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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是个有野心的人，1930年底到新疆谋职，被当时新疆省主席金树仁委任为督办公署参谋处中校参谋、上校参谋主任兼卫队营教练等闲职，后又被委任为军官学校战术教官。这当然不能满足盛世才的欲望。他便蓄意笼络人心，在军官学校学生中培植势力。1931年2月，新疆发生哈密维民暴动，盛世才被委任为“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他这才有机会施展抱负，很快协助镇压了暴动。1932年，他再次率兵打败叛军，加上他治军极严，在各族群众中影响颇好，声望日增。1933年新疆迪化再次举行反对金树仁统治的“四一二”起义，获得成功。盛世才乘机攫取了起义成果，当上了新疆省临时督办，后又被委任为督办，终于掌握了大权，成了新疆新的独裁者。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新疆成为通往苏联的重要通道。1937年春，红军西路军在甘肃祁连山战败，李先念等数百名失散红军官兵被阻在甘肃西北。中共中央为确保通往苏联的通道畅通，同时为接应西路军失败人员入疆或入苏，遂派陈云由苏联赴新疆迪化，与盛世才谈判。
盛世才此时自觉羽翼未丰，必须借助苏联和中共的力量，才能保住其独霸新疆的地位，遂热情接待了陈云。经过谈判，达成协议。1937年4月底，盛世才同意红军西路军400多名指战员入疆，单独编成新兵营。同年9月，又同意在迪化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同月，中共中央派邓发接替陈云为中共驻新疆代表。盛世才还向邓发提出，希望中共能派出人员来新疆帮助工作。邓发建议党中央选派了林基路等一大批优秀干部和党员来到新疆。一些从苏联回国途经新疆的同志，也经党中央批准留在新疆。待毛泽民、钱希钧夫妇来到新疆时，在疆帮助工作的共产党员已有130多人。他们分布在省城迪化和全疆各地，都担负着重要的工作。不过，无论表面如何，盛世才的骨子里是害怕共产党势力在新疆发展的，他提出所有中共人员不得在新疆建立和发展组织，除抗日宣传外，也不得开展其他组织活动。我党答应了盛的要求，所有在疆工作的共产党员虽然坚持了组织生活，但都严守秘密原则，组织发展工作则没有开展。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与盛世才保持良好的统战关系。
邓发与毛泽民、钱希钧都很熟悉。当年在瑞金时，邓发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大力支持过毛泽民的工作，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好。
对毛泽民夫妇的到来，邓发很高兴，很快为他俩办好了去苏联的手续。当他俩滞留在迪化后，又周到地安排了他俩的生活。这时，正好盛世才向邓发请求从延安调一个懂得财经工作的人来新疆帮助整理财政。邓发知道毛泽民是党内杰出的理财专家，于是，他希望毛泽民留在新疆工作，并将这一意见报告给党中央，得到了中央批准。盛世才也知道毛泽民就是毛泽东的胞弟，表示欢迎他在新疆帮助工作，立即任命他任新疆省财政厅副厅长，代行厅长职权，并兼任接收资产委员会副委员长。钱希钧被安排在“新兵营”工作。
就这样，美丽的天山之下，新疆各族人民又多了两位为他们的利益而勤勤恳恳工作的共产党员。为了工作便利，毛泽民化名为周彬。
第十九章 天山雄鹰好厉害的“三板斧”
在迪化滞留期间，邓发向毛泽民详细介绍了新疆的财政状况。毛泽民听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就是“一片混乱”。
新疆的财政状况，确实混乱到了极点。首先是货币混乱。新疆境内流通的货币中，既有省银票，还有清代铜板、洪宪银元，南疆喀什地区还发行了“喀票”。各种货币之间没有明确的兑换比率，民众的生产和生活都十分不便。其次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由于连年战乱不已，加上没有什么财政收支计划，盛世才上台后财政经济越来越困难，只好靠多发纸币来维持开支，印钞机日夜不停的飞转，钞票发得越来越多，导致货币严重贬值，物价以惊人的速度暴涨。机关、单位发薪金时要赶着马车到省府去拉钞票，人们上街买一袋子大米也要提半袋子钞票才能买到。人民苦不堪言。为维持局面，盛世才不得不举借2000余万元外债。再就是新疆的财政金融人才奇缺。省财政厅虽有200来号人，但老、弱、病居多，干不了什么事情。全省也没有建立统一的财政税务系统，财政机构极不健全。
