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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用了不到3年时间，就把一片荒野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实现了全部经费、物资自给，粮食不仅有节余，而且开始向边区政府上缴公粮，成为全军大生产的一面旗帜。与此同时，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等各抗日根据地，都根据不同情况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
军队积极参加生产，改善了物质生活，许多部队实现了粮食、被服和其他日用品的全部或部分自给，由于军队努力生产，收入增加，使人民的负担也大大减轻。
大生产运动使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胜利地度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为支持敌后长期战争，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部队的大生产运动，不仅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也带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密切了军民关系。同时也为我党我军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工作干部。
抗日战争（1937。7—1945。9）
全军开展整风运动
中共中央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加强党的建设，决定从1941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了在全军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整风运动，194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与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军队中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7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关于军队中的整顿三风》的社论。指示和社论特别强调了军队开展整风运动的特殊重要性。并根据部队的特点及延安整风的经验，对军队整风运动实施的步骤和方法、必须注意的原则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严肃地指出：
部队是战斗的组织，我们整顿三风是为了团结我们的力量，不是为了涣散自己的力量；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战斗，不是为了妨碍战斗；一切有害于团结的言论与行动，必须立即纠正；学习文件与检查工作均应适应战斗环境，务求不松懈战斗的警惕性，不妨碍战斗的准备与进行。
各级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干部，把组织和领导部队整风运动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进行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
首先是认真学好文件，提高整风的自觉性。充分认识八路军、新四军是党完成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一支力量，是由工农红军发展起来的，是共同在党和毛泽东领导下成长的。由于过去主观主义曾经给部队造成一些影响，部队中三风不正的现象同样是存在的。抗日战争开始后，部队有了很大的发展，大批新的成分渗入部队，同时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也侵袭到部队之中。
为此，进行整风是非常必要的。通过整风，使每一个军队干部都无限忠实于党的事业，对军队对个人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其次，依据各区的实际情况，全面安排，保证整风、战斗两不误。部队遵照整风不妨害战斗的原则，在保证不松懈战斗警惕，不妨害战斗的准备与进行，不损害指挥关系，不影响与战斗直接有关的工作的前提下，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全面安排战斗、整风和工作。除将一些高级干部陆续抽调到延安集中学习，陕甘宁边区部队整风学习同延安党政机关同时进行外，敌后各根据地有的采取了坚持在职学习方式，将整顿三风文件的小册子发给干部，利用战斗的间隙个人阅读，定期组织讨论。如遇战斗情况，整风服从战斗，战斗后继续整风。有的采取轮训方式，集中干部到各级党校、抗大分校或开办整风班，轮流进行整风学习。有的采取分级学习的方式，先把上一级领导和机关的整风搞好，然后再抽调力量，指导搞好下一级的整风学习。整风的重点，都注意放在了主要领导干部身上。
全军的整风运动，于1942年夏季先后展开，1943年、1944年不断深入发展，到1945年春基本结束。部队经过整风运动，无论是前方后方，到处都出现了生气勃勃，团结一致的新局面。
在军队整风运动中，对政治工作也进行了整顿。总政治部于1942年12月，发出了《关于整顿政治工作中的三风不正给各级政治机关的指示》，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在整风运动中，必须具体地仔细地研究政治工作中的三风问题。根据总政指示，各部队在政治工作整风中普遍注意了联系实际，学好整风文件，并把整风的精神、整风的成果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如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对政治工作整风的第一号指示，要求主要解决政治工作的领导与作风；提高干部素质，正确使用干部；巩固与提高部队战斗力等三个问题。对各级各类干部，按工作范围和性质，定出不同的中心，提出不同的要求，使整风学习完全适合对象的要求，也和各项业务融合一致。
通过整风运动，部队政治工作有了很大的转变，特别表现在政治工作新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的转变上。新的领导作风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重视思想领导，重视思想改造工作。第二个特点，就是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第三个特点就是领导上的民主作风和自我批评精神加强了。
抗日战争（1937。7—1945。9）
实行精兵简政，准备抗日反攻
当敌后抗战进入极端困难的阶段，为了克服困难，度过难关，战胜敌人，党中央及时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号召。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的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会上，开明士绅李鼎铭提出：“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个倡议。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给各根据地的工作指示中要求：“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地实行‘精行简政’。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在此之前，中央军委已就根据地军事建设中应当贯彻精兵主义向各根据地发出过指示，要求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着重提高其政治军事的质量，进行缩编和充实编制。主力军与地方军在山区根据地一般以2：1为原则；平原根据地1：1为原则；在特别困难的地区，主力军全部地方化。
12月2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精兵简政是1942年全党全军的中心工作之一，并把精兵简政所要达到的目的归为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对官僚主义五项。同时指出，其中尤以达到统一为最重要，一定要做到统一领导。这样，从1941年12月以后，精兵简政便作为一项重要政策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起来了。
为了使精兵简政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发出一系列指示，对精兵简政的内容等作了一些具体规定。1942年8月4日，毛泽东致电陈毅：“须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政策”；8月5日，毛泽东给晋察冀分局发出指示，指出在这个政策上迟疑不决，就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9月，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进一步阐明了精兵简政的战略意义。
精兵简政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它的重要意义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正确理解的，特别是由于长期的游击战争环境，部队形成的“头大脚小”等诸现象不是一下能够迅速得以克服的。这就表明，精兵简政既是一项复杂的组织工作，又是艰巨的思想工作。为此，八路军总部特意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动员大会；各部队也认真教育干部战士深刻认识精兵简政决不是消极的权宜之计，而是一项坚持持久战的积极的战略政策；不是单纯的“裁兵减员”和简单的紧缩编制，而是使我军的体制更加适应于分散的敌后游击战争，提高部队战斗力和更加合理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如晋察冀军区从1942年初开始，本着精简主力军，加强地方军，紧缩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地方性的原则，使主力军精简了5000人，总兵力精简了8。3％。晋察冀边区部队在1943年12月再次进行精简整编，将大团一律改为小团，并撤销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到1944年3月，该军区边防部队总兵力减少了近40％。第129师在“精兵简政”中，从领导机关抽调人员充实加强连队。师部抽出250人到第385、第386旅。经过精简整编，第129师师直单位29个减少为12个单位，人员由2627人减为1163人。从1942年到1943年春，山东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山东分局人数由180人减为50人；第115师师直机关减为1200人。
由过去1支枪掩护5个人变成了2支枪掩护1个人。晋西北军区精简后的团以上领导机关人员由9151人减至3580人，军区部队主力由3万人减至2。5万人。
通过“精兵简政”，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扭转，成功地解决了机构庞大和受到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缺乏足够承受力之间的矛盾，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更适合游击战争的需要。同时，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进一步密切了党和军队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当然，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军队的编制体制，从而使我军的体制更加合理，组织更加严密，领导指挥更加便利，为1944年的对日局部反攻和1945年的大反攻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抗日战争（1937。7—1945。9）
全军学习贯彻《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为了总结我党我军的政治工作，继承古田会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肃清王明“左”倾路线在政治工作中的影响，提高我军政治工作的威信和地位，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以便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彭真、吴玉章、徐特立、贺龙、叶剑英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