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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谢苗诺夫部队统治之下。到了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东进，抓住并枪决了高尔察克，西伯利亚落入了红军手中。海参崴也插上了红旗。
就在红军长驱直进西伯利亚前夕，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西伯利亚西缘鄂木河畔的鄂木斯克城，一个秘密会议正在举行。那是俄共（布）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会议除了研究东进问题，还决定成立一个秘密机构——“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这个情报宣传局的任务是“建立和加强同东方及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这是俄共（布）成立的第一个专门研究、联系东方及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机构。
在中国发生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之后，一九一九年六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的负责人之一加蓬向俄共（布）中央建议，在西伯利亚区委成立“东方局”（又称“东方民族部”），专门负责和东方各国的革命力量进行联系，并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当红军进入海参崴之后，杨明斋受到了重视。不言而喻，他身为布尔什维克，又是中国人，通晓中、俄两国语言，是难得的，是可以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的恰当人才。杨明斋参加了设在海参崴的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工作。
一九二○年一月，一份来自海参崴的重要报告，送到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这份报告是由库什纳列夫和萨赫扬诺娃共同署名的。他俩都是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份报告向俄共（布）中央反映了他俩的意见：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着手和中国的革命者建立经常的联系。
也就在这份报告送出不久，李大钊送走了陈独秀，来到了天津“特别一区”那幢小楼。来自天津的重要信息，迅速传到了海参崴。李大钊不是江亢虎。中国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与俄共（布）挂上了钩。从海参崴派出的俄共老布尔什维克伯特曼住在天津，不断发来准确、可靠的情报——他找到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战友！俄共（布）中央仔细研究了远东地区委员会负责人的报告，获知了来自中国的最新信息，于一九二○年三月批准建立了“俄共（布）远东局”，作为俄共（布）专门负责同远东各国革命者联系的机构。在海参崴，成立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维廉斯基·西比利亚可夫被任命为分局的负责人。俄共（布）远东局选择在海参崴建立分局，是由于海参崴这“东方的门户”跟中国联系方便——那时，从莫斯科到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道遭到战争的破坏，一趟列车起码要二三十天才能到达。
第三部分：酝酿来自海参崴的秘密代表团 2
一九二○年三月，就在建立远东局不久，俄共（布）中央与共产国际磋商，并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批准、同意，给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发去电报：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所保存的档案全宗五一四，目录号一，归案卷号四，七页。表明，派遣这个代表团的使命是：“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又据日本波多野乾一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五卷透露，列宁对这个代表团下达三项任务：
一、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
二、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
三、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
不过，作者并未注明列宁的三点指示的出处。施瓦茨著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兴起》（Ｂ．Ｉ．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Rｉｓｅ ｏｆ Ｍａｏ》）也有类似的记载，但同样没有注明原始材料出处。不论怎么说，代表团负有“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这一使命，是确切无疑的。
杨明斋被选入代表团。他的职务是翻译。代表团的负责人是俄国人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又译为“乌金斯基”、“威经斯基”、“魏金斯基”）。他又名查尔金。后在中国曾取了一个汉名，叫吴廷康；他还取了中国式的两个笔名——魏琴、卫金。中等身材，温文尔雅，学问渊博，维经斯基给人以良好的印象。一八九三年四月，他出生在俄国维切布斯克州涅韦尔市，父亲是森林工厂的管理员。一九○七年，十四岁的维经斯基中学毕业以后，家里无法继续供他上学。他在维切布斯克印刷厂里当排字工人。
