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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无人跟踪。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他突然离开人行道，拐进某个咖啡厅或
饭店里。在任何一个拥挤的地方都行。就在他刚要进入时，另一个人已经结了账，
起身正朝门口走去。这两个人不进行任何眼神接触，他们相互擦身而过。一只手把
一个没有火柴盒大的东西，悄悄地塞进另一个人的侧身兜里。然后，这两个人都继
续走自己的路，一个人进门，另一个人出门。即使身后有“尾巴”，进门时他也看
不见什么。
除此之外，索洛明上校已经两次未按照粉笔标记的明确要求，领取秘密投递点
的信件了。
惟一的结论是，猎户星座已经自己突然消失或被迫突然消失了。而且，也没有
使用生命救援标记程序。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很突然的，预先没有任何警告。
心脏病、车祸或者被捕了？
来自西柏林的消息说，东柏林的安全地址这个月没有收到飞马星座寄出的正常
信件。在俄罗斯的宠物饲养杂志上也没有任何广告消息。
由于布利诺夫教授离开阿尔扎马斯一16到苏联境内旅游的可能性不断增加，蒙
克建议他每个月给东柏林的安全地址发一封毫无任何危险信息的平安信。该信不需
要书写任何秘密内容，只要签上尤里的名字即可。他可在隔离区外的任何一个信箱
投递他的信件，即使该信件被截获，永远也不会追回到他那里去。
被拆除的柏林墙变成一堆碎砖烂瓦之后，再也不需要使用传统的投递信件的诡
计了。作为一种新的手段，蒙克建议布利诺夫买了一对西班牙猎狗。在阿尔扎马斯
—16里面养狗不会存在任何审批问题，对于这位搞学术的鳏夫来说，还有什么事情
比养狗为幌子更好的呢？每个月，他都会有正当的理由在莫斯科宠物饲养周刊上发
表一条小广告，说明有小狗要出售、要丢弃，或者有新生狗娃期待着哺乳，母狗期
待着配偶，等等事情。但是，通常在每月周刊上登的广告却突然没有了。
现在，蒙克已经精疲力竭了。他总是向最高层的领导抱怨说出事了，然而，又
总是被告知再等一等，不要惊慌。而他再也无心等下去了。他开始写他的备忘录，
其大意是，他认为兰利的内部有很大的漏洞。
有两个人可能会认真对待他提出的问题，即凯里·乔丹和格斯·哈萨韦。但是，
他们两人已经退休了。新当政的领导中，大多数是1985年冬季以后从外面新调来的，
他们很生疏。然而，在该组织的另一个机构里，自1986年春天就已经正式开始慢悠
悠地搜索长期潜伏的双重间谍了。
早饭后在全体会员中展开了讨论，“我真是难以相信！”前美国首席检察官说。
“我的问题是，我发现很难不相信它，”国务大臣詹姆士·贝克对答道，“我
们双方政府都知道此事……奈杰尔？”
“是的。”
“他们不打算采取什么行动吗？”
其余39名委员会成员围坐在会议桌四周，目光都集中在这位前间谍头目身上，
似乎在寻找一些表示保证的话：它只是一场噩梦，一种虚假的东西，不久就会以某
种方式消失的。
欧文说：“按照常规的做法，官方对此无能为力。因为，黑色宣言的一半内容，
有可能代表了许多俄罗斯人民的心声。西方根本不该拥有它。科马罗夫将公开指责
它是伪造的。其效果将会更加增强他的势力。”
接下来是一阵令人沮丧的寂静。
“我能发表些看法吗？”索尔·内桑森说。“不是作为你们的东道主，而是作
为一名普通成员……”
“八年前我有个儿子。他在海湾战争中死了。”
许多人忧郁地点点头。在座的会员中，有12位曾经在海湾战争的多国联合部队
中担任过重要职务。在桌子离他较远的那一端，科林·鲍威尔将军两眼盯住了这位
金融家，他想起当时在一次战斗即将结束时，由于父亲显赫的地位，他亲自收到了
一名美国空军中尉不幸阵亡的消息。
内桑森说：“假如说，这一损失有什么值得安慰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知道他
是在为反对真正意义上的魔鬼而战死的。”
他停顿了一会儿，搜索着恰当的词语：“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足以认识到魔鬼
的含义。我认为魔鬼有时可以潜人人身。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还小，不能参加战
斗。M 战结束时我才8 岁。我知道在座的会员中有一些是参加过那场战争的。当然，
后来我知道了。我认为阿道夫·希特勒是个魔鬼，他做的事也就是魔鬼干的事。”
会场非常安静。政治家、政客、工业家、银行家、金融家、外交家和行政官们
都习惯于强调生活的实用性。他们意识到他们正在聆听的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索尔·内桑森探身过去，轻轻地敲击着那份黑色档案。“这份文件是魔鬼，写这份
