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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因此，说妇女对这类淫秽Se情材料没有感应是没有根据的。
著名的1975年海曼实验采用了测量器具来记录男女两性对淫秽Se情材料的身体反应。这项研究所获得的重要结果是：第一，明显的性行为描述类淫秽Se情品刺激作用最大；在生理测量上和自我评定上，无论男女都对淫秽Se情内容表现出最强烈的反应；女性对其刺激性的反应比男性还要强烈；而对于纯粹的浪漫故事，无论男女都没有引起性反应。第二，男女两性都感到，女性主动和女性中心的情节最具有性的唤起力。第三，女性有时会意识不到自己生理上的性唤起。（海特，第337一339页）在淫秽Se情品问题上，俄国的情况有点特殊：自从苏联解体以后，淫秽Se情业十分兴旺。性自由与政治自由的气氛掺杂在一起，使那里关于淫秽Se情品的论争带上了西方所不具备的政治色彩。
在俄国，从1985年开始，传媒上展开了一场关于淫秽Se情品的公开辩论。1988年，发生了一件最为有名的Se情事件：在俄国中央电视台电视节目《午夜前后》中，播出了一场莫斯科伏洛夫斯基街的淫秽Se情表演，其中有一位只在身上抹了一些奶油的裸女。这一事件将辩论推向高潮。此外，近年来，在俄国的报刊上出现大量女性“上空”照，半裸照；淫秽Se情杂志以合资形式出现；全国各地涌现出许多公开销售淫秽Se情照片的公司；1990年7月，还在索契举办了第一届俄国“Se情节”（Festival ofErotica）。人们对此感到疑惑：这些现象似乎是从性压抑下解放出来，但又同女性形象的商品化联系在一起。
俄国的这场公开讨论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一是此类活动可以被允许的界限；二是关于性道德和性行为的讨论。迄今为止，俄国所有的淫秽Se情品展示的都是裸女，显而易见，它们是为男性观众服务的；目前性行为本身和非异性恋的性表现还比较少见。人们的意见大多集中于两个方面：从正面效果看，它是禁忌的放松，在国内营造了一种宽松的氛围；从反面效果看，这类现象是对女性的商品化利用和商业剥削。
1985年开始的这场围绕淫秽Se情问题的辩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它带有相当明显的政治色彩。俄国刑法第228条是禁止淫秽品的，淫秽的度量尺度从最广义的到最狭义的幅度很大，而这一定义往往是根据政治标准而不是根据法律标准来确定的。在基辅，有一个地下组织，取名为“进步政治Se情团体”。他们认为淫秽Se情品具有反对保守派的意义；淫秽Se情品的女主人公不仅是Se情的象征，而且是政治革命之象征。（Rai，130一144）国外围绕Se情材料的争论离中国的现实似乎仍十分遥远，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争论的余地。这并非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如前所述，我的调查表明，虽然没有公开的消费，但地下的Se情材料消费相当普遍——而是因为中国社会缺少出版自由的传统和以此为基本权利的意识。我想，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现代化，这个问题或迟或早终会被提上公开探讨的议事日程。我们应当对中国的进步怀有希望。
第二十八章 性侵犯
被调查到的女性中不少有过受到性侵犯和性骚扰的经历，其中包括强Jian，诱奸，露阴癖，窥阴癖的骚扰，以及男性的猥亵与纠缠。
奸污一位女性很痛苦地回顾了她被人诱奸的经历：“他是我爸单位一个搞政工的复员兵，当时30岁左右。那是文化革命里，我爸正在挨整，我弟弟找工作要革委会开证明。我出身不好，他出身好，他强迫我和他做那件事，我如果不答应怕他再反咬我一口。当时从大环境上看我是劣势，小环境是在他的办公室里，周围没有人，他体力又强，又成熟，恨不得使点劲就能把我整个人提起来，从各方面看他都占绝对优势。那年我22岁，我也到性成熟的时候了，结果他一碰我Ru房，我就软了。他先用手插进我身体，说：哟，你不是Chu女。我当时明明是第一次，所以觉得特委屈，我就哭了。第二天我发现我有血（又不是来例假），我特别恨他。
他不但把我弄到了手，还侮辱了我。就这一次，以后我再也不理他了。后来为了考大学要开证明，他又第二次得手。他后来对我爸妈特好，爸妈一直拿他当恩人，不知道是这么回事。他是我哥哥的朋友。我不爱他，可我哥劝我说，如果我跟他好，他能帮我弟弟安排工作。当时我们家特别困难，没什么可给他，就叫我去，让我求他给两个弟弟安排工作。“
