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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怡回到特委向毛泽覃作了汇报，毛泽覃听了很高兴，说：“你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处理得不错，有胆识。我代表组织向你表示感谢。”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贺怡道：“当时双方箭在弦上，现在想来还真后怕呢？”
毛泽覃又转移话题道：“上级又传下了指示，要扩大红军队伍，动员适龄青年参军入伍。希望你也能做出成绩来！”
“那我们就搞扩红山歌吧？”贺怡想了想道：“我们这儿的人民喜欢山歌。山歌悠扬悦耳，深入人心。可在‘扩红’的大小会上唱，也可在屋场圩场上唱、田间地头上唱。如果需要的话，也可让工农剧团、扩红队员演唱。”
“好主意。”毛泽覃异常激动地道：“我们先让工农剧团、扩红队员演唱，演唱完了，再教大家传唱。”
听了毛泽覃赞扬的话，贺怡的心如吃了蜜一般，于是又说：“我先写歌词。”
毛泽覃当即回答：“要得！要得！只是你又要‘挑灯夜战’了。不行，我作陪吧！”
贺怡把辫子一甩，道：“我写你改吧，咱们来个流水作业。”
“好吧。”
当夜，贺怡便拿出来一首男女对唱的扩红山歌《妹送亲郎当红军》，给毛泽覃看。歌词的内容是：
女唱：一盏油灯结灯花，
妹做军鞋坐灯下；
一针一线密密缝，
送给亲郎好出发。
男唱：小妹做鞋到深夜，
鞋绳抽得响沙沙；
明日出发来告别，
要说几多知心话。
女唱：鸡啼三遍月影斜，
千言万语一句话；
妹送亲郎当红军，
等你回来再成家。
男唱：是块好铁要打钉，
是个好汉要当兵；
红军哥哥人人爱，
当兵就要当红军。
女唱：扩大百万铁红军，
为着工农大翻身；
母送子来妻送郎，
敲锣打鼓来欢迎。
男唱：斗笠背在背中心，
欢送亲郎当红军；
保护妹妹打胜仗，
枪支解回吉安城。
毛泽覃认真读了一遍，连声喊好：“真没想到贺妹子还有这样的文才！就这样定了。你还可再写一些，交给工农剧团演出。我争取看你的戏！”
贺怡笑道：“你等着吧。”
贺怡也是位说干就干的人，很快又有几首歌词出于她手，找到工农剧团，自己又写歌词又当演员地唱起来。
演唱会演唱效果非常好，这些山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义，析之以道，有规劝，有开导，有鼓励，有批评，鼓动性极大。如《十劝我郎当红军》、《十劝我妹放开心》、《四军全部出井冈》、《送郎送到大路旁》等山歌，在全苏区广泛流传，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东固宣传队还用山歌说服留恋家庭，舍不得娇妻而开小差回家的战士速即归队，直唱得他们双脚起跳，心神不安，赶快回到红军部队。
工农剧团演唱后，贺怡又搞“扩红”山歌培训班，教姐妹们传唱，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大家都会唱。红军们唱，儿童团员们唱，姑娘嫂子们唱，声情并茂，尤为感人。当时赣西特委就动员2万多青年参加红军。当年苏区的许多青壮年就是在清脆悠扬的山歌中，告别父老乡亲，离开父母妻儿，踏着山歌的长河，走上了漫漫的革命征途。贺怡与毛泽覃的爱情，与时俱进，也是踏着山歌的长河，走进婚姻的殿堂。
1931年7月20日，经党组织批准，毛泽覃和贺怡结为了伉俪。这便是一段扩红的山歌，唱出了一段真正的情缘。
第十四章 荣辱与共“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
刚刚还是朗朗晴空，突然飘来一块乌云，遮住了明媚的太阳，竟然间还下了几滴雨，给人一种“东边日头西边雨”的感觉。虽然它不是阴天，却给人一种别扭。这便是1929年6月22日。应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红四军召开了全军第七次代表大会。
天很晚了，已经怀孕的贺子珍还不见丈夫的归来。看到东边日头西边雨，她有几分说不明的纳闷来。刚刚还朗朗晴空，怎么突然下起了雨？她等到丈夫归来时已是深夜两点钟。
“今天的会怎么开得这么晚？”贺子珍迎上前去，接过毛泽东的风衣，顺手挂在墙上。
毛泽东没有回答，似有难言之隐。
“有么事你就说出来吗？不说憋在心里怪难受的。”贺子珍见丈夫愁云满面，心里更难受。
木已成舟的事，说了就说了吧，毛泽东望着妻子的一再追问，便如实讲了会议的事。
“我不干前委书记了。”
“让谁干？”
“陈毅。”
“这怎么能行啊！”此时的贺子珍也有如五雷轰顶。从表面上，她知道丈夫与朱德、陈毅都是好朋友，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尤其是与他们的妻子都是姐妹相称，亲密无间，无话不谈。这事叫人家如何看呢？此时，作为女人她才明白，男人的痛苦不是写在脸上的，而是深深地刻在心里。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一团迷雾在贺子珍心中升腾。
