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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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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陵君名无忌,和赵国的平原君是好朋友,平原君有了急难,非要魏国出兵,可是魏王不答应,于是找信陵君,信陵君就把魏玉发兵的印信偷出来——送了一件最名贵的皮大衣给魏王宠爱的妃子,把印信偷出来,发令出动自己国家的三军,帮助赵国打垮了敌人。这件事在信陵君来说,对赵国的平原君是够义气了,但到底兵符是偷来的,并不是国家元首发布的命令,也是不对的。
    所以对这两件事的结论是“背公死党之义成,守职奉上之节废”。以历史上这两个大名人的故事来讲义,他们违背了大义。为朋友可以卖命,犯法就犯法,为朋友是真的尽心尽力了,这种私人的义气是够重的,但是这两个人可不能只讲私人的义气,因为他们是有公家职务的人,这样做违背了职务的守则,是对上不忠实的。”守职奉上”之节也是义,所以从这两件事上来讲,他们实在有亏职守。因此毛公(赵国隐士)就批评信陵君,这样做,对于赵国虽然有功,而对于他自己的魏国来说,就并不算是合理了。凡这一类的历史故事,把义做得过头,反过来了,就容易变成虚伪,都是为了私心而用手段的。
                               讲礼的流弊
    礼者,所以行谨敬,亦所以生惰慢——反礼也。议曰:汉时欲定礼。文帝曰:繁礼饰貌,无益于礼,躬化为可耳,故罢之。郭嘉谓曹公曰: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者也。夫节苦难贞,故生惰慢也。
    中国文化最喜欢讲礼,礼也包括了一切制度。有礼、有规矩,在公家或私人的行为上,是比较好。但是相反的,制度、规矩,行久了,太多了,会出大毛病,会使人偷懒、逃避。和法令一样,立法太繁,就有空隙可钻了。在这一节中提出反礼的历史事例。汉高祖统一天下以后,除由叔孙通建立了政治制度以外,由春秋战国下来,经过秦始皇到汉代为止,中国文化又被拦腰斩了一刀,没有好好地建立。叔孙通替汉高祖建立的是政治制度,没有建立文化制度。所以现在讲到中国的学术思想,都讲“汉学”。“汉学”也称作“经学”,像四书、五经等等,都是在秦始皇的时候,没有被烧光的,由没有被杀的读书人找出来,背出来的,汉时重新建立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四书、五经以及《老子》、《庄子》等等古书,认真考证起来,有的地方是有问题,不一定和当时的原书完全一样,在汉代重新建立时,有的还是难免背错了,所以最初文化没有建立根基。到了汉文帝的时候,学者们建议定礼,可是汉文帝反对。后来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建立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系统。当时汉文帝和他的母亲,是崇拜道家老子思想的,那个时候的政治哲学,是主张政简刑清,完全是老子思想,尽量地简化,不主张繁琐,这是有名的所谓“文景之治”。到了汉文帝的孙子——汉武帝的时候,才主张用儒家,兼用法家的思想,所以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上,严格地看“文景之治”这一段,比较空白,但也比较朴素。汉文帝当时反对定礼,所持的理由是,儒家的礼太繁了,我们读《礼记》就知道,他的说法不无道理,所以墨子也早已反对,还有很多学者和墨子一样都反对繁文褥节,孔子、孟子的思想,对于过分的礼也是不太赞成。照《礼记》的规矩,真是繁琐得很。我们现在这样站,这样坐都不对的,讲话、走路、站、坐、穿衣,生活上一点一滴,都要小心谨慎,所以说是繁礼,麻烦得很,讨厌得很,专门讲外表,笑都不能哈哈大笑,不能露齿,那多痛苦!汉文帝认为这并不是礼的真正精神,不必定那么多条文,大家只要以身作则来教化,就可以了,所以下令不谈这个问题。
                            郭嘉论袁绍与曹操
    另外一个故事,是用曹操的例子。郭嘉是曹操初期最好的参谋长,头脑并不亚于诸葛亮,可惜年轻就死了。当时曹操想打培袁绍很困难,袁绍当时是世家公子,部队也多,等于军政大权都掌握在袁绍手里。曹操力量薄弱,简直不能和袁绍比。可是当曹操和郭嘉讨论当时的战略时,郭嘉对曹操说,不必担心袁绍。袁绍一定会失败的,因为袁绍是公子少爷,世家公子出身,处处讲规矩,到处要摆个架子。而你曹操,不讲究这些,体任自然,出来就出来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就会成功。而袁绍处处来个礼仪规矩,文化包袱太重了,摆不掉,一定失败。你的体任自然的直截了当作风,大家都愿意合作,是成功的有利条件。
    因为处处要人守礼,要人讲节义,这是令人痛苦的事情,要人压制自己,每一个人讲修养;要求每个人都是圣贤,有学问,有道德,守住这种贞节是很困难的。即使每个人都讲礼,都守规矩,这样习惯了以后,万事就都没得进步了。换句话说,文化学术悠久了,没有精进,也不行。
                               乐乐的流弊
    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反乐也。《乐书》曰:郑卫之音,乱代之音,桑间濮上之者,亡国之音也。故严安曰:夫佳丽珍怪,固顺于耳目,故养失而泰,乐失而淫,礼失而彩,教失而伪,伪彩淫泰,非所以范人之道。
