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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爱动物的人是不会提防人的。在靠海滨的托比戈咖啡馆里，澳大利亚兄妹俩玩得很开心。他们以为找到了朋友。应当承认查理和玛丽的确是一对迷人的夫妇，自称白勒蒙的人向兄妹俩出售走私的珠宝，而自称多尼克的女人穿着游泳衣在小伙子面前挑逗。小伙子完全着了迷。兄妹俩痛快地答应同他们去附近的城市转转。他们同住在一家豪华的汽车旅馆里。第一天在洗澡和无所事事中打发过去，但第二天兄妹俩都感到身体不适，他们不能咽东西。让·白勒蒙很内行，让他俩喝浓缩牛奶。
夫妻俩殷勤地准备饮料。妹妹觉得饮料有些苦涩。36小时后，俩个人在医院里醒过来。是旅馆服务员发现他们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下的席子上。白勒蒙夫妇俩不见了，拿走了卖给他们的珠宝、500美元的支票和护照。
夏末，查理和玛丽陪同刚认识的一个土耳其年青学生离开马来西亚。
“如果您对宝石感兴趣，您可以跟我们去一趟曼谷。”查理抓住新朋友的膀子说，“您知道，那边我有的是办法。如果您要买宝石，那您可以用很便宜的价钱买到。”
年轻的土耳其人眼睛里闪出无比敬佩的目光；这个亚洲型的32岁的法国人的确与众不同。5年前他走遍了亚洲，当然他知道一切，而且他会讲6种语言。没有比欺骗一个想见见世面的学生更卑鄙的了。
“我很幸运遇到了你们。”年轻的土耳其人胆怯地低声说，“和你们在一起我会学到许多东西。”
玛丽故作姿态和充满许诺的目光鼓舞着他。她穿着一条薄薄的裙子透出她苗条的身材，年轻人早就心动了；他想到曼谷之行将满载而归。
几天后，飞机起飞时，年轻人闭上眼睛，头枕在座椅背上，他感到身旁的玛丽用胳膊肘碰他。
“不光是宝石，”她对他说，“如果您有钱，也可以买到首饰和青铜器。”
“我只剩3千美元的旅游支票。”年轻人答道，拍了拍系在腰带上的小皮包。
玛丽很快地同查理交换了一下眼色，这就是他们想要知道的，他们总是轻而易举地搞到要知道的一切。然而出现了小问题。土耳其人有一个18岁的法国女友知道他的计划。长时间没有她男朋友的消息令她不安，她不断地打电话给索波拉基。索波拉基支吾搪塞地回答今法国少女厌烦，因此，她索性来到曼谷他的家里。混血儿查理用迷人的样子讲述他们的旅行。
“那次去宝石矿参观好极了，您朋友带回来几块宝石。回来时他执意要留在海滩上晒太阳。”
半信半疑地法国姑娘要了饭店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于是查理决定采取第二套计划：“我懂得年轻人谈恋爱时的痛苦。”他建议同她一起去看看那个走运的小伙子。
12月15日人们在海滩的小裂缝里找到法国姑娘的尸体。她的红花夏裙翻到胸前，露出同样花色的短裤和胸衣。脖子上有手指印，但她是被淹死的。一个月后，一个农民靠近巴达亚海滩滨发现一具半碳化的无名尸埋在邻近的河湾里，这便是土耳其青年的尸体。
再下来，轮到两个荷兰人。26岁的汉克和他的29岁的未婚妻高娜亚。他俩在香港遇到查理。他俩都不是嬉皮士而是传统型的游客。化学家汉克正在写博士论文。查理仍是以几块宝石为诱饵。他们一起坐飞机去曼谷，住在讨人喜欢的查理家。他们不适应曼谷的气候，第一天就恶心并息了痢疾。不久查理知道了汉克的职业，对他谈起建立一个毒品试验室的计划，汉克拒绝了。但他们仍旧是好朋友。一天晚上邻居看见查理把人运到他的车上，回来时他的长统靴上沾着烂泥，手里提着个油桶。尸检证明，麻痹的荷兰人在挣扎叫喊中活活被烧死。可怕的屠杀仍在继续。要求证实无名尸身份的请求接二连三地送到国际刑警组织总部。
果然在巴达亚海滨又发现一个18岁女孩的尸体。她是服过麻醉品后被掐死的，又被汽油焚烧过。一个法国人叫沙博，他是麻醉品后遗症的病人，他通过一个叫德尼·克杰的人在曼谷住了近两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叫克杰的人使用了沙博的护照，并兑换了沙博的支票。国际刑警组织成功地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无名尸的身份。钳子慢慢地夹住了这一对杀人犯。
1976年3月初警察搜查了查理在曼谷市中心的家，没有找到犯罪的直接证据。但也发现足够让他们蹲几年监狱的赃证：偷来的护照、钱、相当多的毒品。但在曼谷人们所认识的是另外的查理和玛丽，他们出示的是美国护照。美国领事馆要求延长监视和证实的时间。但当地警察往往是漫不经心，不仅仅没有严格监视他们，而且放他们回去，让他们第二天再来。他们回去后交了2万5千法朗的保证金就逃之夭夭。
