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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走来接过宝宝，“我不要姥姥！我不要姥姥！”
姥爷给贺怡使了个眼色，贺怡含着泪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
1933年10月，贺怡只身来到党校。说是党校，实则监禁。党校男同志较多，女同志较少，少到只有贺怡一人。贺怡自然是一个人一个房，地上铺些稻草，便是床铺。这时她已怀孕三个月，白天遭批判，夜间写检讨，没有星期天，使她心力交瘁。此时她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丈夫毛泽覃的情况不明。又怕他想不开撒手黄泉。贺怡的精神承担着极大的压力。直到她将要分娩时，“洋房子先生”才施点“慈悲”，让她离开党校。结论是开除党籍，以观后效。
副校长董必武知道了，认为这种做法不妥，给压下了。许多人碍于董老的情面，也不再提此事。
贺怡分娩后不满月，再次遭到批斗，因而她的健康受到很大损害。在挨斗期间，她断不了的常去姐姐贺子珍那里坐坐，寻找一些安慰。那时，毛泽东的日子也不好过，见到贺怡过来，问了一些情况：“今天又批斗没有？”
贺怡道：“批斗了。我心里有气，来了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一上午隔着窗子瞅树枝，把他们气坏了。说我有后台，非打掉我这个高干亲戚的傲慢性不可！”
子珍赞道：“二妹还真行！”
毛泽东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越这样搞越不得民心。你们要经得起委屈，谁让你们是毛泽东的亲戚呢？”
贺怡坚强地点点头。
这时，贺子珍又专门交待贺怡说：“泽覃那里多去看看，也代姐姐、姐夫给他问好。”
贺怡道：“我懂。其实他们男的还更脆弱。”
从姐姐那里回来，她便秉着姐姐的旨意，来看丈夫。孩子是父母心中的希望，贺怡知道做爸爸的多么想看看自己的孩子啊！她避过耳目，偷偷地把孩子抱了出来，给毛泽覃看。丈夫凝视妻子产后苍白的面孔和孩子因营养缺乏而消瘦的身子，心里直流泪说：“让你们娘俩受苦了！”
贺怡道：“他爸，给孩子起个名吧？”
“大哥喝墨水多，让他起吧，好在他现在也没事。”
贺怡点点头：“我前些天到姐夫那里去一趟，姐姐和姐夫还代问好你呢。告诉你要经得起委屈！”
毛泽覃说：“是啊。比起烈士来，我们现在是在天上。如果你再去大哥那里，也代我问他们好。也要经得起挫折！”
贺怡道：“好的。”
毛泽覃又问：“你的党籍没开除吧？”
“要不是董老讲情，我早就完蛋了。”身心受到这样的打击，贺怡当然想不通。她向毛泽覃倾诉自己所受的打击和内心的委屈：“凭什么开除我的党籍，就因为我是毛泽覃的老婆！毛泽覃是毛泽东的亲弟！真是岂有此理！”
毛泽覃一面安慰，一面劝导，说：“革命道路是坎坷曲折的，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身处逆境更要坚强些，要荣辱不惊，经受得住一切打击。”
贺怡默默点头，觉得毛泽覃说得对。
一场扩大化的罗明路线的批判，不但失去了人心，也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从而失掉了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场批判不得不草草收场。峰回路转。1934年春，贺怡不计个人得失，服从组织安排，担任了瑞金夏肖区区委书记。这时，毛泽覃被解除职务，被派往偏远地区协助基层工作，两人见面机会甚少。不久，中央被迫做出决定：退出中央根据地，实行长征。中央决定毛泽覃、贺怡夫妇留下赣南坚持游击斗争。
第十六章 突围西征“左倾”祸水，使“毛氏三兄弟”无一幸免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在博古等看来，既然大哥毛泽东和小弟毛泽覃都是“右倾保守”，难道毛泽民就没有受到影响？于是他们便把“左”视目光盯住了毛泽民。同时也盯着他所领导的国家银行。
且说挤兑风潮发生后，博古他们像捞到稻草一般，不调查不了解发生挤兑风潮的主观和客观原因，硬是指责财政部的政策是向“印钞机瞄准”，说什么国家滥发票子。后来，票子发行稍稍扣紧，影响前方需要时，他们又批评说发行方针是“抓着怕死，放开怕飞”。最终，他们先撤了邓子恢的财政部长职务，让他改任财政部副部长。正当他们要收拾毛泽民的时候，恰好中共中央局批准新设立闽赣省。负责筹建闽赣省的邵式平，到瑞金来要干部，点名要毛泽民前去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兼财政部长。博古等人顺水推舟，将毛泽民派到了闽赣省。不过，他所任的国家银行行长一职倒还保留着，国家银行的日常工作，由代行长李六如负责。搬掉了绊脚石，博古等人便放手大印钞票。
中央印刷厂的印钞机在加速运转。
1932年纸币发行量只有65万多元；1933年，纸币发行总量猛增到300万元。
1933年初冬，毛泽民从闽赣省回到国家银行工作。国家银行已于半年前随临时中央政府迁到了沙洲坝的新屋村。
纸币在不停地印刷发行，物价在不停地上涨，币值一跌再跌。
