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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31）
投诉日期： 1994年7月5日。
梁慎言
211． 蒙难者：
梁丕日，男，55岁，商人
蒙难地点： 文律码头。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8日。
投诉人资料： 梁丕日之孙梁慎言（New Sik Lian/Neo Sin Gian ），54岁，商人，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2329993，现住于26 Jalan Jaffar； Benut； Johor； Malaysia，邮编82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文律。
投诉内容： 我祖父梁丕日当年55岁，是个商人。1942年3月8日，毫无人性的日本兵把他捉去，在文律码头把他枪杀了。如今我们要求日本政府给予我们受害者家属合理赔偿。这样，日本政府才有资格谈民主与人权。
投诉日期： 1994年6月29日。
杨易松
212。 蒙难者：
杨旭新，男，51岁，裁缝
丘梁清，女，49岁，家庭主妇
杨南群，男，3岁
杨淑兰，女，10岁
萧葵花，女，13岁
黄亚狗，男，1岁
蒙难地点： 文律码头。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8日。
投诉人资料： 杨旭新之子杨易松（Yong Ah Boon/Yeo Aik Song），74岁，裁缝，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15029（2329761），现住于柔佛州文律惹兰惹吧24号（Jalan Jaffar； Benut； Johor），邮编82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柔佛文律。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8日，日军在文律码头的屠杀中杀害了我的父母、儿子、妹妹、弟媳及外甥，我的这些亲人无辜被日军残杀，我们要求日本政府给我们一个公平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1日。
Saleha Bte Abd Hamid
213． 蒙难者：
Abdul Hamia B Gamat，男，20岁，部队番号： Heho 342。
投诉人资料： Abdul Hamia B Gamat之女Saleha Bte Abd Hamid，身份证号3325269，Suri Rumah，马来西亚人，现住于Batu 8 Kampung Gelam； Tg。King； Malacca Melaka，邮编76400。日占时住址： Batu 8 Kg Gelam，Tg Kling Melaka Malaysia。
投诉内容： 我是Abdul Hamia B Gamat的女儿。日军占领w。e。f的1942—1945年，我父亲被送到Papa New Gunie为他们服役。他们所乘坐的船被美国人用Tyopdo击中，他死了。和我父亲在一起的还有Baba Bin Abdul Rahman先生，他所在部队的番号是： Heho 350。这是我所知的我父亲的事。那时，生活很苦，量入为出都很困难。更多的信息请你和Baba B Abdul Rahman先生联系，他居住在8th M/S kpg。Gelam Tg。Kling 76400 Melaka。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4月20日。
曾思贵
214． 蒙难者：
曾Kim Chien，男。
投诉人资料： 曾Kim Chien堂兄弟曾思贵（Chen Soo Kooi），身份证号2483451，现住于297； Kanp Ung Baru； 2350 Semenyih。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堂兄弟曾Kim Chien被日本军逮捕。他被残忍的日本人拷打。他无法忍受无尽的拳打脚踢，最后在拘留期间死去了。为什么日本人要杀害这个守法的居民？作为他的堂兄弟，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堂兄弟的死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2月8日。
215． 蒙难者：
李桦卓（Lee Wah Cheak）李桦卓、黄再炎、叶尚友、蔡大善、陈福来、游镜传、谢昭思、梁亚六等八人的资料为柯冰蓉女士调查提供。
投诉人资料： 李桦卓本身，男，76岁（已去世），住址： BLK 713 Clementi West Street 2，10119，Singapore 120713。
投诉内容： 1942年，新加坡沦陷后约一两星期，我住在丹戎百葛（Tanjong Pagar）一排店屋楼上，白天在码头对面的日本造船厂里工作。某日，来了一名男子，并非日本军人，操着方言，极可能是日军的“走狗”，也是当时我们称为“汉奸”的华人，来逐家敲门，喊我们“所有男子，快出来！去排队受检证！”
