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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是断绝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摧毁抗日根据地，消灭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力量。1941年至1942年中，日军对华北根据地的“扫荡”，千人以上规模的有174次，总兵力达83万余人。各解放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与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其中晋察冀根据地军民歼灭日伪军10600余人。曾创造了以2个连歼灭日军1200人的最著名的宋庄模范战斗的战例。
皖南事变后，日军把在华北用的“扫荡”、“蚕食”办法，也同样用于华中根据地来对付新四军。日军对华中根据地的“扫荡”，重点是苏中和苏北解放区；对苏南解放区重点搞了“清乡”运动；同时，对华中其它解放区也加强了“扫荡”、“蚕食”和“清乡”等活动。
1941年至1942年，华中根据地军民在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广泛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并取得了很大成绩。
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7月7日至1942年7月7日，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14000余次，平均每天作战40次，毙、伤、俘日伪军13万余人。在抗战的第六年，共作战27000余次，平均每天作战75次，毙、伤、俘日伪军约20万人。在这两年中，我各抗日根据地，虽然有的相对缩小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人数相对减少了，但终于顶住了敌人的“扫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而且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
1943年至1945年7月，是八路军、新四军渡过了最严重的困难阶段以后，再次扩大、发展和发动局部反攻的时期，1941年到1944年上半年，八路军、新四军抵抗了日本侵略军在华兵力的60％以上，伪军95％以上。1943年，日军千人以上规模的“扫荡”有150余次；1944年有160余次。尽管抗日军民处境困难，但是由于1941年至1942年的艰苦斗争，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致使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仅在1944年就对敌作战2万多次，毙伤日伪军26万余人，俘日伪军6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3万余人，攻克县城47座，攻克据点5000余处，收复国土8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380余万人。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攻势作战的胜利，大量消耗与牵制了敌人，经过艰苦的斗争，彻底粉碎了日军的“扫荡”、“蚕食”和“清乡”，扩大了解放区。到1945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就已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解放区遍布19个省，总面积为95。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9550万。解放区的发展与扩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对日军占领的大多数中心城市、交通枢纽和海岸线的强大战略包围，为实施全面大反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抗日战争（1937。7—1945。9）
新四军皖南突围
新四军皖南部队，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地区活动。这是一个横宽百余公里、纵深五六十公里的狭长地带，而且面对强敌，背后有国民党顽固派的重兵监视和封锁，处境十分险恶和艰难。为使皖南部队早日摆脱险境，中共中央从1940年的10月起，曾多次令其尽快由无为以东北渡长江进入皖东，或者经苏南渡江北上。然而，作为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却以“军部北移困难”为由，主张留在皖南。在国民党顽固派部署围歼新四军军部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紧急电令皖南新四军部队务必“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新四军军部这才开始组织部分机关人员向苏南转移，但仍没有及时组织部队行动，以致贻误了战机。
蒋介石在其准备就绪之后，12月10日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对新四军皖南部队“按照前定计划”，“立即将其解决”；并故意泄露皖南部队向北转移路线，暗示日军加强沿江封锁兵力；同时令皖中李品仙部于江北无为地区加强布防，妄图与日军相互配合夹击新四军皖南部队。12月下旬，顾祝同调集了7个师8万余人兵力，以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确立“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的方针。29日，上宫云相召开作战会议，部署其第52师、第108师为右翼军，于南陵、泾县、永济桥、丁家渡之线展开，向戴家会、三里店、汀潭发起进攻，尔后向繁昌方面追击；以第40、144师、新编第7师为左翼军，于湾滩、茂林、苏口、包村、乔木湾、钱家桥、丫山镇之线展开，向云岭、何湾、沙土角发起进攻，尔后与右翼军协同向长江南岸的旧县、荻港、坝埂头方面追击。同时，以第79师于太平、石壕之间，以第62师于榔桥、三溪镇之间占领阵地；以第88军、忠义救国军和第二游击区部队于苏皖边郎溪地区，切断苏南与皖南的联系。并限定以上各部于12月31日前秘密完成作战准备。