文件的人也是魔鬼。我真不明白，我们怎能置之不理，难道让它再一次发生！”
会议室里仍然保持着寂静。人人都意识到他说的“它”，是指的是第二次大屠
杀，不仅仅是针对俄罗斯的犹太人，还有许多其它的少数民族。惟一的英国前首相
打破了寂静。
“我同意。没有时间犹豫不决了。”
三名在场的会员用手捂住了嘴。她最后一次使用这个词语时是在美国科罗拉多
州阿斯彭的一所公寓里，是萨达姆·侯塞因人侵科威特的第二天。当时乔治·布什、
詹姆士·贝克和科林·鲍威尔都在场。她今年虽然73岁了，但是，她仍然能够非常
清楚地表达她的意思。
全世界每一个股票交易所都知道的洲际通信公司的负责人拉尔夫·布鲁克，探
身过去插话。
“好吧，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他问道。
一名前外交官说：“从外交方面下手……通知各个北约政府，敦促他们提出抗
议。”
“那么科马罗夫将谴责这份宣言完全是假的，而且大多数俄罗斯人会相信他。
俄罗斯人的排外主义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另一个人说。
詹姆士·贝克侧过身去对奈杰尔·欧文说：“是你把这份令人震惊的文件带给
我们的。你有什么建议？”
“我什么也不主张，”欧文说，“但是，我要作一下防止误解的说明。假如，
我们委员会准备制裁，而不是采取行动。仅仅是个制裁计划，它必须是非常隐蔽的
东西，将来所发生的事情绝不能与这间屋子联系起来，不能有损于我们委员会的声
誉。”
委员会的39名会员都非常清楚，他所谈的是事情的要害。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曾
参与过，或目睹过政府的隐秘行动失败的结局，然后直接由最高领导层澄清的事实。
一名前美国国务卿在桌子的那一端用很重的德国口音说话了。
“奈杰尔，能否采取一个秘密行动？”
两个声音一起说：“可以！”在欧文担任秘密情报局局长时，他服务的对象既
有玛格丽特·撒切尔，又有她的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
林肯委员会从不通过任何正式的书面决议。他们达成协议后，利用各个会员的
影响力，去促进所达成的协议在各个成员国的执政部门产生效果。
对于黑色宣言，所达成的协议是将会员的意愿委托给一个更小的委员会，由这
个更小的委员会考虑一个最佳方案。林肯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既不制裁，也不
谴责，甚至不去理会任何有可能随之发生的事情。
1990年9 月，莫斯科阿纳托利·格里申上校坐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里办公室的书
桌前，查看他刚收到的三份文件。此刻他的心情很复杂，各种情感交汇在一起。
首先，是成就感。整个夏天，第一和第二总局的反情报机构的同事们，很快就
将三名叛徒连续转交给他了。
第一名是外交家克鲁格洛夫，他在两个方面暴露了身份：一是他曾在布宜诺斯
艾利斯大使馆担任第一秘书的职务；第二是他刚从国外回国不久就买了一套房子。
他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向桌子对面的陪审官和旋转的录音机彻底坦白了。
六周之后，他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好交代的了，于是被关进了监狱的一间地下室里，
那里的温度即使在夏天也很难超过零上一度。他坐在那里浑身上下颤抖不已，等待
着他的噩运。他的命运就掌握在格里申上校书桌上的一份资料里。
7 月份，一位核物理教授被带到了监狱。到加利福尼亚参加会议的科学家人数
极为有限，人员名单很快就局限于四个人。当局突然搜查了在阿尔扎马斯—16布利
诺夫的公寓，在壁橱里发现了一双卷起来的袜子，在里面藏有一小瓶用于隐显的墨
水。
他也很快就将所有的事情都坦白了，只要看到格里申和他的审讯阵容以及他们
行业使用的刑具，就足以使他们松口了。他甚至说出了他向东柏林秘密通信的地址。
格里申组织人力对那个地址进行了搜捕，寻找那里的一名东柏林K 分部的上校。
但是很不凑巧，就在他们搜捕的一个小时前，那名上校已经步行穿过新开放的城市，
逃人了西柏林。
最后，在7 月下旬，逮捕了那位西伯利亚的军人，根据他在苏军总参谋部情报
总局的职衔，他在国防部的任职以及他在亚丁的服役情况，对他实行了集中监视。
在监视期间对他的住宅进行了搜查，发现他的其中一个孩子在寻找圣诞节礼物时意
外地发现了爸爸的微型照相机。
彼得·索洛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