事，怎么一直没有动静呢？”
成虎说：“据我所知，现在还在规划之中，规划一定，就要调查摸底，然后和原住户谈判，谈判好了才能拆迁啦。”
大姨说：“哎哟，早点拆吧，这房子一天都住不下去了。”
成虎说：“恐怕不会那么快，牵扯到这么多住户呀。”
大姨又问：“小成啦，像我们家和老赵家，能分几套房呢？不会把我们算成一家吧？”
这是大姨的一块心病。她二妹和赵大队长结婚后，她们全家都跟着住到老宅的后院来了，所谓全家也只有姐妹两人和她们的母亲。直到现在，在房管所的登记上，只有赵铁柱一个人的名字，而没有大姨和大姨夫的名字。所以她一直担心拆迁后只还给他们一套房。
大姨说：“唉，老太太死后，我们就是两家人啦。老赵家三儿一女，全都成人了，房子怎么还不够住，不会把我们和他们家算成一家吧？”
成虎抬头看见墙上挂着大姨的母亲、赵大队长岳母的照片，这位老太太善良一生，却没有善终。大姨的话，他都没听见。
赵大队长与他的岳母年龄相差无几。“文革”中，赵大队长受到冲击。赵大队长所在的建筑公司，是造反派闹得最厉害的单位。有一天成虎上街，看到建筑公司的造反派把公司里所有的“走资派”都押在大卡车上游街。每一个人胸前都挂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上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罪行，名字上还用红笔重重打了叉。
成虎看见赵大队长也在车上，他胸前的牌子上写着“道德败坏的赵铁柱”。在成虎的心目中，赵大队长可是一个英雄人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的老革命老八路。
成虎小时候喜欢听两个人讲故事，一是听曹老三讲武侠故事，一是听赵大队长讲战斗故事。曹老三讲的是武侠书上的，是别人的故事，赵大队长讲的则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更吸引成虎。夏天乘凉的时候，成虎看到赵大队长身上有好几个伤疤，印象最深的是他右腰上的枪眼，从前面打进去，从后面穿出来，一前一后两个圆圆的紫色疤痕。成虎还看见过他的军功章，有十多块。他对赵大队长充满着崇敬。就是像赵大队长这样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今天的新中国。今天，怎么会把他们五花大绑着游街？
游街的车开得很慢，成虎一路小跑地跟着，眼睛直直地盯着赵大队长。尽管成虎那时才十来岁，可无论赵大队长胸前的牌子上写着什么，无论高音喇叭里怎样控诉他的罪行，成虎根本就不信。他一直就这样跟着，赵大队长看到了成虎，又无奈地把头垂得更低，汗水一滴一滴地掉下来。成虎难过得直想哭。
可给成虎更大的冲击是游行结束以后。成虎跟着卡车进了建筑公司的院子。他看到了揭发赵大队长的大字报，感觉一股鲜血直冲到头上，人都有点蒙了。
大字报上说，赵大队长和他的岳母胡搞，最后又娶了人家的女儿。后来造反派还把大字报贴到了赵大队长家的窗下。赵大队长的岳母，这位六十来岁的老人无法自辩，她用自己的方法处理了这件事。
那天早上，她给家人烧好了早饭，脱下身上那件半旧的棉袄，盖在熟睡的小外孙身上，走出后门，撕光了墙上的大字报，扔进后街的公共厕所，然后在厕所里上吊了。这是成虎第一次真真切切地看到一个人的死。他陪着赵大志给外婆送葬的时候，大志怀里抱着那件旧棉袄，他要给外婆穿上，他说外婆上路的时候太冷。大志一路凄惨地喊着外婆，在坟地久久地跪着不起来，成虎也一直陪着跪着，泪流不止。
老奶奶死后不久，赵大队长就被放了回来。他那原先黑黑的小胡子全部变成灰白色的了，像挂在嘴唇上的一串鼻涕。
一九八八年，赵大队长早已落实了政策。听说后来还补了他在“文革”中被停的工资，待遇上也有很大的改变，但没有给他解决新房子，他们一家，或者说两家仍然住在老宅里。赵大志那善良的外婆，如今只留下一张照片挂在家中的墙上，而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是挂在大姨家里。
成虎看着老奶奶的照片，心里感慨万千。
这时，赵大队长走了进来，他要问成虎的和他大姨子一样，也是拆迁的问题。
老宅里还有一个河南侉子，叫孙拽子，住在后花园旁由过道改成的屋子里。孙拽子早先是个国民党军官，跟共产党打仗时掉了一只胳臂，后来成了历史反革命，坐了十几年牢。刑满释放后，又回到老宅，在搬运公司拉板车，每天在赵大队长家门口来来往往。
早先，赵大队长看到孙拽子就要横眉冷对，孙拽子也总是低着头进出。后来，孙拽子摘了帽子，慢慢地头也抬了起来，见到赵大队长，就有点阴阳怪气的。再后来，改革开放了，孙拽子说，他的那只胳臂不是跟共产党打仗打断的，而是打日本鬼子受的伤。
赵大队长和孙拽子都喜欢喝酒。孙拽子干体力活，多劳多得，收入比赵大队长还多一些，他家饭桌上出现肉的时候比赵大队长家多，喝的酒也比赵大队长的好。赵大队长心里就更不平衡了，常常望空骂娘。
赵大队长退休后有一段时间闲在家里，孙拽子拉板车靠天吃饭，天阴下雨的时候也闲在家里，有时候，整个后院白天就这两个死对头在家。慢慢地，两个人就“国共合作”了，合作的项目就是下棋。
两个人都是臭棋篓子，可都好下棋。两个人之所以能够合作，也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和他们这样的臭棋篓子过招。他们两个下棋的时候，倒总是津津有味，边下棋边斗嘴。
赵大队长恶狠狠地说：“我吃了你的炮！”
孙拽子咬着牙说：“我先杀你的马！”
赵大队长好悔棋：“别急，别急，我没看见。”
孙拽子怎会善罢甘休：“不行，不行，共军打仗，就是不讲章法。”
赵大队长生气了：“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管什么章法不章法。你们国民党八百万军队，不是都让我们吃了吗？”
于是，两人吵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