毛泽民走马上任之后，通过周密的调查，发现自己面临的确实是一副财政混乱，经济崩溃的烂摊子。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是共产党人的性格。毛泽民与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一样，以向困难挑战，战胜困难为乐事，他面对现实，又想起了当年在瑞金白手起家办银行、整顿金融、整顿财政、发展经济的往事。经与同事们反复商量并多次与盛世才交谈，毛泽民根据自己在苏区理财的经验，凭着一颗对新疆人民的赤诚之心和智慧，以卓越的胆识和气魄，对新疆混乱的财政状况，狠命地猛砍了“三板斧”：
第一板斧：整顿健全财政机构，培养充实财经人才。
毛泽民将省财政厅原有200人的编制，压缩为100人，将办事机构精简为二室四科：秘书室、视察室和会计科、税务科、官产科、审计科；对不能干事的老、弱、病人员作了妥善安置，而对少数只拿薪金吃空额者，坚决予以裁汰。这样，省厅的机构，人员少了，工作效率却比以前大大提高。
他根据新疆的地理和行政区划情况，迅速在喀什、和田、阿克苏、伊犁、哈密等地区设立了财政局，地区所属各县也设立了财政局；同时还在各县建立了税务局。地县财政局、税务局都属省财政厅统一领导。他还对省、地、县三级银行进行了整顿，依照中央苏区时的做法，在银行里建立了金库。这样全疆就有了一个统一健全的财政管理网络，为以后全疆财政的健康运转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毛泽民的第二板斧：改革币制，统一货币。
总结以前在中央苏区时领导财政工作的实战经验，毛泽民深深地懂得：币制混乱，必然导致财政经济混乱；要迅速控制当前的恶性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促进经济的发展，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进行币制改革，废除新疆原来以“两”为单位的旧银票，统一改用以元为单位的新币。
为取得盛世才对币制改革的支持，毛泽民先后与他商谈过七八次，反复向他说明改革币制、统一货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盛世才原先还从苏联聘请了一名财政顾问。这位顾问先生不察新疆的实情，反对进行币制改革，主张在原有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毛泽民以充足的理由，对顾问进行说服。最后，他的设想终于得到了盛世才和苏联顾问的支持。
发行新币的条件日趋成熟。1939年2月1日，背面印有毛泽民亲笔签名的新币正式发行。新币面值有十元、五元、三元、一元、五角、三角、二角、一角、五分、三分计10种。新币统一由省商业银行发行，总发行量计划为2000万元。新币发行后，根据新疆当时的实际情况，毛泽民与理事们共同商定了各种旧币兑换新币的比例，规定旧银票每4000两兑换新币1元，喀什票160两兑换新币1元，各种铜板和洪宪银元禁止流通；国民党政府的法币也不准在市面流通。
维护新疆币制的统一，并不是没有斗争。蒋介石就企图加以破坏，那时，新疆伊犁有个航空学校学员中有一批是从内地派来的。他们大多是富家子弟，从内地带来了大量法币，套购物资，扰乱市场，引起物价波动。毛泽民发现这一情况后，严令法币不得在市面流通，但允许法币在银行兑换成新疆纸币。
这无异在国民党中央政府脸上拍了一记耳光。蒋介石大为恼火，来电质问：法币乃“国币”，新疆乃中国之一部分，为何在新疆不用法币？责令法币在新疆恢复流通。
毛泽民知道国民党中央政府滥发纸币已经造成严重恶果。他不允许法币冲击新疆金融秩序，但又不能公开拒绝。怎么办？思来想去，他草拟了一份给蒋介石的回电，电文称：
“第一，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维族人不识汉字，且法币式样多，票面金额不等，上又无维文，使用起来少数民族有困难。
第二，日本帝国主义伪造的法币已运入新疆，通行法币，维族人民分不清真假，将导致严重后果。
第三，如更换法币为流通币，是否在法币上附加维文？
第四，通行的新疆币并不影响交易，凡由内地运来的法币，均可如数在新疆内兑换使用，国币仍为国币，新疆币仍为新疆币，二者并不矛盾。”
这份回电，真是一颗不软不硬的钉子。蒋介石接电后看了又看，嘴里“娘希匹”地骂个不停，可就是没有对付的办法。因为他知道回电中所列各项理由都是事实，而要在法币上附上维文则根本办不到。没办法，他只好同意在哈密设立兑换处，按新疆商业银行提出的比价，将法币兑换成新疆纸币。
对这次斗争的胜利，新疆各族人民无不欢欣鼓舞，称赞只有周厅长才能做得到，就连盛世才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蒋介石的质问电是发给盛督办的，盛督办害怕得罪蒋介石，只好将这件棘手事交给周厅长办理。他没想到财政厅长竟办得如此漂亮。当然，盛世才不准流通法币，是从他个人搞军阀割据的利益出发的，与毛泽民是两码事。
毛泽民整顿新疆财政的第三板斧，是整顿财经纪律，建立严格的收支预决算制度。
盛世才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