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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达伦很有表演才能，可我不得不承认卡雷比达伦毫不逊色，他甚至还能教上贝雷或威伯纳姆一两手呢。他展示了一张巨大的彩色人体结构图，上面用红色标记着子弹射入的路径，以及到处是血痕的房间照片。他还出示了血迹斑斑的浴巾和血衣。在这之后，他让陪审团传看了血衣以及沾满了血迹的床单。在卡雷的证物中还包括一条绳子、一个闪闪发亮的子弹和空弹壳。
在这整个过程中，达伦一直坐在椅子上，漫不经心地玩着铅笔。他偶尔提出反对意见，但从不诘问证人。福斯特克夫人始终一脸冰霜，毫无任何动情的表现。不过汤米又开始咬他的指甲了。
卡雷的最后一名证人是无可辩驳的：艾斯特·卡哈哈瓦，是乔的母亲，她并没有因达伦的反对而退席，相反地又为达伦增加了更多的苦恼。
就在这位瘦弱憔悴的女人走向证人席的时候，达伦站起了身，轻轻地张开双臂，挡住了她的路。然后达伦转向了法官，庄重地说道：“我们将承认这名证人所说的话，因为她是乔瑟夫·卡哈哈瓦的母亲，那天早上她看着他离开……任何……”
卡雷站了起来，“在这间审判室中有两位母亲，法官阁下。一名是被告，而另一名无任何防御之力——她的儿子死了。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两名都必须作证。”
“撤回提议。”达伦轻声说着。他一边向卡哈哈瓦夫人体谅地笑着，一边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卡哈哈瓦夫人的声音十分低哑，难以听清，可屋里的每个人都没错过一个字。在她作证时不停地用手帕拭泪，许多旁听者——虽然那些有钱的白人妇女是同情被告的——但也和她一起抽噎着。
“是的，这是他的衬衫，”当卡雷阴郁地将血衣给她看时，她说着，“这些是他的袜子和他的工装裤……是，是的，我刚刚洗过，把扣子钉好。”
“乔那天早上离开时身体健康吗？”
“是的。”
“你什么时候再见到他的？”
“星期六。在火葬场。”
“那是你儿子乔瑟夫吗？”
“是的。”
“谢谢，卡哈哈瓦夫人。我没有问题了。”
达伦的声音几乎低不可闻，“没有问题，法官阁下。”
当卡雷绅士一般地搀扶她从证人席上走下去的时候，四处同时响起了啜泣声。
达伦靠向我，他的头发颤动着，小声说道：“我知道会这样的，同情不可能只集中在一方。”
那一刻我觉得他很苍老，疲惫而苍老；卡雷则新鲜得像一朵雏菊，他一边神气活现地在原告席前踱来踱去，一边说道：“陈述完毕，法官阁下。”
法庭午间休庭了，和往常一样，达伦、林赛、他的委托人和我回到了扬格旅馆。大律师在露比的陪伴下，没吃中午饭就回房休息了，我们其他人乘电梯到房顶花园餐厅吃饭。鉴于我们的委托人根本不可能逃走，我们就让陈·阿帕那充当警方的护卫人员。
因为陈的在场，我们之间的交谈多是闲聊式的，从不涉及案情。林赛夫人和平时一样和我们一起进餐，夫妇俩彼此聊着。汤米和福斯特克夫人都很少开口，他们因为体会到处境的艰难而显得心事重重。
不过琼斯和罗德抽着烟，开着玩笑，倒是一对快乐的傻瓜。一头鬈发的罗德也很少说话，不过方头的琼斯是个自大的、喋喋不休的家伙。
“你注意到那名来自纽约的女记者的身材了吗？”
“我注意到了。”我一边附和着他的话，一边小口咬着我的腌肉、西红柿和三明治。
“我猜她喜欢我，”他正在急切地切着嫩牛排，“她一直想和我搭讪。”
“你不觉得这与谋杀案中你的被告身份有关吗？”
“她在我们四个中选中了我，不是吗？她向我不停地使眼色，是吧？”
“是吗？”
“你看见左边靠墙坐着的那个中国姑娘了吗？她长得不赖。法庭里还有很多长得漂亮的美国女人，你注意到了吗？”
这无赖居然比我还好色十倍。
我看着他，轻轻地笑了一下，然后说道：“你介意我提个建议吗？”
“说吧，内特。”他满不在乎地说道。
“我看见你一直在向那些女孩使眼色，我不觉得在这种场合下微笑是合乎情理的。”
他耸了耸肩，又夹起了一块土豆片，“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的。难道我不该让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好小伙子吗？”
陈·阿帕那正坐在我的身边吃着一碗炒饭，他用只有我才听得见的声音说：“自己的眼睛总是看不见自己的鼻子。”
下午重新开庭的时间又到了。达伦领着我们一行人走入了审判庭。这位全美最知名的刑事大律师打扮得十分随意，穿着一件压出皱褶的、肥大的白色亚麻衬衫，脸上是一副轻松的表情。在正式开庭之后，达伦站了起来，面向着法官席开始了他的陈词。
