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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分为三种：
一、现在断然对南方进行武力进攻：
二、同美国妥协，解决北方问题；
三、对南方确保法属印度支那，对北方加强满洲的兵力，从而确立对苏、美、英的战备态势。然而，究竟决定采取什么态度呢？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说陆军内部见解不一，就连陆海军之间也有分歧，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此后不久（华盛顿时间六月六日），驻美国洛杉矶的立花海军中佐被美国宪兵逮捕。
这一天，立花前往驶入圣佩德罗港（洛杉矶郊外）的日本海军特务舰进行访问，他商量好该舰靠岸期间的日程安排——旅美日侨的欢迎和舰上人员上岸参观游览等——以后，就回到自己投宿的旅馆。
这时，联邦调查局的侦查员早已埋伏在立花投宿的那家旅馆的里里外外。“你是日本海军的立花中佐吗？”“是的。”侦查员出示逮捕证后，就给立花戴上手铐，把他押送到警察局。与此同时，他的所有东西一件不留，全被作为证据取走。立花中佐为什么被捕？原来在事情发生前不到一个月的五月中旬，他曾去过日本驻华盛顿的海军武官处，详细汇报了过去搜集情报的活动情况和对今后的看法，并谈了自己的计划，等等。他说：
“先前已得到有关美国‘非尼克斯号’巡洋舰夜战攻击的重要情报。最近好象有可能搞到关于美国战舰攻击情况的情报。不过需要五千美元的活动费。提供情报的人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一个下级军官。。”
武官处对这个下级军官的可靠性总觉得有点怀疑，但立花坚决加以否定，他保证说：“此人绝对可靠。”
“既然这样，那就试试看吧！但希望你要特别小心。”
于是，武官处决定按立花的计划行事。立花怀里暗藏着五千美元的“军费”，一面梦想着即将到手的美国海军的机密情报，一面搭乘飞机离开了华盛顿。
立花回到洛杉矶后，为了搞到对日本海军肯定有用的宝贵情报，打算铤而走险。所谓“逐鹿者不见其山”，恐怕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然而美国人在那里已周密地设下了欺骗立花的圈套。立花保证“绝对可靠”的那个人，其实不过是美国方面施放出来的一个诱饵罢了。就这样，由于反谍机关布下圈套，立花正好中了对方的诡计。
关于这个问题，当时的太平洋舰队参谋长史密斯将军在一次珍珠港事件国会联合调查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作证说：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几个月，有一个日本海军军官雇佣的美国人查尔斯·查普林来到珍珠港，当时情报参谋莱顿少校叫一个身穿庶务军士服装的海军军官同他进行联系。这个美国人从司令部的存档文件中取得了两、三份有关舰队的攻击演习资料后，便返回美国西海岸。后来，那个日本海军军官和查普林就被美国宪兵逮捕。”
然而，象立花中佐那样的驻外人员，他的身分是“事务性”的，不享有大使馆馆员那样的外交特权。如果享有这种特权，那么，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能按照国际惯例，作为“不受欢迎的人”被驱逐出境。可是他却并非这样，倘若犯了法，就要受到美国法律制裁；如有罪，就得在美国监狱里坐牢。
不久，立花被起诉。检察官颇有信心地认为掌握了他的确凿证据。这是因为美国方面对立花事件已作了有计划、有组织和极其周密的准备，似乎是在掌握了充分证据后才起诉的。因此，必须看到，一旦开庭审判，就必然会宣布立花“有罪”，判以徒刑二十年左右，而后被关进美国监狱服刑。
所以说，日本海军武官处因此急得团团转——无论如何也要把立花营救出来。
助理武官寺井少佐急忙前往洛杉矶，武官处也开始准备聘请律师出庭辩护。然而，把立花交付审判终究是个下策。看来“无罪”释放是百分之九十九没有希望了。若是这样的话，那么除政治解决外，别无他法。
海军武官已请求野村大使出面解决。好在大使是海军的老前辈，因为他曾经担任过驻美海军武官，也充分理解搞情报这项工作，而且取得了美国政府首脑的极大信任。不过大使的努力也有得不到成功的最坏可能，所以武官处还是作了万全的准备。
六月十四日，野村大使拜访了他的老朋友——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将军。因为日美关系处于极其微妙阶段，他希望将军能从大局出发解决立花事件。大使还开门见山地拜托斯塔克说：
“你们国家的人在日本也干着同样的事，只是我们没有发现罢了。因此，这个问题请你妥善处理。。”斯塔克将军对大使的这番话，一边听着，一边默默点头。可是大使的努力并未见效，一点也看不出有解决问题的样子。审判日期无情地日益逼近，而美国政府那里却杳无音，讯。武官处人员的焦虑不安情绪有增无减，并随着审判日期的接近越来越加剧。
审判前的最后一天——六月十八日终于来到，明天就要审判了。武官处要做的事都做了，妥采取的措施都采取了。当想到那被关押在阴暗拘留所里心中一定战栗不安的立花中佐说不定会在异国土地上殉职时，不禁充满悲伤之感。
