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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因为国家更需要他，他派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取代马歇尔统领全军。
总统任命第一夫人，因为他相信她的才华，这毋庸置疑。他这样做，也出于想推动妇女作为国家的领导人的进程，当然也受到欢迎。他欲与妻子共同承担这一切，这是无私的。但有没有人怀疑他想给她以抚慰？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过去，我怀疑他是否会把总统权限如此完整地托付给她。
我下面讲的是那年１２月发生的一件事，也许我的判断有误，但我认为该事件对卫生健康改革计划是致命的一击。《美国观察家》与《洛杉机时报》刊登了这样的故事：克林顿动用阿肯色州警察为其拉皮条。《旁观者》报道，一个叫“葆拉”的女人被带到州长面前，在旅馆的一个房间里，他脱光衣服，让她与他口交。这类故事如此淫秽，我不会相信，于是加入到粉碎这些谣言的行列。当时没有人预料到《旁观者》的报道竟然成了葆拉·科尔宾·琼斯向克林顿提起诉讼的导火线。
在随后几天里，这些故事很明显已使夫人蒙受奇耻大辱，她的丈夫则深藏于家中，仿佛像一条活蹦乱跳的金色猎犬被唤回家后，好几天都垂头丧气地趴在地毯上，蜷缩成一团，但恶相却丝毫不减，但在后来几周中，我感到他绝不想也不能在任何事上向她挑战，也许我的这种看法不对。新年来临时，我们与总统一起步入卫生健康改革斗争的最重要的几个月，他在卫生健康改革负责人面前蹑手蹑脚。从那以后，我记不得他在她面前公开地谈论过卫生健康改革的问题。
那年１月，克林顿夫人的小组成员希望总统在国情咨文中陈述卫生健康改革计划，总统应举起自来水笔，呼吁否决任何有损于公众利益的提案，他们正等待着“那一时刻”能反复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我以为这支笔、这种威胁只会激怒共和党人，很可能会葬送两党最终达成协议。当民主党领导人在国情咨文发表前到达内阁室时，她说出了她的想法，总统却不表态。我最后一次试图阻止。当大家纷纷离开时，我征求发言人汤姆·弗利的意见。他说他宁愿这项计划不被通过。我敦促他向第一夫人说出自己的想法，他去了，我问他第一夫人是否会重新考虑。她的回答是，不，我们要走下去。
这事就这样结束了。当总统演说时，他在共和党人面前挥舞他手中的笔，宛如公牛们冲过来时一个手拿红披巾的斗牛士。公牛们向前冲来。后来我意识到克夫人给了汤姆·弗利一个答复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提醒总统对这一决策加以重视。
我听说总统与第一夫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严重危机，我不明白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不过并不是两位领导人之间决策方面的矛盾。他们的伙伴关系在平衡时个人关系进展顺利，但也可能失衡。事实上，他们两者的关系就像一个跷跷板，他下，她就上。反之亦然：她下，他就上。无论哪一种情况，在上的人都不能束缚住另一个，这样，这种互补性处于不平衡状态。她的一切理想都需要他的政治天才才能走向胜利，他释放的一切能量需要她的智慧去控制。
在卫生健康改革的斗争中，她总是高居跷跷板之上。她全权负责，他让她大胆地往前走。很明显，他不可能再对她指手画脚，也无法以对二者都更有利的方式维护自己的看法。当这项事业失败时，我不禁要问：如果他过去的阴影不再与妻子关系中作梗，他是否有能力使关系到两党的改革计划获得通过呢？
乘风而去
１９９４年暮春，我想是我默默离开白宫的时候了。
当我刚来到白宫时，总统及其团队的较早成员都热情地欢迎我的加入，他们是副总统、麦克、鲍勃·鲁宾、比尔·高尔斯顿、华伦·克里斯托弗、艾尔·弗罗姆。一些年轻人像马克·季恩与布鲁斯·里德也同样表示欢迎。我与乔尔·克莱恩和维奇·拉德成了朋友。但大多数年轻成员对我突然加盟他们之中感到不快，我无意指责他们。其实他们已尽全力要选一位民主党人，而当一个共和党人从后门溜进来时，他们怎么能不生气？为什么不选择一位民主党人？为什么把他们心中英雄乔治·斯蒂芬波洛斯整得日益潦倒的人请进来呢？问得好！
我已发誓，我要努力做一名真正的团队战士。我已对麦克说过，“我并不想取代左翼办公室里的任何人。我只需一部电话，一张桌子。”他们安排我到地下室的那间旧理发店办公，我接受了。房间没有窗户、空间很小，以至于我和我的副手朱迪·格林斯通只有在大厅里的一个长沙发上蜷着身子才能打电话。对于这种荒唐事，真是令人忍俊不禁。
