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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上海的设想。在行政上上海虽然原来是县治，后来只是苏松太道的驻地，但实际上是一个经济政治中心。清代，尤其是近代，上海地位变化巨大，发展迅猛。上海的兴盛，除了土著居民的贡献，移民发挥了重大作用。它是一个移民城市，新的居民来自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安徽等省。如果我们把清代上海的发展，比作一个演员的演出，则外来居民相当于他学艺时的教师，演出中的导演、化妆师，都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外省移民与土著共同建设了上海。广东人可以说是上海建设的导演之一。广东人与上海的关系，笔者准备用三篇札记来作说明。
广东沿海居民，富有冒险精神，在清代，国内至各省，海外往南洋、美洲，多从事商业和做工，像潮州“舶艚船，则运达各省，虽盗贼、风波不惧也”（乾隆《潮州府志》卷十二）。粤民到上海，在清前期就不乏其人。乾隆中周硕勋主修的《潮州府志》，说该府“妇女妆束，以航海往来苏松间，相仿者多”。这是说潮人经海道到上海，进入松江府，再到苏州。既然形成女子学习苏松人化妆的习惯，可见往来苏松的人不在少数。随着清代经济发展，粤人以经商的敏感，在上海开埠之后，即意识到它是“南北仕商往来孔道，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光绪《嘉应州志》卷二十三），遂热衷于到上海做买卖，所以19世纪五六十年代沪上粤人激增，以后陆续增加，绝对数量很大，在上海人口中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上海开埠，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商人纷纷到来，原在广州贸易的也有不少转向上海。广东的买办商人看到这种形势，与西方人同时赶往上海，有的还走在西方人前头。四五十年代上海的中西贸易中的掮客、通事、买办有一半是广东人，甚至于达到2／3的惊人比重（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广东商人同样极其敏感，对上海产生浓厚兴趣，易地而来。
广东人到沪，因家庭、宗族、邻里关系，互相牵引，像滚雪球一样，人数越来越多。有名的买办、官僚商人徐润、唐廷枢、郑观应家族就是显例。徐润的伯父徐钰亭在沪任宝顺洋行总办；四叔徐瑞珩在沪经营绿茶业，徐润即由其四叔于1852年带到上海；徐润从叔徐关大于1855年到沪当礼记洋行学徒；1875年徐润在沪举行家宴，出席的有其堂弟脑臣、笏臣、赞臣、枚臣、揆臣及玉生、小勤、述斋等人，可知其家族在沪人口之众。香山唐廷枢、廷植、杰臣、纪常、廷庚、国泰均在沪营生。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也在上海做柯化威洋行买办（《盛世危言后编》卷八）。广东人到上海的多，在王韬的小说中都有了反映，《淞隐漫录》写蓟素秋是孤儿，跟随姑母过活，其姑母是粤商的妾，该商安家在上海，经常到汉口买茶，及至“赭寇南下”（当指太平军到江南），粤商携带他们返回广东。这个故事可谓粤人在沪寄居经商事实的艺术再现。
世态剪影（四）第21节 清代后期广东人移徙上海（2）
传教士晏玛太在《太平军纪事》中说19世纪50年代上海有8万广东人，8万的记载不实，当时上海并没有那么多粤人，但人数亦应相当可观，晏玛太才能这样夸张。据调查统计，可知清代晚期在沪的广东人数及移民中的比重，我借用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所提供的资料，制作《清末上海公共租界内粤籍人口数及在客民中比重表》
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同时期上海“华界”的人口统计数字，从而不能计算出粤人在上海整个居民中的比重。不过它在一个时期内占到客籍人口的1／5，地位是相当重要的。此后，由于邻近上海的江苏、浙江、安徽人的大量移入上海，使粤人比重逐渐下降，及至清朝灭亡，比重竟下降了近10％。不过这一事实表明，1885年以前，粤人在客籍中的比重要在20％以上。邹依仁书中还提供了《旧上海公共租界上海籍人口与非上海籍人口》
在清末25年中，租界内的外省人口比上海本籍人口多得多，土籍不足1／5，粤人又在客民中占多数地位，所以在租界的整个华民中也占较大比例。总之，粤人移民上海，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构成成分。移民上海的广东人，为了维护共同利益，建立了同乡团
体，兹作《粤人在沪会馆表》以明之：
设立时间名称资料出处
1759潮州会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
1783海澄饶会馆同上
1822揭普丰会馆同上
1839潮惠公所同上嘉应公所《上海近代史》上册102页
1872广肇公所《徐愚斋自叙年谱》
