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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走到了那辆蓝色的敞篷小汽车的前面。我为伊莎贝尔打开了车门，她坐了进去。关于泰拉案件的谈话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我一直沿着俱乐部的围墙向前开着，没过多久，眼前的视野就豁然开阔起来，椰子树林，番木瓜园，绿油油的菜场，大型的鸡场，简易的宿营地，我们还经过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型奶牛场。
当我们沿着山脚的公路缓缓向上开的时候，椰树林更加茂密了。左侧乌黑闪亮的火山熔洞和右侧的悬崖——克克顶相映成趣。我在岔路口的标识牌前停了下来，标识牌显示左侧那条土路是通向“鲸鱼孔”的。我看了看起伏不平的道路，决定冒险而行。
在马达的轰鸣声中，我们的敞篷车在凹凸不平的硬上路上上下颠簸着，轮胎的摩擦声和耳旁的风声掺合到了一起。在这样的嘈杂声中，伊莎贝尔又开始发问了：“你该不会认为泰拉说的是谎话吧？”
我摇了摇头说道：“在去年九月份的那个夜晚里，泰拉确实出了事，是有关暴力的事，不像她在电话里告诉汤米的一样，她出了一些可怕的事。可是，我现在还不能确定她究竟出了什么事？”
伊莎贝尔又问道：“你认为那些可恶的有色人种的男孩是无辜的？”
我回答说：“我认为他们是无罪的，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伊莎贝尔皱着眉问道：“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我向她解释说：“他们很可能干了这件事，因为他们是一群不安定的小混子。‘无辜’只是道德性评语，‘无罪’是法律上的术语。他们的确是‘无罪’的，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控告他们。”
伊莎贝尔辩解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福斯特克夫人和汤米不得不想方设法地使他们认罪。”
我不想继续就这个问题和伊莎贝尔争论下去，可是从我近两周以来的调查情况来看，我根本无法为达伦的辩护词提供任何站得住脚的新情况。
在这两周里，我逐一地与阿拉莫纳案的主要证人谈过话，在与他们的谈话中我一无所获。相反地，我对泰拉这个人，她的“故事”以及她对荷瑞斯·伊达等人的确认——这些警方的“有效”证据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乔治·格伊斯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他是火奴鲁鲁德林汉姆保险公司里的一名出纳员。在去年九月份的那个夜晚，他和他的妻子去瓦奇蒂娱乐园跳舞。大约在十二点十分左右，他们离开了瓦奇蒂娱乐园，在附近的那家“汽车餐馆”吃面条。就在那个时候，他们看见一名穿着绿色裙子的年轻女人低着头走了过去。
格伊斯告诉我说：“她看上去好像是喝多了。就在她身后大约一码半左右，有一名白人男子始终跟在她的后面，大约一直跟了二十五码左右……后来，他快步赶上了她，可是他们还是一前一后地走着……那个男人似乎想过去抓住她，而那个女人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当时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一对刚刚吵过嘴的情侣。后来，他们两个人就在拐角的那家酒店不见了。”
“那名跟着她的男人大概什么样子？”
格伊斯想了想说：“像我刚才说过的，他是个白人，身高大约在五英尺九寸，看上去一百六十磅左右，中等体型。他的外表很整洁，看上去像一名士兵。”
或者是一名水手？
“他穿的什么衣服？”
“白色的衬衫，深色的长裤。他的裤子或许是蓝色的，或许是棕色的，这我就没太看清了。”
看起来还是女性的眼光更加敏锐细腻，格伊斯夫人对衣服的式样看得更加仔细，她详细描述了泰拉的服饰，甚至连后背处的那个小蝴蝶结都讲得十分细致。
在她的嘴里，泰拉是“喃喃自语着，走路的时候左右摇晃着的，甚至可以说是跌跌撞撞的。”
我又见了艾丽斯·阿玛拉齐，她大约二十岁左右，是一名小巧的、招人喜欢的女孩。她就在瓦奇蒂娱乐园对面的那家“伊纳路理发店”里工作，理发店是她父亲开的，他们全家就住在理发店的楼上。她是火奴鲁鲁众多的女理发师中的一员。
在去年九月份的那个夜晚，大约在十二点十五分左右的时候，她看见一名穿着绿衣服的白人妇女经过她的理发店。
“她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
“深色的金发。”
“当时还有别的人在她附近走着吗？”
“有一个男人，一个白人男子，在她身后很近的地方跟着她。”
“那个女人走路时是什么样子呢？”