三年后，他到白斯托鲁克当会计。二十岁那年，贫困潦倒的他，前往美国谋生，边学习边做工。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经历。来到美国之后，他的眼界一下子开阔了，阅世不深的他，明白了许多道理。他的英语也讲得流畅，这为他后来成为国际社会活动家准备了便利的条件。
一九一五年，二十二岁的他在美国加入了社会党。他开始介入政治。听说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他欢欣鼓舞地从美国回到俄国，在海参崴加入了俄共（布）。不久，他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参加苏维埃工作。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原沙俄海军上将、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叛乱，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者的支持下，在鄂木斯克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俄国最高执政者和陆海军总司令”，与列宁分庭抗礼。高尔察克曾占领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伏尔加河一带。维经斯基奉命参加地下工作，反对高尔察克。
一九一九年五月，维经斯基在海参崴被白匪逮捕，关入监狱。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流放到黑龙江口外的库页岛做苦役。他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维经斯基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他暗中联合了岛上被流放的政治犯，成功地进行了暴动，战胜了白匪，获得了自由。
一九二○年一月，维经斯基回到了海参崴，参加了俄共（布）东方民族部的工作。不久，当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考虑派一个代表团去中国，物色人选时，选中了维经斯基。二十七岁的维经斯基被选中，是因为他具备了这样一些条件：经历过严峻的生死考验，表明他对革命的赤胆忠心；他具有地下工作的经验；流利的英语，使他便于在国外开展工作。代表团的成员还有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妻子。马马耶夫充当他的秘书。马马耶夫的妻子马马耶娃也参加了代表团。二十五岁的马马耶夫本是苏维埃红军军官，马马耶娃则是莫斯科歌舞演员。她在代表团里担任打字员。这样，两对夫妇同行，看上去像去中国旅游似的，便于遮人耳目。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负责人维廉斯基·西比利亚可夫向共产国际报告：已经组成赴中国的代表团。代表团得到指示，增加一项使命：“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
第三部分：酝酿乔装的“新闻记者”访问李大钊 1
一九二○年四月初，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不远处一幢外国公寓里，来了五位新客人。客人们一律持“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护照。三男两女，其中一位男子一望而知是中国人，却能操一口流畅的俄语。据云，五位客人是俄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他们都带有《生活报》记者证。此次中国之行，为的是筹办建立一家通讯社，名曰“华俄通讯社”。这家通讯社将把中国的消息译成俄文，发往俄国；同时把俄国的新闻译成中文，供给中国各报刊，以促进中俄两国的信息交流。在当时中俄两国消息相互闭塞的情况下，《生活报》的记者们筹建这样的一个通讯社，倒是确实需要的。当别的外国客人问起这五位俄国记者时，他们总是如此叙述自己来华的使命。
就在这个代表团抵达北京不久，又有两位从不同途径赶来的俄国人悄然到达北京，并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其中的一位是俄国妇女，也来自海参崴。不过，她的外貌跟正宗的俄罗斯女人不同。她是贝加尔湖沿岸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她会讲俄语，也会讲蒙古语。她叫萨赫扬诺娃，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负责之一。在三个月前，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致函，表示准备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的便是她。另一位是身材高大的男子，蓄着大胡子，这位俄国人会讲一口纯正的法语——他本是俄国工人，后来侨居法国。他倒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记者，从哈尔滨奉命赶来。他叫斯托扬诺维奇，又名米诺尔，俄共（布）党员。
萨赫扬诺娃和斯托扬诺维奇前来北京，都是为了配合那个《生活报》记者代表团执行特殊的使命。最先开始“采访”的，是那位中国人——杨明斋。比起他的俄国同志来，他在北京活动要方便得多。虽然他的衣袋里放着苏俄护照，但是他一走出外国公寓，便融入在街头那黄皮肤、黑眼珠的人群之中。对于杨明斋来说，这儿虽然是他的祖国，不过新来乍到，仍有人地生疏之感。他毕竟十九岁便离乡背井“闯俄罗斯”去了，在俄国度过了十九个春秋。他这次是头一回来到北京。
杨明斋首先“采访”的是号称“中国通”的波列伏依。他来到了离王府井大街不远的北京大学，跟这位在那里任教的俄语教授用俄语交谈着——虽说他们也可以用汉语交谈，但是那时北京城里懂俄语的毕竟不多，保密性更好一些。
波列伏依的中文名字叫“鲍立维”，又叫“柏烈伟”。在海参崴长大的他，常跟那儿的中国人打交道，会讲汉语，懂中文。他居然研究起中国的《诗经》来，成了一位汉学家。一九一八年下半年，他从海参崴来到天津，住在“特别一区”。台湾王健民先生著《中国共产党史稿》一书称他是“第三国际驻天津文化联络员”，那是不准确的。他不是俄共（布）党员，而是白俄，当然也就不可能是“第三国际驻天津文化联络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