“法官阁下，我放弃我的开案陈词。”在他充满欺骗性的慢声细语下掩饰着他平时的粗声大气。
达伦的话音刚落，一阵微弱的失望叹息声就掠过了审判室，达伦拒绝表现他出色的演讲术，这使得所有的听众都感到有点儿失望。
“请传唤我的第一名证人，汤米·迈西上尉。”
观众们的失望叹息声立刻被一阵兴奋的私语取代了，汤米就像一个玩偶盒里的木偶似的站起身来，然后他快步走上证人席，几乎是喊着说完了誓词。
汤米穿着一套深蓝色西服，系着一条浅棕褐色的领带。达伦曾建议他选择既有些海军风格，同时又有点儿陆军气息的服装，汤米完全听从了达伦的建议。他孩子气的脸上带着相当紧张的表情，看起来介于阴郁和烦恼之间。
为了缓和汤米过于紧张的情绪，达伦不紧不慢地问起了他的履历情况：他的出生地，肯塔基州的温彻斯特。他的学历，海军军官学校毕业。在毕业那天与十六岁的泰拉·福斯特克举行了婚礼。他在海军的服役简历——美国勒星顿基地，新英格兰舰艇基地，康乃狄克，现已在珍珠港服役两年了。
接着，还是用着同样安慰性的、随意的口吻，达伦继续说道：“你还记得去年九月那个星期六晚上参加过的舞会吗？”
“我怎么可能忘记呢？”
就在这个时候，卡雷已经按捺不住地站了起来。
“晚会是在哪里进行的？”达伦又继续问着。
“是在阿拉迈酒吧，”汤米说道，“本来我的妻子不想去，可是我最后还是劝她去了。”
卡雷已经站在了法官席的前面，“法官阁下，我本来不想提出什么反对意见的，”他平静而认真地说着，“但是我觉得我方有权知道这一证言的相关性。”
达伦也走到了法官席前。卡雷转过身来，直视着达伦，面无表情地问道：“我想你是想介入阿拉莫纳案吧？”
“我是这么想的。”达伦老老实实地回答着。
“那么，法官阁下，如果被告律师想对其中任何的一名被告提出精神失常的抗辩，我们将不会反对这一证词。”
“我们的确想对那名开枪的被告提出有关精神失常的抗辩。”
卡雷皱着眉，一字一顿地说：“请问你是打算为迈西上尉提出精神失常的抗辩吗？”
达伦笑了，“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指出哪一名被告精神失常的最佳时机。”
卡雷摇着头，“不，除非原告方知道精神失常的抗辩是与迈西上尉有关的，否则的话，我方将反对这名证人就此事所作的证供。”
达伦摊开双手，他的样子就好像捧着本《圣经》似的，他不慌不忙地开了口：“尊敬的法官阁下，卡雷先生在开案陈词中认定所有的被告都负有同样的罪责。可是，现在为了他的方便，他又希望我把所有的被告分离开来。”
法官沉思着，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就好像是一名正在观看一场竞争激烈的网球赛的观众一样。
“法官阁下，”卡雷说道，“所有的人都十分清楚，被告律师早已经从美国大陆请来了两名著名的精神病理学专家，”原告律师首先向汤米做了个手势，然后又向其他的三名被告做了同样的手势。“我认为，原告一方有权知道达伦先生将对其中的哪一名被告提出精神失常的抗辩。”
“我当然很愿意把这一情况告诉辩方的律师。”达伦愉快地回答说。
卡雷紧紧地盯着达伦，急切地问道：“那么，究竟是谁呢？”
达伦兴高采烈地回答：“就是开枪的那一个呀！”
卡雷的脸一下子就涨红了，他反驳道：“原告一方有权知道提出精神失常抗辩的被告是哪一个，这样我方的精神病专家也可以对他进行相应的检查。”
“你方的精神病专家，”达伦说道：“应该是以反证证人的身份出庭吧？”
“当然。”卡雷不假思索地答道。
“虽然我在你们这块可爱的土地上是一名陌生人，卡雷先生，可是如果我对夏威夷法律程序的基本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我应该没有任何义务让我的委托人服从反证证人的检查。”
“法官阁下，这是极其不合理的。我反对。”卡雷有些沉不住气了，他的声音充满了恼怒。
“那么，”达伦沉稳地说着，好像卡雷的话只不过是掠过法庭的无害飞虫罢了，“如果原告津师愿意让他的精神病专家作为旁观者出席在听众席上，我当然不会反对。”
卡雷当然不能这么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每一名被告都不能直接接受律师的询问。在律师询问被告之前，他都先要向旁观席的精神病专家询问一下。“先生，你检查过这名被告了吗？”
坐在我身边的林赛笑了，这是他的主意，不过达伦表演得实在是天衣无缝。
“卡雷先生，你的反对被驳回。”戴维斯法官说道，“你可以继续提问了，达伦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