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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另一个特务系统是“军统”。它以“军方”第二处为基础扩建而成。
“军统”前身是“三民主义力行社”。１９３２年１月，蒋介石在南京召见黄埔系三民主义同志会的骨干分子滕杰等人，听取建立组织的详细汇报，然后，将他们召集到中山陵开会。会上就组织的名称、纲领和计划进行了讨论。同年３月，“三民主义力行社”举行成立大会，蒋介石任社长，滕杰等人为党务干事，滕杰为书记。力行社包括组织、训练、军事、特务４个处，戴笠任特务处长。
“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宗旨有两条，一条是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绝对服从蒋介石，维护蒋的独裁统治。它认为“蒋委员长实为中国现时唯一适当之军事最高领袖”，对他要唯命是从，“革命团体的一切，都要集中于领袖，党的精神、党员的信仰要集中，党的权力以及党的责任也要集中，党员的所有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二是鼓吹力行哲学和强权政治，践行法西斯主义。
力行社虽为政治组织而非特务组织，但它的原则、宗旨、纪律，已具备特务组织的特征。正是在这个组织的基础上，戴笠组织了“军统”系这样的庞大特务组织。在力行社成立后的第二年，戴笠向蒋介石建议，成立了“复兴社”，同样以蒋介石为社长。
１９３８年８月，力行社特务处在武汉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主持工作。此后随国民党中央迁至重庆，在重庆这个特务机构急剧膨胀，仅局本部就有５万多人。这时的军统基层组织的触角伸向全国各地乃至于国外，包括６个区、４１个站、１７个办事处和各种各样的训练班。在边远地区，如伊犁、拉萨、迪化（乌鲁木齐）设立了站、组，在越南、缅甸、泰国、印度、菲律宾、新加坡也都设立了组织。
“军统”的组织系统较“中统”更加严密，从工作范围讲，开始两个组织系统有一个大体的分工，军统主要是对军队的控制，而“中统”则侧重于国民党内部的控制。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互有渗透，相互钳制。
评析：
为了镇压共产党和人民革命运动，剪除异己，加强对国民党内、军内的控制，维护和巩固其独裁统治，在建立特务组织。庞大的特务组织机构，是独裁统治的伴随物。蒋介石建立了绝对忠于自己的两大特务组织系统构成了当时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政治现象，特务政治，独立于法统之外，奉行法外之法，它们压迫甚至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残酷地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控制国民党和军队，在维护蒋介石独裁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蒋介石统治机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蒋介石的政治行为中，几乎随时可以看到特务政治的影子，特务机构是他巩固统治地位的一大法宝。然而，特务政治是一种没落、反动的政治行为。反抗力与压力是成正比的。压力越强反抗越烈。正是国民党的军警特对人民的控制，对民意的压抑，对民主行动的镇压，激起人民群众越来越强烈的反抗。在解放战争时期，特务无论怎样破坏，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势头不减，而且越来越迅猛、浩大。但特务政治终究难以挽救蒋家王朝。
术篇第47节 原始、独特的识人术（1）
在古代的中国，科学技术极不发达，巫术业兴隆且万能，观天、谋事、识人都要依靠此术。就识人来说，完全凭感觉相面，察言观色，随心所欲，投其所好，诱其所需。其最大的特点，感觉加实用主义。这种术法在小说戏曲里也屡见不鲜，把人物脸谱化，并涂上神秘的色彩，让人们对贤帝庸君、忠臣奸宦一看即知。此种伎俩，到了近现代，在政坛官场也有人用过。
曾国藩习惯采用此术识人。当然，象曾国藩这样的儒学大家，不会照搬巫术的套路，但他凭感觉识人，也确有其事。所谓凭感觉识人，主要是通过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看人的气质、精神风貌，然后凭自己的经验作出判断与抉择。在这方面他相人技术比较高，有些人他只要见过一面，基本就能断定此人能够干什么，能不能重用等等。
蒋介石一生效法曾国藩为人处事，在用人上也套用此法。他通过细微小事、语言交流，观察对方，看其是否有用，然而决定取舍，凡是被他所相中的人就可以提拔重用，反之，即使你有天大的本领，也会被搁置起来，甚至被怀疑、提防。
事例：
蒋介石在创办黄埔军校的时期，就是采用这种识人术得到他后来最为器重的三位大将的。
一个是陈诚。陈诚出生于浙江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前清秀才。１９１６年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到浙江的一个陆军师任下级军官。后来，他追随邓演达前往广东参加革命，在邓演达任团长的团任职。黄埔军校建立时，他被调到军校担任带兵官。到黄埔军校后，他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来，他很想表现自己，展示才能，尽管他也是浙江人，但由于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起初，并没有进入蒋介石的视线。
