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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
第一次反“围剿”
1930年10月，蒋介石先后调集第18、13、77、5、50、24、8、60、61、56、49师和第12师之第34旅、独立第32旅、新编第14旅，3个航空队，共11个师。另3个旅，约10万人的兵力，由江西省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向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
这时，红一方面军辖第1、3军团，约4万余人，部署于清江至袁水两岸地区。面对敌人的“围剿”，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11月上旬，红军主力从袁水两岸地区转移到新淦、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崇仁等地。
11月5日，敌人向袁水流域推进扑空，尔后向赣江东岸进逼。我军除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迷惑敌人，诱敌就我范围外，主力实行“求心退却”，于26日全部退到东固、南垄、龙冈地区。12月1日，又秘密转移到黄陂、小布、安福圩地区，隐蔽待机，进行作战准备。16日，敌军向我根据地中心区进攻。至28日，敌进占万安、泰和、东固、源头、广昌、建宁一线，东西相距800里。此时，在我集结地域周围的敌军有5个师：左路第18、28师进至富田、东固、南垄；中路第50师进至源头；右路第24师进至洛口，第8师先头进至头陂。由于敌军深入我根据地，战线拉长，兵力分散，且又不断遭我红军和赤卫队、少先队的袭扰，士气沮丧，饥饿疲惫等弱点完全暴露，造成了红军反攻的必要条件和有利态势。
据此，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实行中间突破，先打敌第50师或第18师，打开敌阵线一个缺口，以便各个击破，粉碎敌之“围剿”。由于敌第50师不脱离阵地，我军曾两度由小布向北开进，又两度忍耐撤回。29日，敌第18师主力向龙冈推进，急于寻我主力决战，孤军冒进。此时，我主力秘密西进，埋伏在龙冈山中。30日，当敌前线总指挥、第18师师长张辉瓒率其师部另两个旅，进至小别附近时，突遭我军猛烈攻击，连张辉瓒在内的9000余人全部被俘。
敌第18师被歼后，在源头的敌第50师仓惶东撤，我军迅即挥戈东向，趁敌立足未稳，歼其半数于东韶，俘敌官3000余人。其它之敌见状慌忙撤退。敌人的第一次“围剿”遂被粉碎。
第二次反“围剿”
敌人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派他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总司令兼陆海空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于1931年2月，调集18个师另3个旅，约20万人的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对我军实施第二次“围剿”。
3月下旬，敌第19路军辖第60、61师及第12师第34旅，由兴国向龙冈头、宁都进攻；第5路军辖第47、28、43、54、77师由吉安、泰和、吉水、永丰向东固、藤田方向进攻；第26路军辖第25、27师和骑1师，由乐安、宜黄向东韶、小布进攻；第6路军辖第5、8、24师、新编第13师，由南丰、八都向广昌、黄陂进攻。另敌第52师担任维护交通与“清剿”，3个航空队执行侦察和轰炸任务，第56师出安远、新编第14旅出宁化、独立第32旅出连城和长汀、第49师出上杭和武平、第62师出蕉岭，防堵红军向东西转移。
红一方面军第1、3军团，约3万余人。3月23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命令主力部队由根据地边缘向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和向广昌、石城、宁都、瑞金等地转移，并进行整顿、训练、筹款，做群众工作；要求各游击区以地方武装为骨干，以游击战术，积极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侦敌、捉敌、饿敌、盲敌，配合主力红军歼敌。
3月中旬至4月中旬，就如何打破敌第二次“围剿”，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接受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鉴于敌第19、26、6路军均为最强或较强之敌，而第5路军的第43、47、54师从北方新到，第28、77师在第一次“围剿”中被我军打败，对红军有畏惧心理，战斗力也较弱，先打该敌容易取胜。另外，我军如果由东向西打，则受赣江限制，若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敌人的“围剿”。因此，红军决定采取由西向东横扫，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4月1日，敌兵分4路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大举进攻。4月23日，敌先后进至江背洞、龙冈头、富田、水南、严坊、招携、广昌等地。与此同时，我军主力秘密转移到退却终点龙冈、上固、东固地区。为待机歼敌，我军在东固山区迫敌而居达25天。5月13日，敌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开始由富田向东固前进。16日至17日，我军在中洞、九寸岭地区，包围歼灭敌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的大部。接着，我军向东横扫，于5月19日，在白沙歼敌第43师大部和第47师一个旅残部；5月22日，我军在中村歼灭西援之敌第27师近一个旅；5月27日，我军攻克广昌，歼敌第5师一部，师长伤后毙命；5月31日，我军突袭建宁，歼敌第56师3个多团。从5月16日至31日，红军由西向东横扫700余里，连打5个大胜仗，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
