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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不久，敌人进攻万安时，中共万安县委员会采用了“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的原则，同敌人进行斗争。同年4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成立之后，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又指挥部队，在游击活动和反对敌人“进剿”、“会剿”的作战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了游击战争作战指导原则内容。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红军的战术思想逐步臻于完善。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以红4军前敌委员会的名义向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
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
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基本精神是，从敌强我弱的特点出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趋利避害，灵活机动，真正做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至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夺取游击战争的胜利。十六字诀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适用于游击战争的全过程。十六字诀科学地总结了红军游击战争的经验，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红军全部作战原则的基础。
从1930年夏至1931年底前后，是红军实行由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转变的战略阶段，也是土地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敌对苏区和红军，由一省或数省的“进剿”和“会剿”，发展为由国民党政府统一组织的大规模“围剿”。红军为适应战争的发展，相继建立了军团和方面军一级的正规兵团，逐步实行了从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接连打破敌人的三次大规模“围剿”，使自己和苏区都获得了相当的巩固与发展。经过约一年半的紧张战斗，使红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红军的全部作战原则就基本形成了。即诱敌深入、慎重初战、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
1930年10月底，中央苏区面临10万敌军大规模“围剿”。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并在总前委罗坊会议上通过。随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指挥红军在强敌进攻面前，先行战略退却，利用苏区的民众条件，保存军力，待机破敌，造成敌兵力分散，削减敌人优势。而后，红军转入反攻，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红军运用这种方法，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证明了诱敌深入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正确方针。随着军事斗争的发展，经验的积累，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慎重初战的思想，明确提出了初战“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的三个原则，要求红军每次作战都要认真地准备，要慎重初战，做到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红军在三次反“围剿”中，进行的几十次成功的战役、战斗，基本上都是打的运动战。运动战没有固定的作战方向和作战路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红军在三次反“围剿”中，很好地处理了“打”和“走”的关系，使运动战成为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
1928年2月18日，工农革命军在新城作战中，全歼敌一个营，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歼灭战。中央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于1930年底在龙冈取得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歼敌近万人的歼灭战。毛泽东在总结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歼灭战思想，指出：“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人，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并深刻指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这个阶段，红军歼灭了敌人几十个建制旅，鼓舞了我民心士气，并以缴获的武器和俘虏的敌人士兵，壮大了自己。
红军一贯重视集中兵力。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曾指出，“红军以集中为原则”，“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红军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集中兵力的思想就形成了，并成为红军作战的一条根本原则。
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还形成了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的思想。这是因为：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敌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有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作战；第三，敌人多是比较密集，打它一个必须迅速解决战斗，否则其余敌人便会都来。红军进行速决战，迅速歼敌一部，不仅鼓舞我军士气，还给敌人阵营中造成恐慌。
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采取速决战，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
红军在多次反“围剿”作战中，形成了以上一系列比较完整的作战原则，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些作战原则的形成对后来革命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包括21个县，250万人口的中央苏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中央苏区的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选举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在27日召开的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煮为副主席。
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确定了这个新型国家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它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革命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在全中国的胜利。
大会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和《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重要文件。
根据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宣布成立。它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掌管红军的组织、给养、教育训练，并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中革军委”由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等15人组成，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叶剑英任部长：总政治部（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王稼祥兼主任；总经理部，范树德任部长。这时红一方面军总指挥部撤销，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称中央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邓小平主编《红星报》
正当反“围剿”战争紧张进行的时候，为了加强对红军的宣传教育，交流工作经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于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办了《红星报》，作为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邓小平（后为陆定一）负责编辑。开始为5日刊，实际是不定期刊，每期4开4版（有时2版或8版）。该报实行全军办报的方针。在创刊号的见面话中说明其任务为：加强红军政治工作，提高红军的政治、文化水平，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主要内容有：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命令、指示、通令和宣言，国内外工农群众斗争形势和红军建设、作战等重大活动的报道，指导党的生活和各项工作的文章。设有“扩大红军”、“红星号召”、“红军家信”、“群众工作”、“列宁室工作”、“红军纪律”、“铁锤”等专栏。社论和理论文章，大部分由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及各方面负责人撰写。长征途中，由铅印改为油印，报社工作人员挑着4个铁皮箱子，随军行动，坚持编辑出版。从创刊到1935年8月3日止，报纸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共出版一百多期。这一报纸文章短小精悍，通俗明了，战斗性强，对激励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战起了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作用，被根据地军民誉为“革命的喇叭”。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中央苏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国民党军在对中央苏区的三次“围剿”失败后，被迫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守势。1932年12月，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调集30多个师40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由蒋介石嫡系12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陈诚为总指挥，以蔡廷锴为左路军总指挥，余汉谋为右路军总指挥，分率第19路军、驻闽部队和广东军队负责就地“清剿”，配合中路军行动；另有4个多师担任守备并以第3、第4航空队以南昌为基地，支援作战。1933年1月，敌中路军组成3个纵队，由罗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