时间的流逝只让人搞清楚了一件事：凶手的身份。索波拉基·毕查·波阿哈尼，法国籍，1944年生于西贡。父亲是马来亚人，母亲是越南人。国际刑警组织徒劳地把他的体貌特征发往所有国家的警察局；徒劳地在世界新闻界印发他的照片，公布他的伪装的身份；徒劳地用报纸告诫年轻的法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德国人：“注意，警惕旅行中所遇到的‘伟大的友爱’，警惕在世界某地的国际性相会。也许在您旅行中遇到一个无比出色的人物，他会主动提出帮助您，帮您摆脱困境，带您去逛名胜古迹，叙述他们的奇遇，他们的豪华、安宁的生活方式，使您着迷。要警惕呀，他们正是吃人的恶魔！”
这一切警告全是徒劳的。加拿大籍游客洛朗的尸体在尼泊尔的一条公路上被人发现。他的咽喉下面有一处伤，尸体被烧得难以辨认。
在加德满都公路附近发现美国游客高妮的尸体。她身上三处刀伤，脸部被汽油烧毁。
在印度尼拉纳基城的一家饭店里的以色列游客死在自己的房间里，他身上没有发现刀伤，死因是服毒过量。……尽管查理和玛丽不断地改变身份，搞乱线索，但国际刑警组织仍通过幸免一死的受害者所提供的情况，跟踪上了这一对杀人魔鬼。
幸运的是这种连续不断的杀人案快结束了。1976年7月2日在印度亚格拉一群游客遇到了查理和玛丽。这是最后一次相遇了。他们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他们用假身份自我介绍，提出做买珠宝的中间人。7月5日在新德里一家饭店里吃晚饭时，查理分发了准备好的药，说是预防痢疾的。一部分人立即就感到身体不适，通知了警察局。22人住进医院。这下子是22条生命，太过份了！印度旅游业受到了威胁。
国际刑警组织印度分部立即做了调查。终于确定了坏家伙的身份，当夜就逮捕了查理·索波拉基并抓住了玛丽，她身上有使游客感到不适的毒品和一些首饰。这次是现行罪。但人们永远也不知道受害者的确切数字。查理和玛丽被指控作案12起。20名律师受理控告他们。但查理·索波拉基只判了15年徒刑，因为在不同国家里作案意味着不同的判决。整个诉讼也花了许多年的时间。
车祸
故事发生在荷兰朱瑞·威勒姆运河公路上。
米勒·瓦·迪义克从他工作的水泥厂出来。8月25日这天下午天气十分热，他把上衣挂在自行车把上。突然一辆咖啡色奥白勒牌小汽车飞速从他身旁驶过。米勒想，这车开得太快了，倒要瞧瞧它在前边不远处的弯道怎么急转弯。
米勒真猜对了，笨重的咖啡色奥白勒牌小汽车根本无法拐弯。进入弯道时，司机好象完全失去对汽车的控制，一直向运河冲去，撞开大堤栏杆，迳直坠入混浊的运河里。
米勒拼命蹬着自行车朝提边骑去。他知道这个地方水深6、7米，还有厚厚的一层淤泥，如没有很好的水性，很难有希望逃生。
到达岸边时，米勒看见水面浮起一个黑球：一个男人的脑袋。那男人张着嘴，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接着他大口地喘着气，挣扎着朝岸边游。大概他受了伤。
米勒一边看着有没有其他人浮出水面，一边伸出手去拉游到岸边的人。在汽车急速下沉的地方冒出一圈圈水泡。
“您车上还有人吗？”米勒问道。
“我的妻子在车上，”幸存者目光呆滞，喘着粗气答道，“我妻子她不会游水。”
米勒吓坏了。他也不会水，脱险人又软瘫在地。他立即又跳上自行车，象疯子一样朝水泥厂蹬去。
几分钟后，从一辆小卡车上跳下了五六个救护者。没有必要给他们解释，这个地方已不是头一次发生类似车祸了。他们跳下水去，摸到了汽车，但没有办法从车里把人救出来。
穿白尼龙上衣、系着领带的幸存者看着周围忙碌的人，他嘴里不停地叨念着；“全怪我，全怪我。”
警察和消防队员来到后，一个起重机终于把汽车从运河里拖了上来。车上有一男一女。尸体马上运到停产房。
在送脱险者上医院之前，一名宪兵询问了他。当时他的顶头上司——上尉先生也在现场。
“是您开的车？”
“是的。”
“姓名？”
“乔根·马勒斯，”
乔根·马勒斯34岁，卡车司机。车上的女人是他妻子，叫奈莉，今年33岁。另外一名遇难者是一位邻居，他们夫妻的朋友：杨，34岁，泥瓦工。
宪兵队上尉是个经验丰富的人。他已接触过多起类似的车祸。这次车祸却与前几次不同，证人没有提供什么细节。他用他的深遂的目光和冰冷的声音询问证人米勒·瓦·迪义克。
“车子沉得很快，以致我没看见什么细节。水面上只有一道水流，然后马上是水波和水泡。”
上尉检查了咖啡色奥白勒小汽车。的确，小车够笨重的，但也不能沉得如此之快。宪兵们围住车子，一个人认真而仔细地记录着汽车的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