    乐在古代的含义,并不限于音乐,以现代的名词而言,乐包括了文化与艺术,乃至如歌、舞、音乐等等。这里说乐本来是好的东西,可以调剂人的性情,是社会文化不可缺少的,但是它的毛病,会使人堕落。我们看历史,一个国家富强了,文化鼎盛,艺术发达到最高点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国家、民放、社会最堕落的时候,所以乐有反的一面。《乐书》就说,春秋战国时候,郑国和卫国的音乐,就是乱世的音乐,《诗经》里也收集了一点桑间濮上男女偷情的诗歌。我们现在的部分歌词,以古代对音乐的观点看来,是充满了桑间濮上之音,这是靡靡之音,所以极需要把它净化。因此引用严安的批评说:“佳丽珍怪”,如现代的各种选美,就是佳丽,珍怪就是希奇古怪的东西拿出来公开、展览、比赛。社会太安定了,没有事做,就搞这些事情,好听、好看、热闹。人类社会真的绝对安定,真到了各个生活满足,那么整个社会就完了。“养失而泰”,养就包括民生,民生太舒泰了,社会就堕落下去。“乐失而淫”,淫就是过度了。“礼失而彩”,文化精神丧失了,表面好听好看的东西却特别多。文化不是只靠歌舞戏剧就可以宣传得好的。如戏剧里演出来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该是正确的,可是一些孩子看了,专去学戏里坏的动作那一部分,这后果可严重。“教失而伪”,提倡教育是好的,教育的偏差,结果知识越丰富的人,作假越厉害。养乐礼教都对,但每一事都有反的一面,“伪彩淫泰,非所以范人之道”。要求社会上每个人都一定走上一个轨道,是做不到的,所以讲领导哲学,为政之难,目的在矫正,如矫正得过度了一点,结果发生的偏差就很厉害了。
                               名器的流弊
    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反名也。议曰: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故圣人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彰有德。然汉高见秦皇威仪之盛,乃叹曰:大丈夫当如此。此所以生矜篡。老经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信矣哉。
    名,是很好的,给人家名誉,这是好事,如现在的表扬好人好事,绝对没有错,但是也会使人生矜篡的念头,就是傲慢、篡夺的念头,这就是由名位而生相反的一面。中国的古礼,名称地位不同,待遇也不同,古代的官制很严格,阶级不同,穿的颜色也不同,它的最初目的在表扬有德,这是好的。可是像秦始皇的车服,显示得那么威风,而汉高祖和项羽,当时看了秦始皇的那种威仪以后,汉高祖心里面就起了“大丈夫当如是乎!”的念头,项羽更直截了当起了“取而代之”的念头,名位就有这样反的一面,正如老子的话:“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人的本质差了,就提倡礼,但是有了礼,制度规范是很好,可也是倡乱的开始。从汉高、项羽看了秦始皇的威仪所起的念头就件事,老子的这句话是可信的了。
                              重法制的流弊
    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乖名分。——反法也。议曰:《道德经》云: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贾谊云: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又云: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少匕乖分也。
    这是讲法治的道理,每个人处处规矩,每人都有他的守则或范围,本来很好,可是毛病也出在这里,正如《道德经》上老子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一个社会法令越多,犯法的人越多,法令规定越繁,空隙漏洞毛病愈大,历史上秦始皇的法令那么严密,还是有人起来革命。汉高祖一打进咸阳,把秦始皇的法令全部废了,约法三章,只有三项法令: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很简单的三条,老百姓就服了他,所以贾谊也说,法令越严密,犯法的人也越多起来,有的人要做坏事之前,先去找法令的漏洞做根据,做出来的坏事就变成合法的,法律不能制裁他。法规定了,有时反而容易作假,真正会犯法的人,都是懂法的,法令对这种人毫无办法,这就是乖分。
                               刑赏的流弊
    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次暴。——反刑也。
    刑与法不同,刑是杀人,或拘留人,是处罚人,给人精神上、肉体上一种痛苦的处罚。这是以刑树威、遏阻那些不守法的人。但是执行的人,会滥用刑法来欺负别人,有时好人也会受到刑法惩罚的痛苦,这便是刑的反作用。
    赏者,所以劝怎能,亦所以生鄙争。——反赏也。
    有功奖励,本来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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