附近屋里的男子陆续走出来，往旧丹戎百葛前面，现在的珊顿道一号（No 1 Shanton Way），便是当年的“大检证”现场之一。队伍排得很长，前方设一桌子，两个日本军人坐在桌旁，“汉奸”立在近侧，凡有人排到桌前，汉奸与日本军人或点头或摇头或耳语，交谈几句话，便决定该人是否应盖下“检”字章，有人盖在上衣的项后，有的携了手帕去盖。没有盖上章的人，被令立在一旁，以待集合，当人数凑够一车，便由军车开来载走。听人说，他们被载到海边射杀，或载到不知何处隐秘地点，被开枪“处理”掉！永远再不回来了。
我当时侥幸，拾回一条命，章被盖在身上的汗衫上，那二三十日里，每天都小心翼翼，穿着“检”字衣出入，连洗澡时，也先把衣衫脱下收好，不敢碰到水。直至穿脏了，又剪下“检”字，放在口袋中，随时准备日军截查，用以保命。携带“检”字出门的日子，持续数日，弄得人心惶惶，惊恐不已。
检证期间，传说岛上有六七处电灯柱上挂了人头，我亲眼见到一个黝黑、血淋淋的人头，挂在丹戎百葛火车站对面，即是现在PSA造船厂外面的电线杆上。日军在检证期间，为了惩戒市民“不许违抗”，用杀鸡儆猴方式警告市民。
冲 击 事 件
我的出生日期并不很明确，因9岁丧母，父亲又不记得我的生日。1942年，登记上载14岁，而父亲说我应该是16岁，我之所以参加抗日的动机出于一件难以泯灭的目击事件。
李桦卓先生站在実龙罔路，指出当年他14岁，日侵新加坡时目击日本士兵射杀老人的现场
日军入侵那年，有人分派给我们日本旗。我当时逃难至山芭、碧山一带，我们村民被令列队欢迎日军从Johore（马来西亚柔佛新山）渡过长堤入城，传说英军已投降，要我们观看日军骑自行车进入市区，浩浩荡荡，长驱入城，这景象令我感到极大耻辱。
不久，我又避难至梧槽大伯公附近。有一日，我到火城，朥明拉街附近，经过与実龙冈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日军在该处设了岗哨，有一两个日本兵在值班，拿着长枪。人们每当经过这个十字路口，都要诚惶诚恐，弯腰鞠躬而过，那时日军刚占领本岛，很多人尚不习惯这种礼仪。
当时有位老人，好像刚刚自坡底购粮食归来，骑着自行车，他也许太紧张，也许忘了，却突然记起要鞠躬的事，正想从车上挣扎下来，就在这一刹那间，日本兵士对他呼喝了一声，随即举枪，对着老人扣动扳机，老人应声倒地，鲜血直流，老人完全没有辨白余地，就这样含冤而逝。
我立在商店五脚基（走廊）下，目睹恐怖的这一幕，气愤得想随便在身边找一根棍，或任何工具，痛击该日本士兵，以替老汉报仇。这位老人的家人一定是等待他从坡底买粮食归来，久候不归，心情该是如何焦虑不安，思及此处，令我更加哀痛不已，遂萌生一定要加入抗日地下组织之决心。
参加抗日组织遭拘捕下狱
我家共有父亲和三个兄弟，长兄很早便潜入马来西亚，参加抗日组织，在马来西亚沦陷不久便遭日军杀害。（父名李焯辉，牺牲时50岁）。
老人被射杀事件发生后，我要求二哥（李荣卓）介绍，加入地下抗日活动，二哥便叫我与一位派送《抗日阵线》报的会员联系，那位会员叫我学习看懂这份报纸报道的活动内容，每次阅读完毕，再将此报传给他人阅读。
大约一年后，二哥被捕牺牲，父亲在二哥逮捕后受株连，惨遭杀害。
我完全不知道二哥所处组织名字及工作内容，我只与其中一人直线联系。二哥殉难后的两三个月，便轮到我也被日本宪兵队跟踪并拘捕。
地点在福建街，宪兵队来了五六个日本军人，穿便衣，把车停在离我住的旧店屋约50米外，我由两个便衣以肩胛夹持上车，押到奥思礼岗（Oxley Rise）的日军宪兵行刑所，是一栋大洋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32）
我们一家四口之所以受到逮捕、杀害，是由于一位抗日组织的头头当两头蛇，把我们的名单出卖给日军，以换取自身安全，此人现居香港，很多人遭他出卖，被捕牺牲。
拘留所的拷问
我被关押在拘留所中，宪兵轮流审问，日本兵喝着咖啡问道： “快把事实全盘供出！”
我回答： “什么都不知道！”当然也不愿说出同个组织的人名，我不想连累他人。日宪兵问得多，毫无答案，便开始动怒，咖啡喝完后便开始行刑，诸如： 拷问，用电流电击双手，捆绑双手吊起，特别是电击最痛苦，痛得全身颤抖，冷汗直冒，晕死过去。这样反复折磨多次，最后都带回拘留室休息。行刑地点与拘留室分隔，设在不同的建筑物里。
拘留室中有其他数人共同关押，每个人所受的刑不同，有的被打得死去活来，有的被灌水，有的被电击，然而都是极其残暴的手段。我们被关押在里面，最怕听见宪兵的穿着军鞋的步行声，简直胆战心惊，闻鞋声色变，每回听见，便想不知谁又要受暴行，又不知要采用什么刑具，恐惧万分。
在关押的一个月中，每日审问一两遍，有时两三日一遍，并不定时。
终于有一日，幸运之神眷顾。我已被装绑上灌水刑具，险些要行灌水刑，一位高级长官模样人物恰巧路过走廊，见我是个少年，便喊道： “Dame！Dame！”（日语是不行！不行！）又一边叫士兵给我解下刑具。听说被灌水的人尤其痛苦，不但返回拘留室中日夜呕吐，状极哀恸，身体损伤也无法预测，日后有后遗症，很多人知道“医得好寿命亦不长”。
日本帝国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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