此时，新四军皖南部队渡过长江或转移至苏南的困难虽然较多，但转移的条件还是具备的。第一，敌顽之间和顽军内部均存在不少矛盾，不敢深入；第二，沿江地区群众基础较好，并有江北和苏南的新四军部队接应；第三，皖南部队指战员同仇敌忾，具有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12月28日，新四军军分会会议做出决定：皖南部队以临战姿态，由云岭驻地先向东南行进，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尔后待机北渡。并进行了战斗编组：以第1团和新编第1团为第一纵队，以第3团和新编第3团为第二纵队，以第5团和军部特务团为第三纵队，军直属机关随第二纵队行动。
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皖南部队由云岭分三路出发。因连降大雨，道路泥泞，部队行军速度很慢，至5日15时各纵队才先后到达大康王、凤村、茂林、潘村、铜山等地。由于部队疲劳，遂停止前进就地休息。顽军乘机紧缩包围圈。6日下午，警戒部队在大麻岭、丕岭与顽军小部队遭遇并将其击溃。黄昏，各纵队按原定计划分三路继续向施德方向前进，拟于星潭会合。7日，先头部队在星潭附近遭到顽军拦击，随即组织两个营对星潭展开攻击。
这时，项英于百户坑召集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向，会议对攻下星潭后能否向苏南转移认识不一致，争论不休，到晚上12时才决定部队改向西南行动，经廉岭和高岭转向太平，待机再向苏南转移。这一决定打乱了原定的行动计划，增加了突围的困难。8日，当新四军军部率队向西南方向行动时，又遭顽军第79师阻击，遂又决定向西北茂林方向突围。这时，顽军第40、第144师已从新四军左右两翼进攻，云岭、茂林等地也被顽军新编第7师、第144师占领，退路已被切断，处境险恶。8日晚，当进到茂林地东南的高坦村时，又遭顽军第144师猛攻。此时，叶挺指挥部队进行顽强抵抗，激战一日，终将顽军击退。尔后，转移至茂林以东5公里的石井坑。当部队正在整顿队伍、准备继续突围时，又遭顽军第40、第52、第108、第144师等部的围攻。我被围部队将士浴血苦战，固守石井坑，在打退国民党顽军的多次围攻后，决定部队分散突围。
11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叶挺、饶漱石（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全权指挥，坚决率部突围；同时，电告周恩来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厉抗议，坚决要求其在皖南停止进攻，撤围让路。然而，蒋介石一面口头答应下令查处，一面却督令顾祝同加紧围攻，务必“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皖南部队在叶挺的指挥下，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继续与顽军作殊死搏斗，充分表现出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阵地全部失守。至14日，除2000余人分散突出重围外，其余6000余人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遭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牺牲。叶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注意与当面顽军谈判撤围让路的指示精神和组织上决定，亲赴顽方谈判时被扣。17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声称要将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
这标志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
新四军皖南部队的严重损失，是蒋介石集团的反共阴谋造成的。但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对这次失败负有一定的责任。项英在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曾经做出过贡献，但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认识不足，对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正确方针理解不够，措施不力。
当国民党顽固派阴谋进攻新四军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的时候，项英未能抓住北移的有利时机。最后在向北转移中，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尤其对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不足，致使新四军部队在皖南突围中遭受了严重损失。
抗日战争（1937。7—1945。9）
黄桥决战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1940年春，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密令第3、第5战区和鲁苏战区的部队大举进攻华中新四军。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5月4日关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进攻的指示，为着执行独立自主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敌后抗战的战略任务，于6月率所属主力渡过长江，7月初挺进苏北。7月下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组建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下辖第1、第2、第3纵队共9个团7000余人。随后，为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随即东进黄桥地区，建立了以管文蔚为主任的通（南通）如（皋）靖（江）泰（兴）行政委员会。8月，为策应新四军发展苏北，八路军第5纵队东进淮（阴）海（州）地区，形成了南北配合、打开苏北抗战局面的有利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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