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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快看这是什么？一名该死的俄国人。你好！”
他一个字都听不懂。虽然他肩上挎了一挺冲锋枪，但是他们似乎并不害怕他。
而他却很害怕他们。他们其中有两个人戴着黑色贝雷帽，帽子上面的黄铜帽徽闪闪
发光，徽章后面插着一串白羽毛。他并不知道他面对的是燧发枪兵团的人，羽毛是
他们的团徽。
吉普车外面的一名士兵离开了他的群体，漫步向他走来。他吓坏了，一觉得自
己马上就要尿裤子了。迎面走来的那个人也很年轻，有一头红色的头发，脸上长满
雀斑。他对蔡塞夫咧嘴笑了笑，“然后递给他一瓶啤酒。
“喂，伙计，喝瓶啤酒吧。”
里昂纳德接过啤酒，手心立刻有冰凉的感觉。那个外国士兵点点头，示意让他
赶紧喝。他杯疑酒里肯定下了毒药！此刻他并不怕死，于是用牙齿将瓶盖一口咬开，
一仰头把一大口啤酒喝了下去，一股冰凉的液体在他的嗓子中穿流而过。这种啤酒
要比俄罗斯啤酒劲大，口感很好，但他还是被呛住了，他咳了起来。红头发的人哈
哈大笑。
他说：“继续喝吧。”对里昂纳德来说，对方说的话仅仅是嗓子发出的声音而
已。使他惊奇的是，那个外国兵转身回到吉普车那儿去了。这个人根本不害怕他。
他是带有武器的红军战士，那个外国人却对他谈笑风生。
他站在树旁，喝着啤酒心里琢磨着尼古拉耶夫上校会怎样看他。上校是他的中
队的指挥官，年龄仅30岁左右，却已被捧为战争英雄。有一次上校停住脚步询问里
昂纳德的家庭背景。里昂纳德告诉他自己是一个在孤儿院长大的孤儿。上校拍拍他
的背，告诉他现在他有家了。他很崇拜尼古拉耶夫上校。
他吓得要死，哪敢再把那啤酒扔回去？不管怎样，啤酒味道不错，即使是毒药
他也要喝。他就这样把啤酒喝完了。10分钟之后，车外的两名士兵爬到车的后座上，
戴上他们的贝雷帽，司机发动车后，一溜烟开走了。他们都十分从容，毫无恐惧。
红头发的那个人还转身朝他招了招手。他们是敌人，他们正准备入侵俄罗斯，而他
们却向他频频招手。
直到他们的身影在森林中消失，他才使劲地把那个空啤酒瓶扔到了丛林里。他
在树林里奋力奔跑，终于看见一辆俄国卡车，将他带回了营地。因掉队，军士长惩
罚他干了一星期的重活，但他也从未告诉过任何人有关那些外国人和啤酒的事儿。
在那辆外国车开走之前，他注意到了两样东西，一是车的右前侧面有一个像团
徽一样的图案，而另一个是车后方有一根细天线，天线上有一面旗帜，约1 平方英
尺，旗上印有米字图案，红色的线条十字垂直交叉，并带有两条对角线，一条是红
的，另一条是白色的。线条相映在蓝色背景上。看到由红、白、蓝三色组成的这面
旗帜，他感到挺有意思。
44年后，在河对面的建筑物上迎风飘荡的正是一面这样的旗帜。“兔子”的问
题找到了答案。他知道他不该将这份文件从阿科波夫那里偷走，但是现在他不可能
送回去了。也许，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份文件已经丢失了。因此，他决定将这份文件
送给那些以那面好玩的旗子为标志的，曾经送给他啤酒喝的那些人。他们会知道该
如何处理它。
于是，他从板凳上站了起来，开始沿着石桥岸边行走，他穿过莫斯科河走向索
菲斯卡亚码头。
1983年，奈洛比开始，当小男孩觉得头痛，并且有点发烧时，他的妈妈认为他
是在这炎热的夏天着凉了。但到了晚上，5 岁的孩子头痛得哭闹不止，闹得父母整
个晚上都没合眼。早上，他们苏联大使馆大院里的邻居都来问个究竟，他们昨晚被
孩子闹得也没睡好觉。因为大院的屋墙都很薄，且夏天天气炎热，人们都是开窗睡
觉，大家都受到了影响。
第二天上午，母亲带孩子去看医生。当时，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大使馆内，没
有哪个大使馆配备自己的医生，他们是和别的使馆合用一名医生。斯沃博达医生是
属于捷克大使馆的人，但他负责整个共产主义阵营里大使馆的医疗服务。他是一个
好人，工作很认真。他看了一小会儿就诊断完了，他对孩子的母亲说孩子是患了疟
疾。他在处方上开出适当剂量的药物，是当时俄国医药界常用的氯隆和盐酸氯叭的
变体以便治疗疟疾，还有一些日常服用的药片。
结果是没有得到任何效果。两天后，情况变得更糟了。孩子体温更高了，颤抖
