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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乔·卡哈哈瓦怎么样呢？他也很紧张吗？”
琼斯大口吞咽着苏格兰威士忌，愣愣地笑了，“刚开始，他吓得脸色煞白——想想看，要是咱俩坐在这，对面绑着个‘黑鬼’，我手里再拿把枪，你说那个家伙还不吓得一塌糊涂呀？除非他是个白痴，不过那混蛋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傻。”
“那他真的认罪了？”
“哪呀，”琼斯又喝了一大口酒，“老实告诉你吧，那个家伙并不是我所想的胆小鬼，他只是开始时被吓坏了，没过多久，他就又恢复了镇静，居然还变得十分傲慢。我看着他的眼神，就知道他心里一点儿也不把我们当回事；没准儿，他一直在想着，要是单打独斗的话，他该怎么办呢？”
“你恨他吧？啊，我是指卡哈哈瓦。”
“我怎么会恨他呢？我压根就没恨过任何人。再者说，憎恨不过是一种害怕的表现罢了，我一点儿也不怕那个畜生。虽然，我不见得打得过他——老实说，我真不是他的对手，可我还是不怕他。”
“那么说，在汤米审问他时，他什么也没说。可我不明白，琼斯……屋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琼斯满不在乎地耸耸肩，这个衣着光鲜体面的银行家又变成了那个几十年前的水手，满口的污言秽语，口无遮拦。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真是他妈的活见鬼，当迈西问卡哈哈瓦，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就在那时，那个畜生居然想向汤米扑过去……”
“那么，后来呢？”
他又满不在乎地耸耸肩，“能怎么样呢？我开枪打中了那家伙。”
“是你开的枪？”
“还能是谁呢？子弹正好打在他的左胸上，他一下子就倒了下去。”
“你一直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吗？”我有些惊讶地问他。
“我当然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不过，我们几个人一下子就想到，这件事很可能给我们惹来麻烦。”
“那么，枪响的时候，福斯特克夫人和罗德在哪儿呢？”
“他们呆在屋子外面，一听见枪响，就冲了进来。”
“那位夫人反应如何？”
“她当时就吓呆了。接着，就走过来，紧紧地抱住汤米，她很爱他。”
接着，琼斯又告诉我，是他想出的“蠢主意”——把尸体放在浴盆里；至于那只手枪，是泰拉的妹妹海伦娜藏起来的，她把枪埋在了海滩上的流沙中……我问他，现在是否还留着那本厚厚的剪报簿，他很自豪地回答说，他一直留着呢。有时，他会把它拿出来，向别人炫耀一下，说明他“曾经很出名”。
“真可笑，”他一边说着，一边摇着头，“那是我杀的第一个人。”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你说什么呀，当然还和那时一样。”
“和那时一样？”
他冷漠地耸耸肩，“是，和那时一样，我没为那家伙流一滴泪。”
接着，他又灌了一大口苏格兰威士忌。
几年之后，我听说琼斯死了，我也没流一滴泪。
在一九三二年的一起交通事故中，陈·阿帕那受了伤。肇事车辆逃跑了。这场事故使得陈不得不离开火奴鲁鲁警察局，他终于退休了。不过在那之后，他还是干着老本行——做私人侦探。在一九三四年的十一月，陈也走了。他的葬礼极其隆重，夏威夷各界的名流政要都出席了他的葬礼。在全世界范围内，他逝世的消息都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各种各样的吊唁文章屡见报端，称他为“真实的查理·陈”。
在一九八○年，我携妻子重返夏威夷，这一次是去参加珍珠港——阿瑞佐纳纪念碑的纪念仪式。我顺便去看望了陈在莫诺阿公墓的墓地，他的墓前已经长满了杂草，我默默地将杂草除净，又在墓碑前摆了一个花环，就算是一种纪念吧。
伊莎贝尔也死在俄阿岵，只不过她葬在长岛。在一九三七年她嫁给了一名律师，后来，她的丈夫应征入伍参加了海军。世事难料，她的丈夫正巧被派驻在珍珠港，于是，伊莎贝尔又回到了火奴鲁鲁。她有时候会给我写信，聊聊她的生活。故地重游之后，她很快给我写了一封信，那信的口气热烈得有些可笑。她在信中说，她带着丈夫去了“我们的海滩”，不过，对于它的历史，她半点也没透露给她的丈夫。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日，可到我手里的时候，已是在日军空袭珍珠港之后了。伊莎贝尔是众多的平民牺牲者之一，惟一值得欣慰的是，她三岁的小儿子，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那个小男孩中间的名字是“内森”。
