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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了起来，埃尔莎不知她干吗要笑，回头一望，只见施米特戈夫太太正扒着门框朝外探头探脑，一张老脸吓得煞白。
杜戈夫为女主人们的健康干了一杯，说道：
“贝克尔太太，请您千万原谅我们来得冒昧，闯到您的世外桃源来。此事纯属偶然。我们想利用假期在此地捕捉几头狮子。我们的动物园里还缺几头只有本地才有的这一品种的漂亮狮子。所以我就带着施特恩到这里来了，卡钦斯基也决定参加，他想亲自检验一下他给我们配备的武器。”
“这究竟是什么武器？在哪儿呢？”埃玛忍不住问了一声。
杜戈夫笑了。
“那就请您跟我们一起出猎吧，到时您就看见啦！”
“打狮子？说破大天我也不去！”埃玛吓得惊叫起来，“我一听见远处狮子叫还浑身发抖呢……”
“啊哈，这么说人家没骗我们，这次打猎想必会不虚此行啦！”杜戈夫说道，兴奋得直搓手。“而我们之所以要惊动你们，”他又说，“是因为不想进城，怕引人注目，那样就麻烦啦。来上一大群看热闹的总要碍手碍脚的。所以我们就决定中途拐一下，进了你们的海湾。”社戈夫伸手指指海岸。“我们就住在帐篷里。只有一事相求：如果府上的仆人中有本地人，请允许他给我们当当向导。”
埃尔莎欣然同意了杜戈大的请求。她竭力不去看施蒂纳，但又忍不住，目光好几次掠过他的脸。最后，她再也不住，问他道：“请问，施特恩先生，如果我没看错，您不是俄国人吧？”
“对，我不是俄国人。”施特恩答道。
“那您……在俄国住了很久吗？”
“3年左右。”
从礼节上讲，问话就该到此为止，再问下去就像审讯了。可埃尔莎自己都感到出乎意外，她又问了一句：
“在此之前您住在哪儿？”
施蒂纳开心地笑开了。这笑声使埃尔莎大为吃惊：它与施蒂纳从前那种嘲弄讥讽、不怀好意的干笑竟截然不同。真的，她现在看到的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我以前住在哪儿，还有我过去的所有一切——这就是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个谜。您不相信？那不妨问问我的同志们。关于到达莫斯科以前的经历，我忘得一干二净，这种‘失忆症’起初令我感到苦不堪言。于是我就去看大夫，他们发现我得了一种非常难治的精神症，病名很难记，像是什么早老性痴呆症。得了这种病的人就仿佛丧失了自己的本性，丧失了对往事的记忆。于是卡钦斯基同志就建议我试试他发明的治疗方法，”施蒂纳笑着把手一摊，“尽管我信任和敬重卡钦斯基，但我还是谢绝了。他的疗法类似催眠术，而我自己对催眠术有一种生理上的极端厌恶感。”
埃尔莎看了卡钦斯基一眼，他肯定地点了点头，说道：“我本人的确提出愿为施特恩效劳。但他拒绝了。不得到他的同意，我当然不能进行治疗试验。”
“我曾经在莫斯科的‘狄纳摩’工厂里当过一个时期的工人，”施蒂纳继续说道。“后来到了动物园上班——我这个人很喜爱动物——在那儿结识了杜戈夫经理，承他青眼有加，不久就让我当上了他最亲密的助手。”
“您当之无愧，我的朋友。”杜戈夫客气了一声。
“通过杜戈夫我又认识了‘思想发射机’——这是我们那儿给卡钦斯基起的绰号，大伙都这么叫他。这就是我能告诉您的我全部经历啦。”
“你们那儿思想遥感传递现在竟用得这么广泛？”埃玛问道。
“喔唷！”杜戈夫回答说，“大放异彩呢！思想遥感传递真是得到了广泛应用。再过几十年，这个世界都会变得让您认不出来啦。”
“就目前所取得的成就而言，也相当惊人，”施蒂纳说道，“难道你们没在报上看到过？”
“我们没订报。”
施蒂纳望了望埃尔莎，眉头锁了起来，好象在竭力回忆什么。
“奇怪，”他说道，“我怎么觉得，我好象不知什么时候在哪儿一晃见过您呢。是不是我们曾经在路上偶遇过？……”
“有可能吧，”埃尔莎尴尬地回答道“您是不是说，思想能创造出奇迹来？”
“对，是奇迹。我们已经把奇迹、幻想、甚至还有空想都变成了现实，”卡钦斯基突然来了情绪，张口急急忙忙地讲开了：“要是您以前到过莫斯科，那现在您一定认不出它来了。首先让您大吃一惊的是，莫斯科已变成了一座伟大的无言城。自从学会了不用文字和声音就能直接交流思想之后，我们彼此之间几乎不再说话。我们感到用说话的老办法真是又笨又慢！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会完全忘记什么是说话。什么书信、电报、电话，甚至还有收音机，我们不久就要都把它们送进历史博物馆去。我们已经学会了远距离交谈。就这会儿，要是您想见识见识的话，我就可以跟莫斯科的一个朋友交流一下思想。”
