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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冈外相一行结束了匆忙举行的宴会，旋即驱车前往白俄罗斯车站。他们走进车厢不久，便发生了一起非同寻常的大事。原来是斯大林前来送行了。车站上的外国使节和苏联要人都大为震惊。松冈和斯大林这两位主要人物先是握手，接着彼此面对面地把手搭在对方的肩上，随后互相拥抱。他们那种紧紧拥抱的样子简直象在搏斗。站在旁边的人们面对这种史无前例的情景只是紧张地屏住了气。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并且都想在自己的头脑中理出一个答案来。的确，斯大林的这番表演，对松冈来说真是终生难逢。
鉴于日德意三国同盟和诺门坎事件（指一九三九年五月日苏两国军队在外蒙古和满洲边境的诺门坎地方发生冲突的事件），松冈没想到，会这样容易地与苏联缔结中立条约。他对苏联的行动又惊又喜，签字结束后，他在莫斯科车站和斯大林相互拥抱，此后，他完全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喜气洋洋地坐西伯利亚火车回国。
当时，苏联最关心的一件大事是担忧日本会不会同德国遥相呼应，从背后进攻苏联。苏联把“当代大间谍”里夏德·佐尔格派往日本，可以说，其最大目的也在于此。
一九四一年四月初，佐尔格与克里姆林宫进行联系：
“日本有同苏联缔结中立条约的意向，希望作好准备。”
佐尔格的这种联系，当时的背景是，因为他的得力助手尾崎秀实已经洞悉日本政府（特别是近卫首相）想派松冈外相出访的心情。克里姆林宫对佐尔格的这份电报欣喜若狂，那是不言而喻的。
正当松冈犹如凯旋将军般地乘坐“红矢号”专车匆匆回国时，克里姆林宫给佐尔格拍来一份谢电，内云：“对你所作的巨大努力深表感谢。”
松冈本来就很健谈，素有“万语就寝居士”之称，如今由于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他更加喋喋不休了。四月十七日，当他乘坐的专车在西伯利亚辽阔的原野上向东奔驰时，日本国内已通过了大本营陆海军部的一项方案——《对南方的对策纲要》。
该纲要规定：“在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过程中，帝国对南方所采取的对策，其目的就在于为了帝国的自存自卫，迅速扩充综合国力。”为此：
一、在日本和法属印度支那以及泰国之间，确立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密切关系；
二、在日本和荷属印尼之间确立密切的经济关系。
并规定，在对南方采取对策过程中，如发生下列两种情况而又无法打开局面时，日本为了自存自卫，就得使用武力：
一、由于英、美、荷等国的对日禁运而使日本的自存受到威胁时；
二、美国单独或与英国、荷兰、中国等进行合作，逐步加紧对日本包围，使日本在国防上难以容忍时。
于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大本营和政府联络会议上极为秘密地通过的、以“抓住大好时机对南方使用武力”这一思想为主导的《时局处理纲要》，就这样完全失效了。现在不妨略举一例来对照一下上述两种《纲要》。《时局处理纲要》的设想是，通过同英国的武力冲突一举建成大东亚共荣圈：而《对南方的对策纲要》的设想，则在分阶段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基本方针下，眼前暂将其范围定在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另外，前者打算用武力占领荷属印尼；与此相反，后者则停留于用和平手段来强化经济关系。
那么，《对南方的对策纲要》所以获得通过的动机或理由是什么呢？主要可以举出下列三点：
第一，自一九四○年七月通过《时局处理纲要》到一九四一年四月为止，这段期间欧洲战局出现了新的情况，英美的对日政策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因难以使英国在短期内屈服，欧战持久性的趋势变得显著起来；由于通过援外武器法案，美国参战的可能性大起来了。另外，美英的对日政策已渐趋强硬；而在以新加坡为中心的东南亚则出现了一种形成为对日共同阵线的动向。
第二，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到三月所作出的对国家物质力量的判断是：“帝国的物质力量对完成同英美的长期作战来说感到不安。”这个判断给陆军的积极派的论点泼了冷水。关于这个问题，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的种村佐孝中佐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昨天以来，陆军省战备课课长冈田大佐就假想对美开战后的国家物质力量的变化情况，根据他的判断及其研究结果，两次向参谋总长所属的领导部门作了说明。