如何与记者打交道也是一个难题。我认识许多资深记者，也喜欢与他们交谈。总统也想让我与他们保持联系。在里根执政期间，因我与新闻界有密切联系，有人很容易找到我的疏漏之处来指责我。（其中一些，我负有责任，但不至于达到他们所想的程度。）我决定不再从事那种张扬的工作，而是努力去保护我的思想资源。我记得其间我只出现过两次疏漏，一件是由于粗心所致，另外一件是别人杜撰出一个故事，至今我也记不得了。新闻界也给我带来了麻烦：克林顿取得的成就，却偏偏对我大加赞扬。结果是后来我又受到不该有的攻击，真是世事艰难。对我的正面宣传似乎也在让我的新同事化友为敌。
最艰难的是我要在新环境中尽力调解我的政见与管理方法。我先后服务于三位共和党人总统，获得了荣誉勋章。我深信克林顿所采纳的如个人职责制、个人进取及健康的经济方面与里根主义有某些联系。民主党领导会议，这个克林顿选择进入白宫的精英们的讲台，当然想把里根时的一些观点融入到民主党的组织中。克林顿在欢迎我时曾对我说，他想成为一位领导两党的总统。但他指定的进入白宫的许多人都对共和党人心怀憎恶，尤其是对里根。
我在开会时脑海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想法，加入克林顿团队真是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在总统预算案胜利的那个深夜，年轻的工作人员们开始呼喊反里根口号。回到家里，我感到有牵累之嫌，精神压力很大。我注意到劳埃德·本特森也回了家。那晚如果没有本特森、鲁宾、麦克拉蒂与克里斯托弗的陪伴，我相信我会受不了的。我现在才体味到肝脏移植是什么滋味。
起初的几个月觉得还算满意，因为我的想法似乎派上用场，总统本人也身体力行。他注意倾听我的意见，对我十分尊敬，我们相处得很融洽。我对于他的好感乃至对他的神秘感都与日俱增。
但当他连任后，我的地位变得暗谈了。我越来越多地听到党员们彼此说：“现在我们已爬出战壕，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了，为什么还需要那个家伙？把他赶出去。”不久后，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我的一些来源于白宫的下流活。团队中有些高级官员倾向于我这一边，但暗箭难防。我几乎崩溃，非常愤怒，但也许太木然了，高傲到忘记去求总统帮助。我曾设想他会阻止流言蜚语？熏为我辩解。但他没有！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是否在内部会发挥作用。在“白水事件”和卫生健康改革进入尾声时，我与第一夫人时有争论。虽然我们彼此表面上相互尊重，但心里却各怀成见。我猜想我走了她会很高兴。众议院自由党一派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政策正在向那个方向倾斜？熏我也被排斥在各种会议大门之外。我很难去劝说总统，因为他正处于跷跷板的下方，似乎自我沉迷难以解脱。
在白宫待得太久就不受欢迎了，所以我决定初夏时节离开白宫，我来这儿正好一年。最好在下一个非大选年到来前离开。但总统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能再多待６个月，在国务院与他和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一起工作。他说那儿需要更多的帮助，如果我能同意，他将不胜感激。我接受了总统的安排，因为我对与我一起工作的克里斯托弗、朱迪·格林斯通与戴安娜·皮尔斯十分尊重。
结果证明接受这一邀请真是一大幸事，克里斯托弗及其团队是我在公众生活中见到最和善的一个群体。人们说克里斯托弗在电视屏幕总也展示不出熠熠生辉的神采，但他有远比这更重要的东西：品格的高尚和为人的正直。他与汤姆·多尼朗及那里的其他同事一起为我提供了温暖而且令人振奋的避难所，使我能避开１９９４年大选，并且也学到了更多美国外交的经验。这是我在政府部门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这年秋天，我给总统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承蒙邀请，不胜荣幸，但我们有约在先，我的确要在年末离开政府。在大选前，我就把信发出去。因此，无论结果怎样，我的离去都不会成为其理由。我想悄悄地离开。克里斯托弗在国务院为我举行了亲切的告别仪式。我又一次由于太孤傲而没能够向总统提出什么要求。我收到的是一封由职员拟写的发自于白宫的感谢信，我本以为总统能当面向我道谢。但他没有！
回顾我这１８个月，起初萦绕脑际的是一种复杂的情感：我首先感到的是自豪，或许我曾使一位总统摆脱困境；我又感到愤怒，因为自己被利用了。时光流逝，愤怒的情绪离我而去。人们踏入湍湍急流，岂有不湿鞋的道理。然而自豪感永驻我心中。
比尔·克林顿10 克氏领导艺术评说（1）
提起克林顿，在我们当中很少有谁不对他怀有感情的偏见。《华盛顿邮报》负责白宫事务的已故最优秀记者安·德弗罗伊曾告诉我说，每当她发表评论克林顿的文章时，第二天一早她的语音邮件便纷至沓来，如果她采取的是赞成的态度，那些克林顿的反对者们就会在电话里向她大声地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