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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寸的身高对于在车库见面来说太高了。
她可能还加上了别的朋友都了解的情况：我根本就接触不到总统争取连任委员会内部有关竞选资金的内幕，也得不到联邦调查局报告的细节，“深喉”却明显知晓这些细节。我住在弗吉尼亚北部，这也使朋友们更加确信我不是那个人。不能想象我这么一个爱睡懒觉的人？熏会在凌晨５点左右从床上爬起来，奔向首都，给伍德沃德留下第一版《纽约时报》作信号。
尽管如此，仍不时有谣言说我就是“深喉”，直到１９９８年，汤姆·布罗考还在全国广播公司说我是“嫌疑人”之一。对不起，汤姆你弄错了，我不是那个人。在我与伍德沃德的秘密联系渠道中？熏从没出现过高度机密的信息。而且大家都清楚，白宫关键人物都知晓并且支持我做这一切。在磁带文本的一段内容上，我很高兴见到尼克松指示罗恩·齐格勒：“让格根对伍德沃德说，……”甚至总统也明确知道并同意我们见面。
与许多人一样，我一直想知道那个神秘的一方是谁。我不倾向于只有一个“深喉”，也许是伍德沃德对消息来源的总称，却想出这么个名字愚弄人。但正如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一直声称的那样，他更可能是一个人，果真如此的话，他最有可能是调查部门或情报部门的人，比如司法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或五角大楼。能提供那么多的内部消息，他得符合两个标准：一、他能接触到调查水门事件的文件（比如联邦调查局）；二、他有动机（有充分证据表明，军界和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与尼克松在越战、古巴问题甚至是肯尼迪遇刺的问题上有冲突）。伍德沃德说过在深喉去世后，他和伯恩斯坦将公布他的身份，还表明该人是个年龄较大的人（我是这样认为的），或者说，如果准许他们不再保密，他们也会公布他的身份。
更有趣的是如何评价深喉，他该是个英雄还是闲汉？是该得到赞扬还是该踢屁股？可以肯定他是最大的揭秘者并帮助国家免受更严重的蹂躏。但是，或许我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如果他忠诚，他该把犯罪情况直接报告法律部门，而不是媒体；再者，如果牵扯到他的职位，那他就该辞职。在我看来，这是政府工作人员的本份。他还应该避免成为同僚内部的奸细，那样做就是把次要人物交给了行刑队，也一直使我对深喉感到讨厌并嗤之以鼻。他这样做只有一种解释：他认为总统和总统的人在触犯法律。如果他以法律程序报告的话，他的报告会被销毁，如果这样，那他还会报告吗？这很有可能，是令人心寒的可能。但在那次黑暗的风潮中，这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即便如此，我还是对深喉深恶痛绝。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3）
阴暗心理
尼克松工作努力，热爱祖国，在教友派的影响下成长，所以他真心想作为一个模范总统。他在白宫的私人笔记上写道：“我确定我的主要角色是做一个有道德的领导人。如果不更多、更雄辩地表现自己，我就不能令人满意地做到这一点。”他的朋友比利·格兰汉姆这样描写尼克松：“他保持着这个国家的很高的伦理和道理标准。他曾对我说：‘劳动人民是美国的希望。＇并且他极其看重人民对总统的信任。”
那样的感情有时就会汩汩而出，最强烈的一次是１９７０年５月份的一个周六，时间是半夜刚过。大群学生聚集华盛顿，准备那天晚些时候举行大规模的反越战示威。凌晨四时，尼克松醒来，在马那鲁·桑切斯的陪同下前往林肯纪念堂？熏他知道一些抗议者会待在那儿。他想了解一下学生对战争的看法，却显得言辞笨拙，最终他们竟谈起大学橄榄球来。他的工作人员从未明白他为什么要去那里，新闻界把这说成是出风头。
但是正如传记作家赫伯特·帕默特在《理查德·尼克松与美国》一书中所写的，纪念堂之行显示了尼克松真诚、体贴的一面，帕默特是从那个事件后不久为尼克松所撰写的８页带有悲伤色彩的回忆录中得出此结论。在回忆录里，他向霍尔德曼表达自己受挫的感受：“自己人都不能理解他要向抗议者传达什么，也不知道其深层意义是什么。“恐怕我们工作人员中的大多数人，为了自身，对物质的东西和有纪录的成绩极感兴趣，却很少有人能对那些更重要的东西－－精神的实质、深刻的感受以及生活的真谛感兴趣，因此也不会去进行交流。而这些正是我林肯纪念堂之行的目的所在。”
他说他与学生们谈论了战争，他也曾是反战者，并认为邱吉尔是个疯子，但后来认识到邱吉尔是和平的捍卫者；他还谈到了印第安人、黑人和美籍墨西哥人所受的压迫以及海外民族的性格特点；他接着把话题转移到环境及铲除地球脸上的脏疤的重要性上；他向那些陌生人展示了自己的灵魂。他极少这样做，他回忆着对他们说：“你们必须记住，水清无鱼，即使有鱼，也不会精神。我们必须考虑一下，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他又向霍尔德曼补充说：“我只是想让他们都认识到，结束战争、清洁街道以及保护水源和空气不会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我们人人都有这种需求，这种需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难解之谜。”直到生命结束，他都有这种精神需求，当然他避免使公众注意到他的这种需求。