“她垂着头，走得很不稳。”
“那名跟在她身后的白人男子穿着什么样的衣服？”
“白衬衫，深色便裤。”她想了想又补充道，“他没戴帽子。”
我又去见了几个那天晚上结伴去瓦奇蒂娱乐园跳舞的男人，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一名是本地的政府工作人员，一名是蔬菜店的老板，还有两个是夏威夷建材公司的建筑工人。
他们几个人在十二点十五分左右经过了伊纳路。其中的一个人，夏威夷州政府的前市政官吉米·罗恩说：“看见一名穿着蓝色或者是绿色衣服的妇人在路上走着，摇摇晃晃地好像喝醉了似的。”
就在罗恩和他的朋友们刚要从拐角处的百货商店转弯的时候，几名认识他的本地女孩喊住了他。于是他就停下了车，隔着车窗和她们聊了几句。也就在这个时候，他车上的另外几个人看到了一件“怪事”。
伊尤哥尼·波顿巴克说：“我看见了一辆车，车上大概有四、五个男人。他们把车停在了一个女孩旁边，从车上下来了两个人，拉住了那个女孩的手，似乎想强迫她进到他们的汽车里，在那个女孩的身后，似乎还有一个男人跟着。”
“她看上去喝多了，”他接着说，“那两个男人拉着她的胳膊，她似乎是想要从他们手里挣脱开。”
“那个女孩什么样？她是白人吗？”
伊尤哥尼笑着说：“我不知道，因为当时她正好背对着我。要是她当时面向我，我一定能分得出她是‘鬼佬’，还是‘黑鬼’，或是葡萄牙人。”
“那她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呢？”
伊尤哥尼摇着头说：“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是一件长裙。”
“什么样子呢？”我提示着，“是不是一件夜礼服呢？”
他耸了耸肩，“差不多吧。”
不过车上所有的人都没把他们看见的“怪”事当回事，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
我问其中的卡勒斯·陈，他是一名蔬菜店的老板，对于他所看到的这件事是否觉得不妥。
“没有，”他语气肯定地说道，“我想他们是朋友。”
“那么在那些人拉那个女孩上车的时候，你也不觉得吃惊？”
卡勒斯·陈耸了耸肩说道：“不。我想那个女孩只是喝多了，他们在帮她。就是这样。”
他们中没有任何人听到尖叫声或者看到厮打的场面。
虽然如此，他们所提供的证言与泰拉的“故事”仍有相吻合的地方，除了那可疑的时间之外。
可是，另一辆车上的“乘客”——一群去瓦奇蒂娱乐园游玩的姑娘小伙——却提供在案发时间伊达等人不在现场的证言。
据其中的塔斯米·迈斯摩塔讲，伊达的车就跟在他的车后开出了瓦奇蒂娱乐园。
塔斯米·迈斯摩塔，他的朋友们都叫他“塔兹”，长得十分高大魁梧，他是前夏威夷大学球队的足球明星，家境十分优裕，这就使得他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用来从事他所喜欢的足球运动。在我看来．他是一名本质不坏的富家公子哥，经常在运动场上消磨时光，偶尔也和一些赌徒打打交道。他与本尼·阿哈库罗的私人关系很好，会不会他有预谋想替朋友掩护呢？
他告诉我们，大约在十二点一刻左右他和伊达的车都开到了柏瑞塔纳街和福特街的十字路口处。阿哈库罗在那里下车回家，塔兹的车也停了一下。他车上的一个小伙子下了车，坐到伊达那辆福特越野车的车杠上和伊达他们闲聊了一会儿，还顺手扔给了阿哈库罗一盒火柴。当时在塔兹车上的其他男孩和两名夏威夷女孩都可以证实这一点。
据我看来，塔兹不像是在说假话，他是一个友善开朗的小伙子，而且在讲述的时候也没有流露出任何伪装过的痕迹。他的回答是自然而然，不像是经过了预先的安排。
我也询问了那两名夏威夷女孩，她们和塔兹说得大体一致。在我看来，她们两个不过是轻佻的本地姑娘，根本不可能事先精心策划好证词中的每一个环节。
在谈话中，我曾经问塔兹：“你在瓦奇蒂娱乐园里跳舞的时候，曾经见过本尼吗？”
他笑了笑说：“我不止见到了他，我们两个还同时邀请同一个女孩子跳舞来着。”
“谁赢得了那个舞伴呢？”
塔兹调皮地眨了眨眼睛说道：“她让我们两个都‘滚开’。”
乔治·克拉克是火奴鲁鲁建筑与管道公司的主管经理，是一个老实正派的中年人。他的妻子是一位慈和的中年妇女。
在去年九月份的那个夜晚，他们夫妇两人去他们的一位老朋友柏林普夫妇家里玩桥牌。差不多在十二点半左右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从柏林普夫妇家出来，然后打算去伊纳路的一家特色餐馆吃一顿夜宵。在去往伊纳路那家餐馆的路上，他们的车刚刚过了胡兹威尔街，在胡兹威尔街建有许多非法占地的破烂小屋，正在那个时候克拉克夫妇发现前方的路面上出现了一名身穿绿色衣服的白人女子，那个女人挥手示意他们停车。
那个女人当然就是泰拉·迈西。在克拉克向泰拉证明他们都是白人之后，泰拉请求克拉克夫妇开车送她回家。
当时泰拉的样子看上去有些糟糕，她头发蓬乱，脸上有着青紫色的瘀痕，整个嘴唇都肿胀着。
克拉克先生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