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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蒙难者（投诉人）：
廖安（Liew Onn），男，88岁，退休，身份证号1980987，住址： 6 Jalan 18； Bukit Anggerik Cheras Kuala Lumpur，邮政编码56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Jakoh Area Pahang。
投诉内容： 我是1942年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的，于1946年被遣返马来西亚。我在死亡铁路工作了31个月。日本兵强迫我天天工作，却不给我工资。更过分的是，他们不让我洗澡。每顿饭不够，而当我有病的时候也不提供任何药品。我由于没有力气工作而被看成是偷懒，所以遭到毒打，工作受伤后又没有药给治，因此我失去了三颗脚趾。我要日本政府赔偿我的损失。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27日。
吴法兴
126． 蒙难者（投诉人）：
吴法兴（Ng Fak Hin），男，1927年生，74岁，退休，身份证号1216152，住址： NO 87 Jalan Kenai Taman Paling Jaya Semenyih Selangor，邮政编码43500。日本占领时住址： 双溪珍雪州。
吴吉（Ng Kit Lin），男，66岁，退休，身份证号3318969，住址： 58；ylu Cavy Cin 1717 Petaling Saya； Selavya，邮政编码71300。日本占领时住址： Sangei Renggin Estate Semenyih； Selangor。
投诉内容： 本人叫吴法兴，当年20岁时与当时十五岁的弟弟吴吉一起在士毛月街上被日军强迫抓去泰国修死亡铁路。我们两兄弟从吉隆坡乘火车北上到了万邦，就开始步行，日行夜宿才到淡马祖开始工作。我们兄弟在工作地点发现很多尸体，我们相当害怕。我们每日必须24小时轮班工作。日军当时说，每日有薪金3元，可是每日工作工资只获得1元。我们兄弟经过三年多才回来。我们兄弟在泰国修死亡铁路三年多，受苦受难。当年的惨况可以说吃不饱，饥不死，过着难受的苦日子。如今我们兄弟两人希望日本政府从人道的立场出发给予合理、公道的补偿。
我们是1942年8月被抓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6年3月被遣返马来西亚，劳役时间共44个月，当时劳役工资每天3元半马币。按理说，每月105元。当时每月领10元，有时没有。日本方面答应余额（95元）寄给马来西亚的家人，但家人从来未曾收到这笔余额工资。那么我们每人被拖欠工资4180元，加上精神及肉体上受折磨之痛苦及粮食及药品缺乏，所受饥饿及疾病之痛苦，亦须给予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8日。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1）
1． 1993年9月19日《星洲日报》： 《公公去建死亡铁路遇害后不知埋哪儿（姜金生）》
（马口18日讯）马口的姜金生控诉日本蝗军当年害死他的公公姜祥，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的赔偿。
姜氏是根据他母亲告诉他说，姜祥是在1942年，在马口被日军捉去泰缅边境建死亡铁路，结果被日军害死，客死异方，埋尸哪里一点也不知。
他说，姜祥当年被日军逮住后，强拉到金马士乘火车载送到泰缅边境做死亡铁路，结果一去不回头。
姜金生目前住在马口花园，他认为日军当年在大马半岛滥杀无辜，强逼人民参加死亡铁路的工作，其惨无人道的手段是令人齿冷的，因此他说日本政府必须对此作出赔偿，以偿还他们当年所造的罪行。
（参见本节案例6）
2． 1993年9月11日《南洋商报》第十版： 《哥哥日治期蒙难要求日本赔偿，老人积怨爆发讨公道》
（汝来10日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蝗军铁蹄南侵陷沦时期，雪州士毛月一个公司被捉去二十余名华人，前往泰缅边境建造死亡铁路，结果惟一的大哥被捉去，那是1943年中的事，终于等到和平后，由在死亡铁路生还归来者口述透露，兄长是在该地工作约数个月后，由于身患重病缺乏药物治疗，双脚溃烂而死。
上述是由来自森州汝来双溪拉务园丘一位老者叶芳，现年71岁，于昨日来谒见本报记者，描述掩藏在心中数十年的积怨而作控诉，以要求日本政府作出合理的赔偿。
他说，其父亲有五名儿女，他与哥哥叶林是家中的男丁，哥哥当年被捉去时30岁，而且已有妻室并育有一名女儿，大伙共居住在士毛月一名称为黄华公司园丘内，以割胶为生活，而在1943年中的一个早上，大批日军乘着罗里到该园丘找壮丁去泰、缅边境修筑铁路，由于叶芳当年只有16岁，而且个子矮小而没被征抽而逃过一劫。