人天性如此，尼克松总统也远未达到自己的标准。在他的天性中，与天使相伴而生的是地狱中的魔鬼，这两个方面，即光明和阴暗，并没有争个你死我活。尼克松好像能驾驭二者，使他走上权力之路。但是当魔鬼占了上风，使他在面对对手时，犯下了罪行，魔鬼摧毁了他。最终阴暗的一面扼杀了他。尼克松的垮台是基本准则的一个活生生的例证：领袖的魅力源于内心。
尼克松会在玫瑰园大谈美国的理想，并且说话算数。可是回到私人办公室，就对他的敌人怀恨在心，并不惜用一切手段把刀子刺入敌人的胸膛。作为律师，他最引以为荣的时刻就是在最高法院做辩护，他为自己所受的法律教育而骄傲。但是正如那些有关水门事件的磁带（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３日“冒烟之枪”）所显示，当他毫不犹豫地命令霍尔德曼指使中情局阻止联邦调查局调查水门事件时，他知道他在妨碍公正；当他在全国面前一遍又一遍地否认白宫卷入了水门事件时，他知道他在说谎；当他指使科尔森偷偷潜入布鲁金斯研究院时，他知道国家安全是一种虚假的正义；当他命令对记者、对自己的助手，甚至对最受欢迎的讲稿撰写人比尔·萨费尔进行窃听时，他知道自己太过分了。他有一种用严酷的权力来战胜问题的倾向，而不愿用民主统治所常用的工具来解决问题。
他还知道那些代表他的人在肆意地侵害别人的权力。尽管他对国家安全秘密的关心是合法的，他还是使这些关心超过了政府职权的范畴。尽管他以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候选人形象参加总统竞选，他还是违反了他该维护的法律和传统，还唆使他周围的人也这么做。他知道这一切都是错误的，他走过了头，使他本能中最糟的一面倾泻出来。
鲍勃·霍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和雷·普赖斯都在他们的文集中把查克·科尔森拉出来当作真正的罪魁祸首，这个人激起尼克松的愤怒、唆使总统猛击他的敌人，然后不通知别的工作人员就实施尼克松那些最暴怒的指示。一听到水门入室盗窃案，他们都下意识地怀疑科尔森是否卷入其中。
科尔森恶毒的一面深藏不露，使年轻一些的工作人员无从知晓，总统的习性也是如此，这正是尼克松的白宫分崩离析的标志。我在科尔森办公室几小时几小时地开会，从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随着１９７２年大选的临近，他在上午９？押１５分主持了一个每日“进攻”小组会，安排在政府内以及在美国国会山上痛击民主党的竞选，雷·普赖斯让我参加演讲稿起草工作，帕特·布坎南和肯·哈希根也在。我所能够记得的是那已接近违法，同时也是很没有品味的一个主意，即一些万事通们提议让当地消防部门参与同性恋者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萨金特·施赖弗农场举行的游行。这个哗众取宠的花招没能得逞，其他事情都光明正大，没有害人之处。竞选结束后，科尔森给我们每人的一个袖口链扣上都刻上“９？押１５”，我一直保留着它，这是我首次进入国家政治运动中心的一个标志。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大多数人所没认识到的是科尔森与尼克松单独会晤，策划形形色色的卑劣勾当。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努力去平息一些科尔森的提议，但不是总能成功。毫无疑问，他们非正式地同意了其他一些提议。录音不能完全清楚地表明，都有谁参与了这些不当行为。
尽管如此，责任在于谁却很清楚了，是的，责任在于科尔森，但最终责任还是在总统。那么科尔森的诱导又该如何解释呢？尼克松本应该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拒绝他，但他们不得不承认尼克松想让科尔森留在自己身边，想让他服务于自己阴暗的一面。正如那些为尼克松工作的人认为他作为领袖取得了伟大的业绩一样，我们不能把他的错误归咎到别人身上。哈里·杜鲁门说得对：“愚弄行为当止于椭圆形办公室。”
尼克松显然觉得要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也就是行使权力并牢牢地抓住它，就必须经常自私自利，并善于操纵他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有时言行粗鲁，他的大多数后继者也是如此，但尼克松的不安和愤怒能使他失去理智。为他工作的人们感觉到：他处于下风时反击，状态最佳；而当他处于上风时，他的状态却是最糟的。例如，他以压倒的多数获胜，刚刚再度当选，他就准备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