蒋介石对第二次“围剿”的惨败痛心疾首，发了疯似地宣称对中央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亲携德、英、日、美等国军事顾问到达南昌，就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23个师3个旅约30万人的兵力，组成两个集团军，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妄图击破红军主力，捣毁革命根据地。其部署：左集团军指挥第6、11、14、5、8、24、9师等从南城方面进攻，寻求红军主力决战；右集团军指挥第60、61、52、25、27、47、54师从吉安、永丰、乐安方面深入我根据地“进剿”。另以第10师和攻城旅为总预备队，策应两路军作战；第23、79师和骑1师在樟树、宜黄、抚州、南城、黎川一带进行“清剿”，担任守备及维护后方任务；第28、77师和第12师第34旅，担任拦阻我军西渡赣江任务；第49、56师和新编第14旅，在闽粤赣边防堵我军东进；第1、3、4、5、7航空队执行侦察、轰炸和运输任务；另抽第53师进入江西吉安待命。
1931年7月1日，敌向我大举进犯。红一方面军第1、3军团只有3万人左右。总前委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以一部兵力在地方武装等的配合下，迟滞敌人前进，主力从7月10日前后，由闽西绕道千里，回师兴国地区，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打破敌之“围剿”。
7月底，敌发现我主力已转移至兴国地区后，即令其主力分路由北向南、由东向西进攻，妄图压迫我军于赣江东岸消灭之。我军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突破富田一点，由西向东，向敌后方联络线上横扫，置敌于赣南无用武之地。此时，敌两个师先我进至富田。在我军西临赣江，北、东、南三面受敌的紧急情况下，总部决定改取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进。为荫蔽我军企图，以一部兵力佯装我军主力指向赣江，主力巧妙地穿越敌军40里的空隙地带，进抵莲塘，歼敌一个多旅，接着在良村歼敌第54师大部，尔后又在黄陂歼敌约4个团。此时，敌才发觉我军主力东去，遂令其向西向南的部队转旗向东，以密集包围的姿势，接近我军集中地君埠以东地区。此时，我军以部分兵力引敌东北方向，主力从敌20里间隙秘密越过，返回兴国。待敌西进时，我已休整半月。敌被我拖得精疲力竭，无奈于9月初退却。我乘机进击，在高兴圩一仗与敌打成对峙，在老营盘歼敌一个旅，在方石岭歼敌1个师及另1个师一部。至此，红军六战五捷，击溃敌7个师，歼敌17个团，毙伤俘敌2。5万人，缴枪1。3万余支，彻底粉碎了敌第三次“围剿”。
中央苏区的三次反“围剿”战争，是红军由游击战为主转变为运动战为主的战略阶段的开始，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斗争中总结的十六字诀，在反“围剿”战争中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红军作战原则基本形成。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红军作战理论的形成
红军诞生时，人数很少，装备很差，物资补给困难，战斗力一般较弱，并且一开始就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不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和“会剿”。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红军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就成为革命战争能否坚持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规定了红军在战争开始阶段，既不能同敌人打正规战，也不能沿袭历史上任何战争的成规。各地红军在战争实践中，创造出了一套具有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由于红军的弱小，基本的作战方针是避开敌军主力，打击小股敌军。基本的取胜手段是袭击。井冈山地区的“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湘鄂边地区的“避开大的敌人，夺取团防武装”，洪湖地区的“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湘鄂赣边区的“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的战术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
毛泽东是探索新的战略战术的先导者。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的茨坪以后，立即领导部队在井冈山及其周围地区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初步经验。1928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遂川县城主持召开了前委和万安县委联席会议，总结了几个月来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