得更厉害了，头痛得叫个不停，大使馆的官员毫不犹豫地允许他们去奈洛比的总医
院看病。由于母亲不会讲英语，她的丈夫——负责贸易的第二书记尼古拉·伊里奇
·图尔金与她一起去了。
温斯顿·莫伊医生也是一名优秀内科医生，对于热带疾病他要比捷克医生内行。
他对孩子进行了彻底的检查后，直起身来露出了笑容。
“疟原虫的镰形变种。”他出了诊断。父亲有点迷糊了，他皱着眉头身子稍向
前斜了斜。他的英语还是可以的，但却听不懂医生的术语。“它是疟疾的变种，它
对我的同行斯沃博达医生所开的那种基于氯隆的药有抗药性。”
莫伊医生用了一针静脉注射的广谱强力抗寄生虫药物。当时，它似乎起了作用。
而一周的疗程结束后，病情又反复了。此时母亲又受不了啦。她谴责所有的外国药，
坚持要与她儿子一起飞回莫斯科看病，大使同意了。
一回到莫斯科，孩子被送到一所克格勃的专用门诊就医。之所以能进入克格勃
医院是因为第二书记（负责贸易）尼古拉·图尔金的关照，他实际上是克格勃第一
总局的图尔金少校。
该诊所很不错，有一个热带疾病专科，因为克格勃的成员很可能被派到世界上
各个角落就职。因为小孩的病很难处理，该病儿直接由科主任格拉祖诺夫教授诊治。
他把奈洛比的两个病历都看了，命令一系列CT和超声扫描检查。
看了扫描结果后，他感到问题很严重，因为他看到孩子身体内许多器官都存在
一系列的内部脓肿。他把图尔金太太叫到他的办公室，表情非常严肃。
“我知道是什么病了，至少我可以肯定我的诊断。但是，这个病又是一个不治
之症。即使大量使用抗生素，您的儿子只能活一个月。再长时间是不可能的。我很
遗憾。”
妈妈哭着被送出了办公室。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助手向她解释了情况。这是一种
非常罕见的叫做惠特莫尔氏的疾病，在非洲确实不大常见，但在东南亚比较普通。
是美国人在越战期间发现的。当时，一个美国直升飞机驾驶员首先患了这种新症状
的疾病，而且，常常是致命的疾病。研究发现，直升飞机的水平旋转的翼叶片，在
稻田上空盘旋时，将稻田中的水搅起形成一种微薄的烟雾，被一些飞行员吸人肺脏
里面。水里面有抵抗所有抗生素的杆状细菌。俄国人了解此事，虽然他们自己没有
任何发现，但是他们特别注意吸收西方的知识，就好比吸水的海绵一样。格拉祖诺
夫教授很自然地接受了他所研究的领域里，任何一本西方技术刊物上所刊登的新技
术。
图尔金太太通过长途电话，哭着告诉她的丈夫他们的儿子活不长了。图尔金少
校用笔写下了病因：惠特莫尔氏病。然后，他去见他的上司——克格勃的站长库利
耶夫上校。上校表示同情，但是态度却很强硬。
“请美国人帮忙？你疯了？”
“上校同志，这种病是美国人发现的，而且还是在几年之前发现的，他们可能
会有对付它的办法。”
“但是我们不能请求他们这样做，”上校强烈反对，“这涉及到国家尊严的问
题。”
“这是决定着我儿子的生与死的大问题。”少校大吼起来。
“够了。你准备辞职吧。”
冒着丢饭碗的危险，图尔金去见了大使。大使并不是个残忍的人，但他也不让
步。
“我们外交部与美国国务院之间的交涉非常谨慎，仅限于国家事件，”他告诉
这位年轻的军官，“顺便问一下，库利耶夫上校知道你到我这里来了吗？”
“他不知道，大使同志。”
“为了你的前途着想，我会替你保密的。你也不要再去找他。这是绝对不可能
的。”
“假如我是政治局成员……？”图尔金开始辩解了。
“但是，你不是政治局成员。你只是个在肯尼亚分部服役32年的少校。我为你
儿子感到遗憾，但我也无能为力。”
尼古拉·图尔金下楼梯时心情非常痛苦，他想到了第一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
他每天就是靠从伦敦运来的药物维持生命的。于是，他出去喝问酒去了。
要进入英国使馆不是件容易的事。站在码头对面的人行道上，蔡塞夫可以看见
那座赭色大楼，甚至可以看清楚它柱廊的顶部以及里面雕刻精美的大木门。但是怎
么能进去呢？
那栋大楼的正面是一堵用钢材料制成的墙，墙上开了两扇大门以便出人汽车，
其中一扇门负责“进入”而另二扇门是“出口”。这两扇也是钢制的电动门，守卫
很严。
右手边是行人通道，但设置了两扇栅门。两名俄罗斯民兵挺直地站在人行道处，
对进楼的人进行例行检查。“兔子问无意去受盘查。即使通过第一个栅门，还有通
向第二个栅门通道。使馆警卫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