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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情愿不情愿,当时人们总是要努力去跟上毛泽东的思路,文化人则通过这两首词,采用各种形式同他对话。毛泽东当时决定发表这两首旧作,其意似乎也不难体会。一首回述革命战争的历史,赞扬今天的变化;一首直通通地嘲弄和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一首的内容让毛泽东最引以为自豪,一首的内容则是他晚年最为担忧的大事。两情交错,化着一股似乎是最后一搏的激情,就是他在两首词的结尾处最想告诉人们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试看天地翻覆。”
人们如何登攀,天地如何翻覆,未加细说,也难以细说。他深知对“文革”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甚至对自己百年之后的整个政局的走向也没有多大把握,还忧虑出现“腥风血雨”的气息。无论如何,自己是无能为力了,也看不到了。就像他在10年前发动“文革”时写的那首《七律·有所思》里透露的那样:“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让人伤感,让人深思之事一个接着一个。就在毛泽东发表两首词作几天后,开国元勋,做了27年总理,当时在党内位居第二的周恩来也撒手人寰了。眼见几十年的战友一个个离世而去,万端思绪,涌上心头。接着是“故国人民有所思”,在4月间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人民群众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大规模地悼念周恩来,并且用毛泽东习惯的方式———诗词,来表达他们的“所思”(如今讲当代文学史,“天安门诗词”已经是一个专有概念,成为不可不讲的一页)。
对天安门这场悼念活动,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毛泽东都是出乎意外并且极不愿意它发生。当他从送上来的材料中,读到“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样的诗句的时候,大概已经体会到中国的大地已经拥有两种势不两立的力量,感觉到自己百年之后两种势力终究要有一番较量的了。
第二十章 辉煌与缺憾毛泽东的最后岁月
1976年的农历春节。
这是毛泽东最后的岁月。
除夕夜,无论是气温还是现实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天空星光仿佛睡去,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住处外面一片昏暗。只有那一排整齐的路灯还闪着微弱的亮光。这里除了悲凉的风声,再也听不到别的什么。寂寞、冷清便是这里的真实写照。
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
年饭是护理员一勺勺喂的。此时的主席不仅失去了“饭来伸手”之力,就是“饭来张口”吞咽也十分艰难了。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吃了几口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
饭后,秘书张玉凤把他搀扶下床,送到了客厅休息。他头靠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隐隐约约传来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张玉凤说:“放点爆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张玉凤通知了正在值班室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把准备好的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经历了几十年的战火硝烟,带领苦难的中国人民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听到的最后一次“炮声”。这个爆竹是他为工作人员放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鼓励工作人员去除旧迎新。
毛泽东在临终之际,仍然惦念着他所开创的事业。
范硕在《叶剑英在1976》一书中写道:
毛泽东在病重期间,有一次深情地望着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4个担任常务看护的政治局委员,回顾自己的一生,感叹地说:人生70古来稀,我80多岁了,人老总想后来,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8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讲这段话,虽然叶剑英没有在场,但他事后听说,深为感动。他知道毛泽东在交代后事,难过得他独自落泪,忧心积虑,寝食不安。但作为常务看护人员之一的张春桥、王洪文却无动于衷,若无其事。张春桥担任值班看护时,很少进病房,也很少过问病情,有时病情突然变化,他却擅自离开,连影也找不到。他口口声声“忠于”毛泽东,却对垂危的毛泽东一点感情也没有。
而那个“花花太岁”王洪文则照样到北海公园打鸟开心,在中南海、钓鱼台钓鱼取乐。一到晚间就躲在房间里下棋、打扑克、看电影、寻开心。这个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接班人”,全无感恩之意。他本来和毛泽东就离心离德。早就要往毛泽东身边安插他的人,被毛主席发现了,批评他:“你王洪文竟然要干涉我的内政!”毛泽东多次批评他“两边倒”,跟江青搅在一起……他怀恨在心,随着毛泽东病情越来越重,前去看望的次数越来越少,而催促上海武装民兵的次数却越来越多。
9月5日,毛泽东病危。叶剑英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非常着急,准备安排后事。晚间9时半,中央紧急通知江青火速从大寨回京。工作人员一听到这消息,好像天快塌下来似的,慌恐万状,去叫醒江青,声音都发抖了,但江青却若无其事,慢慢悠悠地起床,高高兴兴地打扑克,从阳泉上火车,打到石家庄,从石家庄改乘飞机,一直打到北京城。
9月7日,江青回到毛泽东身边。
在202号一间宽阔的房间里,笼罩着一种可怕的不祥气氛。医护人员急得团团转,束手无策,政治局委员来去匆匆,忙着料理后事,几乎所有的人都提着一颗心,泪流满面,浸在万分悲痛之中,但是,江青一进门却连声说:“应当高兴”,一忽儿又歇斯底里大发作,高叫:“不值班的,都出去!”她不顾医生劝阻,恶作剧式地给病人擦背、翻身、打粉,搜钥匙、找文件,发脾气,还给病人插上助听耳机,在一旁哇哇叫……像个女巫一样,继续折磨毛泽东。医生急得直哭,苦苦哀求她不要这样做。她一意孤行,毫不理睬。她当着众人大吃其“文冠果”。说什么“文冠果”另一个名字叫“文官果”,象征着“文官掌权”,文官也就是“王、张、江、姚”,就是他们四人掌权。
9月8日,毛泽东在江青的折腾中,病情笃重,再次进入弥留状态。清晨,江青又窜到北京新华印刷厂,继续请工人吃厚皮的“文冠果”,然后又去抓她的所谓“特务”去了。
医生发出最后通报。
毛泽东的生命烛光已燃到最后,在灰暗中抖颤。
连日来,政治局委员们守候在毛泽东的卧室,排着队走到病榻前,一个一个看望老人家,准备最后诀别。
叶剑英走过来了。他默默地深情地望着这位自己跟随多年的领袖,想不到昔日那高大魁梧的身躯,变得如此消瘦,昔日那满面红光的容颜,变得如此憔悴。那蜡黄发灰的脸上,流露出难过的表情,黯然失神的大眼淌着伤感的泪水,半张开的嘴角抽搐着,似乎要做新的指示……叶剑英多么想多看他一眼,但又不忍多看。一股股热泪夺眶而出,一阵阵悲痛袭上心头。顿时涌出千言万语又无从倾诉。
这时,意识仍然清醒的毛泽东双目微睁,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眼睛突然睁大,并且试图活动指挥不灵的手臂,轻轻相招。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泪眼模糊,并未察觉。待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再次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他回去。一位护士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
叶剑英霍地站起来立刻转身回到病榻前:“主席,我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他凝神贯注,准备聆听最后遗教。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呼吸急促,想要说什么,只是说不出来。叶剑英握着他逐渐变冷的右手,又急又悲,淌着热泪,断断续续地说:“主席,您多保重啊!……”他在床边伫立良久,觉得毛泽东的右手用力涨得发紫,那宽阔的额头下面紧锁着双眉,吃力地转动着双眼。那眼神虽然已经失去往日的光彩,但依然发出异样的光芒。看到毛泽东如此激动,叶剑英不好再呆下去了,他依依不舍地移动沉重的脚步,蹒跚离开病房。回到休息室,大家围过来,探询病情。叶剑英一言不发,陷入了沉思:主席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头脑还在思考。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呢?要说什么呢?还有什么嘱托?……他的心情十分沉痛,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叶剑英离开病房不久,毛泽东的意识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9月9日零时10分,一颗伟大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1976年9月18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毛泽东这位党、军队和国家的缔造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