一直到现在，我还和她的儿子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从迈西一案之后，达伦再没接过什么大案子。在一九三二年的下半年里，我帮他处理了一件小案子。不过，他始终没有能够实现那个重返“全日制工作”的梦里。迈西一案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使得露比插手干预他的工作。结果呢，他就和露比去了华盛顿，在那里，他主持着一个律师评审会，负责律师资格的甄别。
他的家就在海德公园附近，我有时候也会和他谈上几句。达伦一直鼓励我离开芝加哥警察局。在一九三二年的十二月，由于其他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我下定决心离开了警察局。也是在那年，我开办了A—I侦探事务所。
刑事大律师在他已出版的自传后面又加上了一章，内容自然是迈西一案的所谓“内幕”。在他写好之后，曾拿给我看过，问我有什么建议？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他，他所写的内容似乎和真相相去甚远。
他好脾气地告诉我，他仍然有义务为当事人保密，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得考虑到不能让当事人的形象显得很糟糕。
我对此不屑一顾，坦白告诉他，如果有一天我写下自己的经历时，落在纸上的每一个字都会和真实发生的事一模一样——因为我不是什么“作家”，缺乏虚构的想象力。
听了这话，达伦大笑起来。“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写下自己经历的故事的，就和以前许多老家伙做过的一样。想想看吧，孩子，你过着这样一种奇特而富有魅力的生活，这些经历只有你自己才心中有数，你怎么可能不把它们写下来呢？要不然，你只能懒懒地坐在寂寞里，无奈地等待黑夜的降临。”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达伦告别了这个世界。按照他的心愿，我和波尔——达伦的儿子——一起将他的骨灰撒在杰克逊公园中的泻湖里。不知这是不是也算作“来于尘，归于尘”的一种方式？
在我和妻子参加阿瑞佐纳的纪念仪式时，故地重游的感慨使我变得异常沉默。站在舰船白色的甲板上，我想到在这下面的深海里，不知有多少年轻男孩葬身于此。妻子注意到了我的反常，体贴地说：“再一次回到这儿，你一定觉得十分感慨。”
“是的。”
“你在这里服过役的。”
她只知道我曾在这附近服过兵役，那是在二战期间，我在太平洋上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服役。
我告诉她，是另外的一些事让我念念不忘。
“另外的一些事？”
“我曾经在战前来过这里。”
“是吗？”
“我从来没和你说过这件事。那一次，我是和卡莱斯·达伦一起来这儿办案。”
她不相信地笑笑，“怎么，你还认识卡莱斯·达伦吗？”
“是的，亲爱的。”我转移了话题，“亲爱的，你想过为什么夏威夷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才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吗？”
随后的几天里，我带她四处游览。我们租了一辆汽车，我领她去的那些地方不是游客如云的风景点，不过，风景更好。帕里仍然高高地矗立在那里，鲸鱼孔也“别来无恙”。然后我又带她去了那附近的海滩，那里曾被伊莎贝尔称为“我们的海滩”。我妻子一到那里，就兴奋地叫了起来。
“这就是影片《从现在到永远》里的海滩！”她惊喜地大声喊着，“波特·兰卡斯特和达伯拉姆·卡尔！就是在这儿，他们陶醉在爱情里，噢，那场面多动人！”
是的，是这样的。
但是时间已过得太久了，夏威夷早已变了很多。当年繁华的瓦奇蒂娱乐场变成了难看的高楼旅馆和廉价的纪念品商店，里面挤满了成批的日本游客。我们仍然住在皇家夏威夷，它倒没什么大的变化；不过，在它的周围又盖起了好几幢摩天大楼，相比之下，皇家夏威夷就显得有些矮小了。在原来的卡拉卡瓦街的十字路口又建起了一座新的商业中心。
在阿拉莫纳山谷一带，林立着各种各样的办公楼、商业中心和公寓住宅，那条通向海边的小路和海岸上的密林已被改建成了一座小型公园。我竭力在记忆中搜索着，却怎么也不能把眼前的景色和当年的贫民窟联系起来。
莫诺阿山谷中的那间小房——泰拉和迈西的家，仍然是以往的模样，甚至看上去比以前还要舒适，我不知道这里的主人是否听说过这房子的过去。乔·卡哈哈瓦遇害的那间小房比以前更加破败了，院子里杂草丛生，还停着一辆报废的汽车，而它周围的房子都整洁而体面。
“哦，天呐，”我把车停在对面的街口上，对着妻子说，“它看起来就像是灿烂笑容里的一颗烂牙。”
“这话说得不坏，”妻子朝我笑了笑，“要我把它记下来吗？”
“记下来？”
“等你写回忆录时好加在里面呀。”
“我说过要写回忆录吗？”
她曾在家里的壁橱中见过我手写的案情记录，大约是厚厚的一摞；而且，她知道，我一直把我参与的每个案子都忠实地记录下来。
“要知道，”她拿出支票本，在背面匆匆记下了这句话，“你以后会为这感激我的，亲爱的。”
谢谢你，亲爱的。
因为我确实用上了这句话，不是吗？而且我也写下了泰拉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