“最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对南方采取对策的意向，似乎已趋一致，大势已定。这样一来，为‘不要误了班次’的一时急躁情绪和要求所驱使，希望抓住良机向南方出击的那种使用武力的轻率想法总算被肃清了。大家经过反复研究，具体考虑了战争带来的影响，估计了国家物质力量以后，很自然地倾向于稳健派的论点，最后不得不赞同稳健派的意见。”
第三，具有决定性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以往争论达一年之久的英美两国可分不可分的问题，如今已得出了不可分的结论，因此认识到，不下决心对美作战就不可能对南方使用武力。当陆海军之间将《对南方的对策纲要》内定下来时，在华盛顿的野村大使（四月十六日）已经在华德门花园公寓同赫尔国务卿举行会谈。
赫尔说，他已经接到了那个解决日美间问题的非正式建议——日本人和美国人（日本朋友）制订的所谓《日美谅解方案》。接着赫尔问道：
“听说，你自己也参预了这个建议。。”
野村回答说：
“关于那个建议，我全都知道。虽然它尚未送交本国政府，但我认为政府也会赞同的。”
于是赫尔说：
“希望你设法取得日本政府的训令，可以按此方案举行谈判。”
随后，他又补充说：
“如果这一谈判进行之后而遭到东京方面的破坏，那么美国政府的处境就会困难起来。”
于是，野村马上把《日美谅解方案》电告东京。这份电报送到外务省的时间是四月十七日下午到十八日早晨这段时间。全文长达四千字，主要精神是：美国承认日本八紘一宇之理想，承认满洲国；美国总统将有条件地致力于日中两国之间的和平，而且在通商和金融方面也给予援助；日本如采取和平手段获取南方资源，美国也予以承认。这都是一些很好的内容。关于这个问题，野村在他的《出使美国》一书中写道：
“对于那个《日美谅解方案》，早已在内部进行工作，并对美国方面的诚意作了试探，大体上已能证实赫尔国务卿对此也无异议，所以我又就这个问题同大使馆干部、陆海军武官以及岩畔大佐等人多次开会商量，经仔细反复研究，又同各方面进行了种种交涉，终于取得了成果。
“我大体上是按上任时的训令精神行事的。我想这一《谅解方案》即使达成协议，恐怕也未必违反天皇对三国同盟问题所下达的诏书精神。这是维护太平洋和平的第一步。另外，我相信这也是他日日美合作重建欧洲和平的一块基石，于是我马上向东京拍电，并要求回电。”
原来在这个《日美谅解方案》的背后有两个神父在进行活动。
这两个神父名叫华尔什和德劳特，都是属于天主教美利诺修道院的。他们带着纽约康·莱普公司经理施特劳斯的介绍信于一九四○年十一月底从美国悄俏地来到日本，要求同当年任财政官员时曾与施特劳斯有过一面之交的产业工会中央合作金库理事井川忠雄会面。会面后，他们两人把美国热心于对日美邦交打开局面的实力人物的意向告诉了井川，并补充说：
“如果日本有意这样做，他们也许会提供某些方便。，
这两个神父还会见过松冈洋右、野村吉三郎、池田成彬和外务省美国局局长寺峙等人。另外，也会见了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
井川和近卫首相关系密切，他在十二月七日把两个神父来日后的情况详细地向近卫作了汇报。两个神父虽于十二月底返美，但以后一直同井川保持联系，最后终于导致了井川赴美。
另一方面，野村在接受驻美大使这一重任时，痛感到有必要让陆军方面派遣一名熟悉中国问题的人物前往华盛顿，因此，他委托参谋总长杉山和陆军次官阿南物色一个适当的人选，结果选中了陆军省军事课课长岩畔豪雄大佐。
岩畔于三月二十日到达旧金山。他的合作者井川已先行一步，当岩畔到旧金山后，他马上去拜访了岩畔，并把有夫美国的情报告诉了他。其中主要一点是：先前来日的那两个神父，他们的背后有邮电部部长弗兰克·沃克，此人是一位天主教徒，曾任罗斯福总统竞选办公室主任达二十年之久。
三月三十一日，井川和岩畔在纽约会见了那两个神父，井同两个神父进入了正式谈判。岩畔和井川说：“我们想，两国谈判要有一个基本条件，基督教的教义认为最大的罪恶是背离道德。作为日本来说，它与德意缔结三国同盟尚为时不久，不能对此背信弃义，美国也不会强行要求日本退出三国同盟，因此，我们希望以此作为谈判的前提。”由于这两个神父对此表示了谅解，所以双方决定对调整两国关系的原则问题进行讨论。
于是，井川和岩畔便前往华盛顿，向野村大使和若杉公使对此事作了汇报。野村和若杉虽然很感兴趣，但似乎都有这种想法，认为形势并不怎么好，不宜马上把一些条件定下来，因此，希望在五、六个月后，待日美两国间的感情慢慢缓和下来时再举行正式谈判。
因为当时日美之间还没有一个具体方案，所以井川和岩畔又于四月二日同华尔什神父等人举行了会谈，直到五日才拟订出一个方案。日本方面也对此方案进行了研究，参加研究的，以野村大使为首，有若杉公使、陆军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