一位在幼女时代曾遭到过性侵犯的女性说：“我对异性一直没有好感，觉得男的都没好人，这种感觉一直改变不了。”后来，她为自己的无辜遭遇深受其苦，她一生都生活在这个不幸事件的阴影之中，受到这件事的影响。由于她的日记被人偷看，她的事在工作单位被传得满城风雨，弄得她抬不起头。她为这件事受到双重的伤害：性罪犯对她肉体的伤害，加上无知愚昧残忍的社会道德观念（认为性侵犯的受害者是不洁的，甚至认为她是有责任、应当受到责备的）对她精神的伤害。她说：“婚前我没跟丈夫说这件事。结婚以后，他也没发现什么，因为小时那件事并没真正做成，Chu女膜没破。他是后来从别人那儿听说的，说我婚前生过孩子，他就追问我。那时候他已经有了外遇，那女孩追他追得很急，加上我心里觉得对不起他，就和他离婚了。是我提出来的。他一开始还不同意，后来我们订了一个协议，他说他不会要那个女孩，离婚后把她的事处理完了，我们再复婚。离婚后那个女的真的没和他结婚，可后来他去外地做生意就没有回来。”
一位曾被人诱奸过的女性感到，这个经历影响了她后来的择偶标准和婚姻：“我那时有一种偏见，以为自己不是Chu女了，就没资格找个情投意合的年轻人了，只能找年纪大的，离过婚的。”
露阴癖和窥阴癖根据记录，露阴癖在美国是最为常见的性攻击行为，占了全部性暴力案件的三分之一。（拉里亚等，第110页）此次调查的不少女性都受到过露阴癖者和窥阴癖者的性侵犯。一位女性说：“那次我在外地一个小城，离火车开还有一段时间，我没事做就坐在广场边的台阶上。那里有个路灯，过来一个小伙子，西装革履的，骑个自行车。到了我面前，他就拿出了那个东西。他紧盯着我，很紧张的样子。
我看着他的眼睛，毫无表情地转过脸去，他就把那东西塞进去，骑车转了几圈，走了。“
一位在酒店工作的女性承认遇到过露阴癖者：“有一天我下晚班，是夜里11点钟。我们员工走后门。他就在那个胡同里，我走到离他还有几米的地方，他亮出来那东西。和我一起工作的另外几个女孩也见过这种事。”
“我见过一个露阴癖。在上大学时，我们一群女生去海边游泳，碰到一个男的，突然把那东西拿出来。我女儿小学时也碰到过这样的人，哭着回来跟我说。”
“我在街上碰上过露阴癖。”
“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在一个胡同里见到过一个露阴癖男人。那天我们几个女同学一起走，看到离我们四五十米有个男的露阴，把我们吓跑了。还有一次，是个中午，有个男人对我说：大姐，问个路。下边就露着。”
“75年我在大学时有次上厕所，看见门洞上有个影子，气得我要命。那人见我发觉了就跑，我气得发抖，我说，你站住！他站住了。我说，你看什么？他说，我看看。我说，你看什么看！
我特别气愤。“”有一次我去同事家，她家住平房，我们夜里去公共厕所回来，碰上一个人。
他骑着车从我们后头过来，突然说了一句话：你们俩屁股真白。当时我们气得要死，恨不得打他一顿。听说别人碰上这种人的事也很多。“
猥亵有单身女性抱怨她们常常会遇到性骚扰：“这几年我经常受到性骚扰，有人对单身女人就持这种观点，以为我们都很随便。碰到这种人，我就跟他们说，我是老派的人，只喜欢精神来往，把他们打发走。”
“因为我是个离婚的单身女人，经常受到骚扰。有的男人打来电话说，我喜欢你，我就是喜欢你。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性骚扰。”
“有一次我在街上走，有个男的过来对我说：大姐，有个事问问你呀。我以为他要问路什么的，就说：什么事？他说，我的小鸡鸡这么硬怎么办呀？我没敢说话，赶紧走了。”
“有一次我骑车在街上走，有个骑车的男人一路跟着我，还说：我能满足你。
我不理他，接着骑，他拿自行车把我逼到马路边，我过不去了只好下来。我说，我孩子都十几岁了。可他还是不依不饶他说什么，你不跟我，我今晚怎么过呀。我对他说，你可以拿一盆凉水当头浇下去。“
“在公共汽车上常遇到流氓，从后面顶人，我就躲开。只有‘文革’中有一次我当场骂了他，这是唯一一次我在公共场所骂这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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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外企女职工遭受的性骚扰，一位外企女雇员说：“欧美公司性骚扰比较厉害，中国和亚洲公司好些。有一次我去找工作，一个南韩老板提出给我500美元月薪。我觉得他看我的眼神就不对，我能感觉出来，那种怪怪的样子，我马上觉得危险。又考虑到他提出的工资也高不到哪儿去，作秘书档次也太低，我就没去。正经的老板你一眼能看出来。”
在有关性骚扰的立法问题上，女权主义者、法律教授麦金农的工作最为突出，她致力于造就女权主义的法律理论，推动法律的改革。她的一项显著的成就是使性骚扰成立为犯罪。她是提出“性骚扰”这一概念的第一人。这一概念的提出，彻底改变了美国法律对待妇女的态度。由于性骚扰在侵犯和强迫的程度上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