清末南海邑馆徐鼎新《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工会的历史考察》，收入《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
清末顺德邑馆同上
团体建立，形成粤帮势力，与本地人及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人的帮派构成不同的派系。广东人组织的势力，从一个侧面反映广东人移民上海的兴盛和拥有巨大的势力。
世态剪影（四）第22节 广东人在上海的经济活动（1）
清代广东人在沪，开始是从事传统的区域间物品交流；中英鸦片战争以后，大量贩卖鸦片，并从事买办活动；洋务运动兴起，买办转而为官僚商人，兴办新式企业，中小商人也建造工厂；在清代最后50年中，华人出国做工、经商骤增，粤人又在上海经营适应华侨需要的贸易。明代就有广东人到上海经商。明末清初人屈大均在他的名著《广东新语》中说：
广州望郡，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腊、香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
广东商人到江浙，走海路的，必有一些人到上海。雍正间纂辑的《东莞县志·风俗》说：当地人“涉湖湘，浮江淮，走齐鲁间，往往以糖、香牟大利，故居人多富”。民国间该县修志者认为雍正志所说的是明代的情形，清初不是那样。这两种资料表明，广东人经商到上海，明代已经兴起，而明末清初的战争中断了它的发展，康熙后期起逐渐恢复，乾隆以后兴旺起来。杨光辅在《淞南乐府》中以歌咏的形式描绘沪粤间的贸易：“淞南好，锁钥仰雄关，商货万樯通岭表。……”又云：“淞南好，市价日高低，海舸贩来红木段，洋行收去白花衣，民瘦客商肥。”嘉庆间，褚华在《木棉谱》中写道：“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买花衣以归，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
广东到上海的商船，称为“估船”，一个月能往返一趟。广东人贩到上海的货物，以砂糖为大宗，红木、香料、染料（苏木）亦复不少，运回去的主要是棉花，其次是陶瓷、茶叶。上海商人用“沙船”把本地棉花、布匹运往广东（同治《上海县志》卷一）。据统计，鸦片战争前，上海每年从闽粤运进糖约50万担，染料和其他物品12万担，运往闽粤的棉花、茶、丝等物20～30万吨（据刘惠吾《上海县志》卷一）。糖的价值达数百万两银子，是一种大宗交易。沪粤间的棉糖对流，是这两个区域间的传统贸易内容，坚持到清末。直至民国时期，上海西南乡居民仍在生产土布，因为它能“行销闽粤及北地”（民国《上海县志》卷四）。清季广东人自然也会需要一些上海土布。广东人随洋人到沪的，做掮客、通事，发展为买办，代洋行东收购丝、茶，推销洋布、洋杂货，贩卖鸦片，与此同时，他们自身也从事这方面的经营。在上海贩卖鸦片烟的多是广东潮州人，据说潮州有个姓郭的人，能讲英语，随同洋商到沪，开始为洋人推销烟土，后来开设鸿泰号，自行销售。他的亲戚、族人、同乡见有利可图，相继来沪，经营烟土，“于是贩土之人日夥”（《清稗类钞》），郭家因此成为烟土业的大亨。清代后期上海经济界大家盛宣怀、唐廷枢、徐润、郑观应、杨坊、严信厚、祝大椿，其属于粤籍的，都是买办出身，在给洋行东经营丝茶之时，积累了经验和资本，于是自行从事这方面的业务。
唐廷枢是上海怡和洋行买办，为怡和推销鸦片，收购茶叶，后自己贩茶，并开办修华号棉花庄，成为上海茶叶、丝业公所董事。唐国泰是汇丰洋行买办，自办恒顺号茶栈。徐润于1852年入宝顺洋行学徒，学习丝茶业，1859年起与人合伙开设绍祥号，包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生意，1862年与人合股办宝源丝茶土号，1868年离开宝顺洋行，自办宝源祥茶栈，同时在外地设立分号，以便收茶。徐瑞珩亦是宝顺洋行买办，自设亦昌丝茶土号、荣记丝行。“日与异国人相接”（《郑观应集》上册）的郑观应是宝顺洋行、太古洋行买办，在宝顺学丝业生意，后任和生茶栈通事，不久承办其茶栈。不是买办出身的广东商人，也有经营茶丝业的，如投资上海轮船招商局20万两股份的顾、陈二姓，就是潮州商人。广东籍商人在沪经营丝、棉、茶，到这些商品的产地收购，运输到上海，转售给外国商人，行销海外。丝、茶、陶瓷是中国的主要出口物品，广东人在沪经营对外贸易，地位重要。
世态剪影（四）第22节 广东人在上海的经济活动（2）
随着洋务运动兴起，清朝在上海开办机器制造局，提倡官商合办近代企业，广东买办出身的商人以较大兴趣，在沪投资办企业。清末官督商办有四大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始设天津，后改上海），上海占了三个。这些企业，都是以广东商人为主干设立起来的。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1872年李鸿章委派上海邻近的宝山人朱其昂创办轮船招商局，朱出身沙船世家，有些经营条件，但没有威望，招不来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