原来红四军“围魏救赵”，解围井冈山的计划不能实现，这固然是一件憾事。然而，善于从实际情况出发决定斗争方针的毛泽东，根据在赣南闽西游击过程中了解到的新情况和东固根据地的新鲜经验，抓住蒋、桂军阀混战即将爆发的有利时机，毅然决定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这时，红军党内发生了一场争论，涉及到红军乃至整个根据地党和军队建设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对此深感忧虑和不安。
争论的起因是要不要设立中共红四军军委的问题？红四军军委成立于1928年4月底。1929年1月红四军出击赣南后，每日行军打仗，军情紧迫，环境恶劣，常要开会讨论红军行军方向。为避免机构重叠、麻烦误事，红四军前委决定军委暂撤销，将权力集中于前委。后来，根据地不断扩大，军队和地方事情多了，前委兼顾不过来，于是决定成立中共红四军临时军委，指定刘安恭为军委书记。
刘安恭是四川人，曾入云南讲武堂，后加入共产党，并去苏联留学，1929年春回国后，中央派他来红四军工作。他不了解红军的历史和斗争情况，盲目搬用苏联的那一套做法。一上任后主持召开军委会议，做出决定，限制前委权力，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前委是代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和指挥红军及其游击区域地方工作的特殊机构，其成员和书记均由中央指定。刘安恭主持做出的决定，显然是错误的。不仅如此，他一到红四军就哇啦哇啦地乱发议论，甚至在红四军党内制造派别，矛头直指毛泽东。这就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满。毛泽东也有感觉，主张撤销临时军委。这样，围绕着要不要设立军委的争论便展开了。
与此同时，原来在井冈山时期业已存在的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随着设立军委争论的展开也开始浮出水面，甚至对党代表制度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也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他们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认为“党管事多了”，“党代表权力太大”，主张“党支部只管教育同志”，“党所过问的事情是要受限制的”；并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有些在旧军队呆过的人，惯于用旧军队那套办法管理部队，动不动就对士兵打屁股、关禁闭，滥施肉刑、枪毙逃兵的事也时有发生，使官长与士兵关系紧张。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重视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建设和党的组织建设。他深深感到，红四军内部的争论不停止，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加以纠正和解决，势必妨碍红四军所肩负的党的政治任务的完成，也妨碍红四军本身的发展。他一直在焦虑地思索着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6月8日，毛泽东主持的红四军前委在上杭县白砂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份书面意见，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担负不起自己的政治责任，请求马上更换军委书记。会议虽然决定取消红四军临时军委，但争论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而且分歧意见有日益发展之势。
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攻克龙岩城。前委决定抓紧有利时机，召开全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解决上述分歧。
“七大”会场设在龙岩城内的公民小学校，代表们公推陈毅登台亮相。他在报告中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问题，一一列出，并坦率而又客观、公正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不过，他的意见就事论事，并没有深入分析产生争论的社会历史根源，所作的结论也没有上升到理论原则的高度。对争论的双方，也是各打五十大板。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仍然坚持原则。他说，我们还是要根据历史的实际斗争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应该严格地置于在党的领导之下。军队要做政治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按这个来做。他还说，会上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