卡钦斯基不再说话，半合上眼睛，把一个小盒子往太阳穴上一贴，冥思起来。埃尔莎和埃玛惊讶地注视着他面部表情的变化，这说明一场无声的谈话正在进行之中。卡钦斯基睁开眼睛，微微一笑。
“朋友的身体很健康，但他忙死啦——正开着会呢。莫斯科在下雪。伊文向我们大家问好。要咱们给他妻子带一只鹦鹉回去。”
埃玛甚至惊奇得张开了嘴巴。
“可是，”她问道“那么多的思想就不会乱成一锅粥么？”
“相互干扰的情况是存在，但还没乱到像现在的广播那种程度。我们的‘无线电台’比老式的精密，随时都能得知交谈者接收机的波长频率，所以很快就能建立起所需要的联系。”
“你们的无线电台在哪儿呢？”埃尔莎问道。
“就在这儿！”卡钦斯基答道，笑着指了指自己的额头，“我们的大脑——就是我们的无线电台。我们也有真正的放大器，但我们现在只在发射那种要群众接收的思想时才用它：发布当日新闻，上课，开音乐会。相距遥远的个别人要交流思想就用这种可以放在衣袋里的放大器，就是这个！”说着，卡钦斯基举起刚才贴在太阳穴上的那个小盒子给大家看，“而近距离传递现在就用不着放大器了。很快我们就能彻底取消这种人造放大器。通过逐步进行的练习，我们就能不断地增强我们这台天生‘无线电台’的发射功率。”
“你们也能像无线电广播那样转播音乐会？”
“比无线电更棒！我们请我们的那些最优秀的作曲家在心里即兴作曲，把那些即兴之作发射出去。倾听这种幻想自由自在地翱翔，多么令人心旷神怡！我再来举个例子，我们那儿下棋成风。成千上万的人在心里默默关注着象棋大师们对垒。最有趣的就是‘公开’比赛，棋手们把他们走每一步棋的思考过程全都发射出去。这种例子举也举不完！”
“您去那儿亲眼看看吧。”施蒂纳和埃尔莎目光对上了，他就提了个建议。
“对，这最能说明问题，”卡钦斯基赞成道，“我们的思想不但能发射声音，还能发射色彩、形象、场景，总之，凡是人能想象得到的，全能发射出去。
一旦思想传递的本事为全民所拥有，那就再也不需要什么剧院、电影院、学校等这些人满为患、拥挤憋气的场所啦。那时教育人人能受，演出个个能看。
在我们日常的工作中，思想传递的作用特别大。现在，我们那儿处处都是理想的劳动集体，干起活来配合默契得就像是一支支最好的交响乐队。
这是因为借助于思想传递使人人的神经系统活动都能协调一致。在集体劳动中，动作的协调极为重要。比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从古至今人们都是用喊号子的方法。 我们不是唱过这样一首号子吗： ‘吭唷，吭唷，加把劲唷’。干活的人唱到‘劲’这个字时，就让力气在同一个时空点上迸发出来。不过这种方法只适用重体力劳动。
在更为复杂的劳动过程中，就得用另外的方法使劳动动作协调一致。于是就有了所谓流水作业法，整个的劳动在一条‘流水线’上进行，一旦某个环节停顿，就会影响全线。这么一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得适应统一的工作节奏。这种方法迫使智能和体力各异的人按同一节奏劳动。
而我们用思想传递代替了这种强制性的机械手段，它不是强制，而是帮助每一个工人把他们的神经系统和肌肉的活动与整个集体的工作协调一致。
莫斯科曾出现过一个轰动一时的所谓第一交响乐团：这个乐团没有指挥。它的确算是一个创举，它试图组建起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集体——使许多人神经系统的活动协调一致。可第一交响乐团靠得更多的还是外在的机械性联系：每个团员还得听命干事先定好的音乐节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体意志。
要是有一个无形的‘指挥’能直接影响人们的意志中枢，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干起活来协调得惊人，劳动效率也会提高到最大限度。”
“难道这不就是压制人的个性，压制自由吗？要知道很可能会有人利用这种力量去危害别人！”
“有过这样一个人，他叫施蒂纳，我对他的事略有所闻。”施蒂纳说道，“这个人借助思想的强大力量满足他的私欲，干下许多坏事。不过，亏得有这位卡钦斯基制服了那个施蒂纳。”
“您是否知道，施蒂纳现在在哪里？”埃尔莎忍不住对施蒂纳提出了这个可怕的问题。
“不知道，还是让他感谢命运吧，好在我不知道他的行踪……要是我遇上这个人，他决不会有好结果。”
卡钦斯基微微一笑。
“何必对施蒂纳以牙还牙呢？我们有更为温和的办法拔掉毒刺。当然，就是这种方法，我们也在极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