一个偶然的机会，把他的命运与蒋介石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一天蒋介石夜晚查哨，看见房间里有微弱灯光，以为是学生兵不按照作息时间作息，非常生气，立即开门，准备加以训斥。推开门正要发火，所见到的场面使他把将要发作的怒吼声止住。他看见一个人正在点着蜡烛，借助微弱的光看书。蒋介石起先以为是小说，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三民主义》一书，立即转怒为喜。再看看陈诚，虽然其貌不扬，但眉宇之中透出一种灵气，神态自若，并没有因为校长突然夺书而惊惶失措。第一观感印象颇好。于是，他开始与这个人聊了起来。问道：“你是哪里人？”陈诚回答道：“我是学生陈诚，浙江人。”蒋介石听后并没有动声色，只是嘱咐他好好休息，就走了。
次日清晨，早操完毕，蒋介石宣布：炮兵区队队长陈诚，发奋刻苦，精神可嘉，特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以资鼓励。陈诚既驚喜又激动。
另一个是胡宗南。胡宗南也是浙江人。在考入黄埔军校前，在浙江吴兴县一所小学当一名老师，教国文、史地课程。在校任教期间多次到南通、上海等城市参观，眼界大开，也吸纳了一些新的风气。一次所在小学要举荐校长，他也参加了竞选，竞争激烈，与竞争对手发生了口角。但由于胡不是本地人，而对手却是，对手获得此校长职位，自己却落败。此时的他就已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乡情、亲情在官场中的分量了。他是一个争胜好强的人，不愿屈居于对手门下，拂袖而去，在上海客居在一个亲戚家。恰逢黄埔军校在上海招生，经过一位同乡介绍，便立即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报考军校并不顺利。在体检过程中被卡住了。原因是自己身材过于矮小，检察官要将其淘汰。他据理力争，因为太激动，与检察官争执起来。恰好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来到检查室，看到到这名小个子青年言词激昂，参加军校心切，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特批破格录取。在初试步入官场，因乡情的关节受挫的他，意识到他与蒋介石同乡，是一个宝贵的资源，很想加以利用。苦于自己也是其貌不扬，攀附无门。他比较有心计。要想与蒋介石接近距离，应投其所好。
他发现蒋介石是一个爱起早床的人，每天天不亮准时到操场跑步，不管天气如何，日复一日，活动很有规律。决定每天要比校长起得更早，到操场练操，期望能够进入蒋介石的视线。果然，此计奏效。原来蒋介石早上跑步，操场空无一人，现在突然发现有一个人比他到得还要早，就发问道：“前面是誰？”胡答道：“学生胡宗南！”蒋介石不仅记住了他的名字，而且颇有好感。他调阅了胡宗南案卷，发现这个学生也是一个浙江老乡，于是特别关照，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胡宗南到军校教导团见习，不久就被提升为上尉。同年９月，第二次东征出发前，他又被提升为副营长。北伐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升任为第一师少将副师长，几个月后，又升为第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其受提拔的频率之高胜过攀云梯。
术篇第48节 原始、独特的识人术（2）
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汤恩伯了。他进入蒋介石的视线，与上述两人有所不同。蒋介石除了从小事观察识人外，还注重一个人的气量和才识。汤恩伯被蒋所重用，费了一番周折。与上面两人相比，虽然也是浙江人，但却有些不同，他生就一付行伍相。有人曾对后来已得势的他做过这样的描述：汤恩伯是个黑头大汉，身上的服装，灰的、黄的、连同军帽皮带的颜色，总是凑成几节，暑天坐在汽车里，总是一只裤腿包着鞋跟，一只裤腿卷上膝盖，除接见外宾，很少见到他有整洁的时候。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恐怕这些劣习不是后来当了大官后才有的，可能在黄埔军校也是一个粗人相。实际上，他是个外粗内细，工于心计的人。
汤恩伯出身贫寒，早有投军之志，但苦于无钱，后来虽然从军，但因为部队溃败，流浪街头。正在走投无路时，遇到一位同乡准备东渡扶桑，急需一名保镖随同护送，于是他就担任起这一角色，与这位同乡一起去日本。在日本明治大学法科主修政治、经济。但他醉心于军事，对法科并不感兴趣。１９２５年弃学回国，经留日同学介绍，到当时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那里求职，汤恩伯毛遂自荐，陈仪一见便接受了他，并出面负责保送和资助他到日本留学。他对陈仪感激不尽，将自己的名字由“克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