毛泽民当过几年的印刷厂老板，要说印钞票，他不是外行。他知道一台印刷机一天能印刷出多少钞票。可他现在是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知道钞票印得越多，银行在老百姓中的信誉就越低，对苏维埃政权的损害就越大。然而，他却没有权力去下令印钞机不再高速运转……
他找到大哥毛泽东，诉说内心的忧虑。
毛泽东自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召开“宁都会议”后，就被完全排挤出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只好回到瑞金，负责政府工作，集中精力领导经济文化建设。他跟自己忠厚的弟弟一样，坚决反对滥印钞票。1934年1月21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新建的大礼堂开幕。毛泽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是苏维埃财政政策的重要部分，明显的效果已在闽浙赣苏区表现出来，在中央苏区也开始表现出来了。这一方面工作的着重地进行，是苏维埃财政机关与经济机关的责任。这里应该指出：国家银行发行纸票的原则，应该根据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这一方面的充分注意是绝对必须的。”
在“左”倾的统治下，毛泽东和毛泽民的这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1933年9月底，一向主观主义瞎指挥的洋顾问李德，又从上海来到瑞金。博古对洋顾问言听计从。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他们命令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堡垒对堡垒”，拼消耗。他们要印钞机再次加速运转。
毛泽民和毛泽东都反对这样做。他们主张发行经济建设公债，加速发展苏区工农业生产和内外贸易，依靠和动员人民群众支援红军战争。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博古、李德反唇相讥：发行公债和印钞票不都一样？多发些票子解燃眉之急，有什么要紧？
印钞机仍在高速运转。1934年仅半年多时间，纸币发行量高达800多万元。
物价腾飞，币值急剧下跌。红军向老乡买猪，一头猪给纸币三四十元。老乡说：“同志，不要钱了，这头猪送给你吧！”
靠多发钞票，怎么能抵挡得住敌人进攻？！
1934年4月，中央苏区北边的广昌县城和南边的筠门岭，相继失守，北大门和南大门洞开。
瑞金已能隐隐听到隆隆的炮声。
博古、李德等不得不决定：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和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退出中央苏区，突围转移。
1934年8月底的一天，骄阳似火，酷暑难熬。毛泽民汗流浃背地来到云石山顶的“云山古寺”，来找大哥毛泽东。由于敌机狂轰滥炸，为安全起见，中央党政军各机关已于7月间离开沙洲坝等地，西移40里，搬到云石山地区。毛泽东和中央政府机关，住在山顶上的“云山古寺”。毛泽民和国家银行住在附近的丰垅村。
毛泽民请示大哥：“秘密金库怎么处理？”
“秘密金库”自1932年夏建立后，一直没有挪动过，里面的金银财宝也一直没有动用过。毛泽民还不知道红军主力即将突围转移，只知道广昌失守后石城形势已很危急，彭德怀正指挥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在高虎脑一带激战，拼死挡住向石城推进的国民党军队。他认为“秘密金库”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必须紧急搬迁，最好是转移到兴国去。
“兴国也是靠不住的，国民党5个师正在向老营盘进攻，我看，还是发给各军团保管吧。你们银行也要掌握一部分。”
毛泽东是知道红军主力要突围转移的。他早就两次提出过意见，主张红军主力从苏区突围，跳出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打运动战，只是博古、李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次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具体安排，他也不清楚，因为他被排斥在决策圈之外。所以，他最后对毛泽民说：“秘密金库如何处理，你还是去问问博古他们吧。”毛泽东知道，主力红军突围转移，一路上的经费开支就靠“秘密金库”了。
十几天后，毛泽东到于都去了，一去就是半个多月，还在于都大病一场。
瑞金方面，已开始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前的最后准备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