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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为主席。由于省委未能接受叶挺提出的起义部队迅速撤出广州市区的建议，12日，由外地回援的敌人3个师，在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的舰炮和陆战队支援下，向广州发起了疯狂的反扑。
起义军与敌浴血奋战，遭受严重损失，张太雷不幸牺牲。13日，起义军余部约1000人撤出广州。后由叶镛、袁国平收集，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少数人于北江地区加入了南昌起义军保留下来的部队。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革命政权的大胆尝试。这次起义，广大军民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
这一实践再一次证明了照搬外国经验，首先夺取与巩固中心城市的道路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
其他地区武装起义
除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外，中国共产党还在其他地区领导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遍布全国10多个省，他们中主要有：
由周逸群、贺龙领导的洪湖地区的农民起义；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领导的黄麻起义；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起义；杨善集、冯平领导的海南岛起义；马尚德（即杨靖宇）领导的确山农民起义；鄂北农民起义；赣西、赣南农民起义；湘东农民起义；方志敏、黄道领导的弋横农民起义；中共湘南特委和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农民起义；周逸群、贺龙领导的桑植起义；郭滴人、邓于恢领导的闽西农民起义；唐澎、谢子长、刘继曾领导的清涧和渭华起义；通海如泰地区农民起义；彭德怀、膝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等。所有这些起义，都英勇地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保存了革命的火种，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同时为发展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积累了经验。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地区位于罗霄山脉中段，地处湘赣两省边界。这里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又有两省军阀之间的矛盾可供利用，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影响湖南、江西乃至湖北。这里受北伐战争时期农民运动的影响较大，有党的组织基础，群众有一定的革命觉悟，尚有袁文才、王佐各有60余支枪的农民自卫军。倚地势险要，进可以发展革命战争，退可以保存革命力量。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于1927年10月下旬到达井冈山的茨坪以后，随即领导部队在井冈山及其周围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这时，正值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和唐生智的战争发生之际，湖南、江西两省敌军大多卷入了这场军阀混战，井冈山地区仅有保安队、靖卫团和挨户团，战斗力很弱。毛泽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领导工农革命军，于当年11月和次年1月，先后占领茶陵、遂川，建立了两县党的组织、工农政府和赤卫队。同时，帮助永新、宁冈、莲花、酃县恢复并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地方武装。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加强军队建设以适应日益残酷的斗争需要，提出了军队不仅要打仗，还要担负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的任务；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工农革命军的人民军队本质，密切了人民群众与军队的联系。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农军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工作，使这两支部队逐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后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2团，成为人民的军队。
1928年1月中旬，江西敌第27师第81团和第79团的1个营，由吉安进至泰和，准备进攻万安，接着又以第79团的1个营进占宁冈新城，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进剿”。在此紧急情况下，毛泽东在遂川城主持召开了前委和万安县委联席会议，总结了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以对付敌人的进攻。
敌人占据宁冈新城，对我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则是一个重大的威胁。
前委决定集中力量首先消灭该敌。2月4日，毛泽东亲率工农革命军主力由遂川返回井冈山。18日拂晓，工农革命军第1、第2两团在赤卫队的配合下，由南、北、东三面对新城之敌发起突然进攻，经数小时激烈战斗，全歼守敌，攻占新城。此次战斗，我军首次全歼敌正规军1个营，俘敌近300人，打破了敌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战后，工农革命军根据毛泽东的规定，对俘虏采取了不打不杀，医治伤兵，愿留者留，愿走者发给路费当即释放的政策，这对瓦解敌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工农革命军作战的胜利和根据地建设工作的开展，到1928年2月底，包括宁冈全县，遂川西北部，永新、酃县、茶陵各一部分的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便初步建立起来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伟大创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起义武装树立了光辉榜样。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
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后，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斗争对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毅然放弃了攻取大城市长沙的原定计划，率领起义军向敌人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农村退却，到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革命军队。
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产生并逐步形成的。
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提出了这一思想，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早在1927年7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曾指出，农民自卫军应该“上山”，“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八七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科学论断。8月上旬，毛泽东在给中央起草的《湘南运动大纲》中，提出要在湘南组织1个师的军队，占据5、6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是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领导农民斗争发展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但是，这一农民斗争发展的最高形式，在当时不被人们所认识。由于人们缺乏根据地观念，加之国民党军和新军阀的不断对革命根据地的“进剿”和“会剿”，弱小的红军和根据地能不能够存在？产生了疑虑。不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井冈山斗争乃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毛泽东为此在1928年10月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同年11月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中，详细地分析和论述了红色政权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指出由于中国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的分裂政策，以及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和战争，“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并可继续发展。
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为割据地区的军事问题、土地问题、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在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问题上，毛泽东指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那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对根据地周围的敌人，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即对力量比较强的敌人采取守势，对力量较弱的敌人采取攻势。在统治阶级政权破裂的时期可以比较地冒进，在其政权稳定时期则要逐渐地推进。不论在任何时期，都要注意在根据地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采取波浪式推进的政策，巩固地向前发展。这样，就进一步丰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930年初，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进一步提出：必须要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和用“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批评了希望用轻便流动游击扩大政治影响，和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就把“工农武装割据”同夺取全国胜利联系起来，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阐述“工农武装割据”是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密切结合：即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没有土地革命，红军战争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无法保持。粟裕曾回忆道：“毛泽东同志很注意对部队进行建设根据地思想的教育。他常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毛泽东同志深入浅出的比喻，很有说服力。”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三者结合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毛泽东这一光辉思想的形成，为开辟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