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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6个军开始向敌发起进攻，分割包围，歼灭当面之敌。29日，敌人开始全线撤退，志愿军立即展开追堵围歼战。12月1日，敌军向“三八线”及其以南地区撤退。12月5日，志愿军收复平壤，并继续向“三八线”追击。到12月24日，志愿军共歼敌3。6万余人，收复“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以外的全部土地，并占领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延安半岛，迫使敌人在“三八线”转入防御，粉碎了“联合国军”迅速占领朝鲜北部的企图。
第三次战役（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将美军击退到汉城以南。第二次战役后，美军集中5个军共11个师和3个旅的兵力，在三八线及其以南地区层层设防，企图阻止志愿军、人民军继续南下，以便取得喘息时间，准备重新发动进攻。为了打破这一阴谋，毛泽东12月13日电示志愿军：“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据此，12月31日17时，志愿军主力6个军和朝鲜人民军第1、第2、第5军团分左右两路，在“三八线”上向“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的防御阵地发起全线进攻。第二天拂晓前各路部队突破敌军的前线阵地，1951年1月2日，敌军开始全线撤退。1月4日，解放汉城。这次战役，中朝军队9个军30多万人，冒着狂风大雪和零下30℃的严寒，忍饥挨饿，连续8昼夜迅猛追击，向南推进80至110公里，把敌军赶到“三七线”附近。但因敌军主力不战而退，只歼敌1。9万余人。鉴于“联合国军”似有计划撤退，为避免前进过速，陷入不利地位，彭德怀即于1月8日断然下令停止追击，占领有利地形，严阵以待，防敌反扑。第三次战役结束。
第四次战役（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志愿军和人民军在第三次战役后，主力转入休整，准备春季攻势。“联合国军”在连遭失败后，发现志愿军粮弹补给困难，缺乏持续进攻能力，只能打“礼拜攻势”。于是，利用其优越的运输条件，迅速补充兵员和物资，从1月25日起，恢复了攻势。志愿军采取“西顶东放”的方针，以求打破敌之攻势。从1月27日开始，志愿军首先以汉江南北地区依托野战工事进行防御作战，有力地钳制敌人主要进攻集团。3月14日，我军主动撤出汉城。至4月21日，将敌阻于“三八线”附近地区，敌人由进攻转为防御，第四次战役结束。整个战役共歼敌7。8万余人，掩护了后续兵团的集结，为举行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敌人每天付出900余人的伤亡代价，才前进1。3公里。
第五次战役（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迫使美军转入战略防御，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联合国军”4月初进到“三八线”后，企图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继续向北推进，在朝鲜蜂腰部（即元山至平壤）一线建立新防线，以便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有利地位。为了粉碎敌人的登陆企图，夺取战场主动权。4月22日，西线第9兵团等5个军、第3兵团3个军、第19兵团3个军及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分左中有三路突破敌军防御阵地，至29日晚推进到汉城附近。接着，在东线集中6个军，在人民军3个军团协同下对敌进行猛烈攻击。5月23日，志愿军为集结部队进行整补，开始向北转移。在转移中，由于交替掩护计划不周，志愿军也受到一定损失。至6月10日，敌军被阻于“三八线”附近地区，敌我双方转入战略对峙。这次战役歼敌8。2万余人，粉碎了敌人企图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的计划，并使志愿军新参战兵团受到了锻炼。
中朝人民军队经过上述五次战役，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三八线”附近，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从1951年6月11日起，战争进入第二阶段——相持阶段。我军实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7月10日，双方举行停战谈判，从此，也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交织进行的边打边谈的局面。
1951年7月至10月，中朝人民军队粉碎了“联合国军”的夏季和秋季攻势，共歼敌16。8万人。后来又取得了反“绞杀战”和反细菌战的胜利。根据敌空中优势和强大的炮兵优势，从1952年春季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又进行了巩固阵地的作战，阵地形成了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并积极组织小部队战斗活动和冷枪冷炮的狙击活动打击敌人，把作战重点推向了敌人的阵地。1952年秋季，我军又组织了全线的战术性反击作战，并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胜利。1953年夏，为促进停战的实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又胜利地进行了反击战役，特别是金城反击战役的胜利，迫使敌人签订了停战协定，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同世界上最现代化的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中朝人民军队在战争中共歼灭敌军109万余人（含朝鲜人民军1950年6月25日至10月24日单独作战歼敌13万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粉碎了美国侵略者妄图征服整个朝鲜，进而扩大侵略的计划，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卫了我国的安全；打出了国威军威，我国国际威望空前提高；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取得了进行现代化战争的经验，促进了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为适应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正规院校建。1950年7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了军事院校建设问题。会后由周恩来制定并经毛泽东批准的方案，确定在原有学校的基础上，改建、新建一批更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正规院校，全军首先创办一所综合性的陆军大学。刘伯承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11月13日，刘伯承、陈士榘同志向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建议将陆军大学改名为军事学院，校址暂设在南京华东军政大学所在地。30日中央军委即电令：刘伯承为军事学院院长，陈士榘为训练部部长、刘忠为军事学院院务部部长、钟期光为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兼干部部长。并调华东军政大学第1总队及华北军政大学一部分机构和人员组成学院管理机构。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正式成立。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军事学院最初的训练方针是“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熟悉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
同时，熟悉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军事学院的主要任务是：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军事学说和毛泽东军事思想，总结我军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学习外国的有益经验，在我军现有军事、政治素质的基础上，训练合成军队的指挥员在现代条件下组织指挥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提高我军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的军事、政治理论水平，以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学院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完全忠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国人民事业且善于组织与指挥现代化团、师及诸兵种合成部队在战场上进行诸兵种协同动作的高、中级指挥员及参谋人员。”训练内容除学习战役战术、司令部工作及军兵种知识外，还要“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来研究人民解放军战史，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史。”训练时间分配：军事训练占70％，政治教育占12％，文化教育占18％。
1951年2月4日，中央军委电令，刘伯承同志兼任军事学院政治委员。
11月10日，刘伯承同志在给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详细汇报了军事学院机构设置方面的情况。1952年6月11日，学院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学院设教育长，机关设训练部、军事科学研究部、政治部、物质保证部、队列部、财务处、保密处、军法处。学院直接领导16个教授会（政治工作、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外语、战役战术、司令部工作、炮兵、装甲兵、工兵、通信联络、情报工作、化学兵、后方勤务、战史、军事地理、地形学、队列体育）。所设专业机构有：高级速成系、基本系、政治系、情报系、炮兵系、装甲兵系、海军系、空军系、函授系。其中炮兵、装甲兵、海军、空军等4个系各设1个训练科和1个专科教授会（海军系后又成立水面舰艇、司令部工作、技术教授会），函授系下设训练科。学院总员额5138名。1954年9月1日，学院成立战役系（学员杨得志兼该系主任），海军系成立海军地理、海军战史教授会。
学院创办初期，教员短缺。只有190名军事教员，其中17名是中共党员，分任各教授会的主任并亲自任教，其余均为具有教学条件的原国民党军军官。旧军官出身的教员，普遍存在自卑感和担心不被信任。对此，院党委和刘伯承院长主要从两个方面做工作：一是教育学员“尊师重道”，正确认识和对待他们，要转变对旧军官不正确的观念。二是教育旧军官出身的教员，为实现“教学相长”，必须克服旧思想，改变旧观念。经中央军委批准，军事学院起用的原国民党军军官，最多时将近600人。他们绝大多数接受党的领导，遵守共同纲领，认真改造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