随着日本蝗军投降撤离后，只有少数人回到士毛月，其中一位姓黄及另一位名叫叶九，在彼等口中述说，其哥哥到达后数个月后得大病，在药物奇缺下，双脚腐烂而死去。
他继说，其嫂得悉丈夫罹难后，便随即离家出走，丢下其侄女由他照顾，后来他迁居至汝来双溪拉务园丘，俗称日本园丘，其哥哥惟一的遗孤在几年后亦由于患病，被一名妇女庸医治疗后，亦死去，可谓家散人亡。
叶芳老先生居住在汝来数十年，由于得悉最近各报章刊登一些在日军南侵的受难者家属向日本政府追讨血债及赔偿，因此他亦代表其哥哥叶林申冤，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交代。
本报记者得悉，在汝来曾有无数人士及家庭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亲人，因为汝来曾有一个别名，英政府称为“鬼域”，也就是说是乱葬岗的意思，据以前的人说，汝来曾是日本军动刑后安葬死人的坟场，同时亦有一间慰安所位于大街，但是由于历史悠久已失去追查的资料，不过笔者曾在年幼时看到汝来火车站（在1960年拆除）的一条石柱上尚写着日本字体，因此一般相信，日军曾在雪邦律（汝来的旧名）盘踞一段时间。
（参见本节案例24）
谢瑞英：父亲一去成永诀。
3． 1993年2月9日《星州日报》： 《“病死没人收尸！”蝗军征召建死亡铁路，四人上路只有一人回头》
谢瑞英，61岁，来自马口巴架峇都。
她父亲谢平（当年38岁），居住在“不二乡”一马路（即现在马身新村）。于1942年，日本占领时期，一家人以种稻为生。
某日，村长来到她的家，告诉她父亲说： 日本军人要征召壮丁到泰国建铁路，任何人不能抗拒，结果父亲与其他三名同村人士到马口警察局去报到。
一去成永诀
据说： 较后，父亲与人共乘火车到金马士，然后转火车直到泰国，谁料一去成永诀。同时三人在战后都不见回来，很肯定都已埋尸异乡。
“由于这演变，那时母亲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三姐妹，以后由于生活非常困窘，母亲只好将两个妹妹送给他人抚养，我则留在母亲身边，母亲种禾，我赶鸟儿，挨到日本投降。”
她说，这是日本蝗军迫害得我们家破人亡，两个妹妹也从此失去联络，日本实应该给我们合理的赔偿才对。
（参见本节案例54）
4． 《“父亲被蝗军杀了”，李凤： 家人痛苦了半辈子》
李凤每当忆及父亲的遭遇，就悲伤不已。
（马口12日讯）“日本蝗军害我家散人亡，虽然事隔多年，但是一提及往事，就触痛我们心灵上的创痛。”
父亲在日治时代被日本蝗军害死的李凤说，他的父亲李青当年被日军捉去时，只有35岁，一家人正需要父亲的抚养，却料不到日军侵略马来亚半岛后不久，残酷的日军便把她父亲捉去泰缅边境，参与死亡铁路的工作，而至今音讯全无。
原籍广西的李凤相信，她的父亲肯定是在建筑死亡铁路期间被日军害死，可怜她年纪小小便失去父亲，而且还使她一家人因此痛苦半辈子。
李凤的母亲廖秀经常提醒她不要忘记当年日军捉她父亲的悲事。1942年底，她们一家人当时住在柔佛的也阁园丘，一天中午，园丘内突然出现车头插着红太阳小旗的卡车，大群日军一见男性壮丁就捉，当时有十多二十人被捉。
李青在那个时候也被日军捉上卡车，然后绝尘而去，这一去，从此成了永别，日军把壮丁用火车从昔加末载去泰缅边境，威逼他们建筑死亡铁路而客死异乡。
廖秀已在20年前去世，而李凤后来嫁到马口，目前住在老同城园丘。她说，几十年来，每当忆及父亲的悲惨遭遇，就使他们难忍心头上的创痛，这笔血债日本政府应该负起责任给予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55）
5． 1993年9月19日《星洲日报》： 《被捉去建死亡铁路，父亲或已埋尸荒野》
（马口18日讯）在三年八个月的日治时代虽躲过了日本蝗军刀锋，但是亲人却逃不过日军强拉壮丁到泰缅边境，参加修筑死亡铁路而客死他乡的蒙难者何其多。
目前住在马口朱区的黄梅说，她的父亲黄信（当年30多岁），被日军捉去后，至今音讯杳然，她相信父亲一定是当年被日军捉去做死亡铁路时，也像其他千千万万的大马无辜者一样死在泰缅边境，埋尸荒野。
据她说，当年他们一家人住在芙蓉附近一个小园丘，蝗军是在1942年中某一天上午出现，那天，黄信刚好到芙蓉购物，从此一去不回。
黄梅根据她的母亲谭二梅告诉她说，当时有人看到日军把黄信逮捕送上一部卡车载走，卡车上还有数十名壮丁，事后听说卡车上的人全部被送去建死亡铁路。
在兵荒马乱、日军动不动滥杀无辜的时代，黄信被日军捉去后，仅剩下黄梅及其妹妹黄亚珠母女三人相依为命，由于生活艰苦无法抚养两名女儿，谭二梅当时忍痛把黄亚珠送了给别人，以后便断绝联络，至今完全没有她的下落。
谭二梅在1984年逝世，黄梅目前非常想念她的失散妹妹黄亚珠。她说，日本军害她们家散人亡，罪孽深重，日本政府理应对此作出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74）
6．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