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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地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和红9师第25团,在群众支援下,给敌人以打击后,突围转至江北。不久,第25团会同原江南游击队渡江进入东山。经过艰苦的斗争,至年底,江南苏区逐步得到恢复。
1932年6月,鄂豫皖3省“剿匪”总司令蒋介石,令其左路军总指挥徐源泉率10余万人,采取“步步为营,稳打稳进”的作战方针,组织对湘鄂西苏区的第四“围剿”。对此,红3军决定进到襄河以北实施进攻作战。7月初,围攻京山,7 月中旬,敌军进攻,红军撤围京山,下旬西渡襄河。8月13日,攻沙市不克。敌军遂占领襄北。8月中旬,夏唆决定红3军主力进入襄北打击敌人,红7 师和地方武装固守洪湖地区。红7 师等部在府场、杨林等地依托阵地防御作战中,伤亡很大。9月上旬,撤离洪湖中心区,转至襄北。红3 军主力在敌后与敌8个团周旋10余天,未能找到歼敌机会,于9月中旬进至京山地区。至此,湘鄂西苏区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
10月,红军退出洪湖苏区转到鄂北大洪山地区,洪湖苏区完全丧失。
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
1934年冬,红军第2、第6军团发动的湘西攻势,震撼了湘鄂两省国民党的统治。国民党军以11个师又4个旅约11万人的兵力,组织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围剿”。次年2 月初开始进攻,连陷大庸、桑植、永顺。4月12、16日,红2、红6军团向北转移中,于陈家河、桃子溪两战歼敌第172旅和第58师师部及第174旅大部,并收复桑植县城。4月下旬攻占江址,一部前出慈利城北。6月,向鄂西地区发起攻势。14日,在忠堡以东全歼第41师师部和第121旅。8月3日,在板栗园全歼第85师师部另2个团又1个营。至此,粉碎了敌军的“围剿”。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钳制了湘鄂两省的大量国民党军, 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49军的长征。
陕甘苏区反“围剿”
1934年2月,敌对陕甘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陕甘红26军第42师,转至外线打击敌人,经三道川、西华池等30余次战斗,歼敌30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围剿”。3月,敌对陕北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陕北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后又会同陕甘红42师,经与敌多次战斗,至8月底打破了“围剿”。从1934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4 万余兵力,准备对陕北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1935年4月,敌全面发起进攻。红军在刘志丹、高岗的领导下,经两个多月作战,歼敌3000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
敌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又调集10万余兵力,于1935年7月,组织第三次“围剿”。8月,红26、红27军和陕北游击队,在吴堡县歼敌1 个多团。9月中旬,红26、红27 军同长征到达陕甘苏区的红25 军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10月,在劳山、榆林桥地区歼敌1个师大部及1个团。11月初,红15军团编入长征到达陕甘苏区的红一方面军。接着,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指挥下,于直罗镇、张家湾地区大胜敌军,歼敌1 个师另1 个团,俘5300余人。至此,彻底粉碎了敌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红军反“围剿”
从1930年11月至1934年8月,国民党军在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的同时,也对邻近苏区发起了多次“清剿”和“围剿”。这些苏区的红军,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多次给“围剿”之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1933 年9月,敌军在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同时,对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也发动了“围剿”。这些地区的红军,形势艰险,又执行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因此,大部受到严重损失。
湘赣苏区红6军团战斗失利后,于1934年8月撤出湘赣苏区向湘中转移,开始西征。
湘鄂赣苏区红军主力红16军于1934年6、7月间在宜丰、奉新边境地区被围,大部壮烈牺牲,小部红军分散坚持游击战争。湘鄂赣苏区被国民党军占领。
闽浙赣苏区主力红10军,在反“围剿”前期,采取灵活机动战术,取得了数次战斗的胜利。以后执行错误的军事战略,付出了很大代价,根据地越来越小。1934年11月,红10军与北上抗日先遣队(即红7军团)合编为红10军团。奉命转到外线作战,创建浙皖边新苏区。红10军团走后,闽浙赣苏区被国民党军占领,苏区变为游击区。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成立
1928年5月到1933年5月,红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在反对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和“围剿”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总兵力已达30万人。同时,在各地中共组织的领导下,开辟和建立了中央苏区和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左右江、川陕、琼崖等苏区。为了适应红军的发展和对敌斗争的需要,1933年5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中革军委由前方移至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在前方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朱德任总司令,周恩来任总政治委员(后张国焘),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后贺昌代、顾作霖代、博古、陈昌浩),张云逸任副总参谋长(后叶剑英、张云逸、叶剑英),袁国平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后贺昌、李富春、周纯全、杨尚昆)。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红军召开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
1934年2月7日至12日,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召开。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致开幕词。参加会议的有团以上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及部分基层政治工作干部共258人。会议选出王稼祥、贺昌、李弼廷、李卓然、袁国平5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会上,博古、周恩来、陈云、朱德、凯丰、罗荣桓、王稼祥、李卓然、贺昌、张爱萍等领导同志作了报告。会议讨论了加强党的领导、政治教育、政治工作的作风、战时政治工作等10个问题,修改了政治工作条例。会议对我军政治工作提出了5条重要原则:(一)“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明确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地位,反对轻视政治工作的倾向;(二)“政治工作要保证作战的胜利”,要求政治工作要围绕整个作战计划开展活动,保证作战命令的绝对执行;(三)“政治工作要保证提高部队的军事素养,政治干部要学习军事,要会指挥打仗”;(四)“加强与改善政治教育工作”。政治教育要遵循“从战士的切身问题说到长远问题”,“从现在的问题说到历史问题”,“从具体问题说到抽象问题”的原则;(五)“反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平均主义和‘刻板’的工作方式”。要求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要深入实际,工作要分清主次,实行具体的面对面领导。
这次会议对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些理论原则、方针、方法的形成和发展颇有建树。但是,由于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十分猖撅,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已被排挤,政治工作不可避免地在一些方面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
1933年5月,蒋介石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作了充分的准备:向国外大量借款充作军费;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编印“剿匪”手册;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围剿”对策;撤销赣粤闽边区“剿匪”司令部,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其部署为:由顾祝同任总司令组成北路军,指挥第1、2、3路军,计34个师,担任主攻任务,其中又以陈诚指挥的第3路军为“围剿”主力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的广东军队11个师又1个旅为南路军,配合北路军作战。
此外,由蔡廷错指挥的第19路军和福建驻军共10余个师扼守苏区东部边沿,防堵红军东进和南撤;另以15个师分布在赣江流域和赣东北地区,担任就地“围剿”和策应主战场作战;以5个空军中队配置于南昌、抚川、南城,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力红军扩大到8万余人;群众武装也有很大发展。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在军事战略上,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实际掌握了中革军委的领导权。他们不进行反“围剿”的准备,而是命令红军组成东方军和中央军,继续对国民党军实行不停顿的进攻。
1933年9月25日,敌以北路军3个师向黎川发动进攻,28日占领黎川。
10月6日,红一方面军东方军奉命北上收复黎川,在向硝石前进途中,于洵口歼敌3个团,中革军委不顾敌已有准备,仍按原计划进攻硝石,连攻数日不克,伤亡严重。10月22日,又冒险进攻敌重兵防守的资溪桥,连攻4天仍不胜。11月中旬,在国民党军堡垒密集地区,红军连续进行了浒湾、八角亭、云盖山、大雄关等战斗,遭受重大伤亡,被迫向苏区内转移。
“左”倾错误领导者在战场上连连碰壁以后,由开始时的盲目轻敌变成畏敌如虎,在战略上由冒险进攻变为消极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