正当大家为这种焦虑所支配时，大使馆打来电话说：“刚才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给若杉公使打来电话，通知他让立花中佐立即回国，并说以此为条件，将此事不了了之。。”
“啊！好极啦！好极啦！！”作者一面握着电话听筒，一面不禁大声叫了起来。武官处顿时一片欢腾，大家都放下了心。这一好消息大概也会传到立花——他被监禁在远离华盛顿五千多公里的洛杉矾拘留所——那里吧！他那喜悦的神态已历历在目地浮现在我们眼前。这一大，大家以多日来不曾有过的愉快心情进了一顿晚餐。第二天（十九日），野村大使前往国务院拜访了副国务卿韦尔斯，就解决立花事件一事表示谢意。当时韦尔斯说：
“考虑到你的特殊要求和你对改善日美两国关系所作的真诚努力，我们虽然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但仍决定以立花中佐立即回国为条件，处理这一事件。”
就这样，多亏野村大使的帮助，自六月六日立花被捕以来一直笼罩在武官处的不安的气氛，已全部驱散干净。
数日后，“镰仓丸”客轮由旧金山启航，乘客中有一个身穿西服的日本海军士官，他站在甲板上以无限感慨的神色一直凝视着那消失在船尾后的美国西海岸。
五、决定日本命运之际天真估计日本海军实力
六月九日参谋本部也召开会议，就德苏两国开战时采取什么对策问题进行了研究。第一部长（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少将主张采取强硬对策。他说：“如有可乘之大好时机，就应该行使武力。”
这种意见虽然占了上风，但未得到明确的认可。其原因，是由于塚田参谋次长厌恶那种以日、德、意三个轴心国为基调的介入对苏、对美英参战的意见，认为自始至终都应自主决定开战问题。他非常担心那样做会象附属国一样听任德国摆布。
这天部长会议结束后有一个插曲。战争指导班长有末大佐就这个问题又同田中部长磋商。田中仍然强调“乘大好时机行使武力”，但由于有未认为不得不采取“对南方确保法属印度支那，对北方增兵满洲，以便防备苏联、美国和英国”这一策略，所以他的意见怎么也未被采纳，田中因而勃然大怒，几乎要动起手来。于是有未稍微敷衍一下便退了出来。
第二天（十日），陆海军的作战部部长和军务局长召开会议，就德苏两国开战而日本应采取态度问题进行了商讨，但最后并未取得一致意见。不过，对于目前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确立对美英战略准备的态势问题，意见基本一致。
十一日政府和大本营召开联络恳谈会。会上决定：由于日荷间在石油等问题上的谈判濒于破裂，因此需要召回芳泽代表，但避免采取破裂的形式，以便为今后谈判留下余地。
接着便讨论了有关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对策等问题。现将讨论的主要意见摘录如下：杉山参谋总长：“统帅部希望外务大臣想方设法，不仅要促进对荷属印尼的对策，也要促进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对策，并让军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松冈外相：“这样做会刺激英美，英军会开进泰国。”杉山：“根据情况判断，我想不会如此。”松冈：“要出兵，那就不单是对法属印度支那，对泰国也要出兵。而向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出兵，就会影响到缅甸，对此，英国肯定会进行干涉。”杉山：“我认为，我方强硬的话，对方就不会干涉。”松冈：“我想展开一场外交攻势，可是由于统帅部认为不适宜，所以没有进行。”永野军令部总长：“必须建立旨在对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行使武力的基地。凡对此进行阻挠的，可坚决给予打击。该打的时候就得打。”杉山回忆说，他在结束会议后回到参谋本部时，由于对永野过于强硬的态度感到不安，所以默不作声了。
从十二日上午十一时开始，联络恳谈会继昨天的会议继续召开。永野军令部总长在陆海军同意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个以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为主的方案——《关于促进对南方的对策问题》。他强调说：“如法属印度支那不答应我方要求时，或在英、美、荷进行阻挠的情况下，就行使武力。”《关于促进对南方的对策问题》这一方案（即出兵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定下来了，它附有下列三个谅解条件：
一、最终要按照本方案行事；二、由于进驻的准备工作需要相当时间，不妨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举行谈
判，三、第一阶段的谈判结束后，就不失时机地进行第二阶段的谈判。这就是所谓对付ABCD（指美、英、中、荷四国）包围圈的一个策略。在珍珠港，当地的指挥官不希望设置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