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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堡垒“B—29”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冒出来的技术上的成功。早在珍珠港事件前，亨利·阿诺德就认为需要生产一种长距离飞行的大型轰炸机保卫美国免遭纳粹的威胁。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亨利匆匆赶制B—29。他要求改进飞机的性能，亨利要求在正常情况下需要几年才完成的工作在几个月之内完成。然而制造出来的飞机被机械问题所困扰。发动机过热导致起火，颇负盛名的试飞员在试飞中机毁人亡。
没有人愿意驾驶B—29轰炸机，这一点自是在情理之中。所以亨利请求杜立特尔·吉米派最好的飞行员保罗·蒂贝茨驾驶。他曾首次驾驶美国战略轰炸机轰炸德国。他虽然刚29岁，但飞行技术娴熟，而且安静、沉稳，是一个善于鼓舞士气的领导者，蒂贝茨迅速实现这项计划，被称为“B—29先生”。
B—29轰炸机与其他飞机的区别就像步枪之于弹弓。在飞机发展史上，它的机体最大、最长、最宽、最重、最快，飞行距离最长，四个螺旋桨每个长16英尺。能携带10吨炸弹，同时还能每小时飞357英里。能为11位机组人员提供像客厅一样舒适的环境，它能在空中连续飞行16小时。其他机型在3万英尺高空时温度降至零下50度，人就要穿厚衣服，戴笨重的氧气罩，但这种“空中的卡迪拉克”备有机组人员密封箱，飞行员能穿日常衣服舒服地待在里面。一旦掌握了它的操作，它就会变成二次大战时杀伤力最强的武器。一位飞行员说：“舒适的气氛，整齐的铆钉，强有力的发动机，新型的轰炸瞄准器，这一切都让我们喜欢。它是一架非常漂亮的飞机。”
1944年6月15日，从中国起飞的B—29轰炸机执行对日本的第一次轰炸，目标为九州的钢铁厂。60架飞机在3万英尺高空锁定目标，却只有一枚炸弹击中钢厂，有7架轰炸机未归。这些在白天高空执行的轰炸任务并不奏效，大部分炸弹掉进了稻田，而不是钢铁熔炉上，而且还损失了过多的飞机。
为解决问题并证明B—29轰炸机有打胜仗的能力，亨利·阿诺德把他的爱将从欧洲调出来。他就是柯蒂斯·勒梅将军，只有38岁，是空军最年轻的将领。他很勇敢，曾在欧洲多次执行危险的轰炸任务。他身材高大健壮，话语轻柔，几英尺外很难听到他的声音。圆圆的脸庞永远凝结着愁容，这是轻微的贝尔式面瘫症造成的。他因沉稳和镇静自若的风格而闻名。他的一位下属说“他好像没有太拼命工作，但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善于思考”。而另一位下属则这样说：
在他为某事做出决定之前，他会倾听别人的意见，而自己一言不发。一旦决心一定，他会长久的仔细沉默思考如何用最简短的语言宣布他的决定。他认为人们讲话一两句就够了。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语句简捷，才使他周围聚了许多人。他有一种方法，让人听起来，像是考虑过所有的选择，然后才选择了惟一的可能。他言简意赅，说话简洁，似乎能使任何人相信，虽然他的决定出其不意，但可能是正确的。
由乔治·巴顿将军、文斯·隆巴迪和柯蒂斯三人组成的领导班子完全集中在一个目标：只许胜，不许败。他命令他的下属：“如果一个飞行员能锁定一个目标，即使不能返回，也不能中途而废。”正像有位飞行员对他的评价那样，“我们就是要击中目标。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似乎都无足轻重了。”柯蒂斯名声在外，他是一名严厉的将领，为取得结果，随时准备牺牲。一位飞行员说过，“勒梅将军接管空军后，他要将我们全部送死。”
柯蒂斯后来回忆起他下达的命令：“你们要驾驶着B—29轰炸机往前冲，击中目标；如果没有击中，你们就要被解雇。”他写到他知道自己身上的压力，“因为全美国就像一群狼一样吼着要轰炸日本。”
攻陷塞班岛后，柯蒂斯将B—29轰炸机群移师马里亚纳群岛。现在飞行员们离日本帝国近在咫尺。
柯蒂斯最初坚持空军行动原则——高空精确轰炸。但是当他的飞行员盘旋在日本上空3000英尺时，飞机被一阵阵从来没有人遭遇过的神秘风暴所袭击，好像众神发威，保护这个“日出之国”。这种不知名的妖风后来被命名为气流风，这种平流层疾风呼啸着从西伯利亚袭来，穿过日本海时，风速250英里／小时。如果B—29轰炸机与风向垂直飞行，飞机会向两边“滑动”，如果逆风而飞，飞机就成了不会移动的靶子，非常容易被防空炮火击中；如果顺风而飞，速度会达到450英里／小时，在如此快的速度下根本无法使用诺顿瞄准器瞄准。这种疾风还和在它下面六英里的爆炸目标之间形成一层层糟糕的气流。有一次111架飞机只有24架能看清靶子把炸弹投到它的附近。
亨利·阿诺德把这种每架价值60万美元的B—29轰炸机看成是结束战争的银色魔弹。如果柯蒂斯无法从国家的巨额投资中取得什么战果，那么战略轰炸方案将被彻底摒弃，海军也许会统帅B—29，比尔·米切尔想建立独立空军的梦想将化成泡影。“我们必须行动”，柯蒂斯说，“我必须尽快行动。”
柯蒂斯仔细审查了过去美国空军作战原则——日间高空精确轰炸，他决定将其彻底推翻。他要晚上采取行动。他要低空飞行，在疾风下面穿行。在夜幕中无法精确锁定目标，只好不加区别地狂轰滥炸。
“向低处飞”读者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是明智的，但是B—29轰炸机的飞行员听起来则像自杀。高空飞行的全部道理就是避免被地面炮火击中。飞行员在3万英尺的高度可以俯视地面，看清高射炮阵地向他们射击的情景。现在他们必须要直接进入黑色炮火圈内，就像让散兵坑的士兵突然离开保护掩体，朝着子弹飞来的方向猛冲。
但是柯蒂斯觉得他找到了日本防御的漏洞。对某些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大胆的猜想。他认为在3000英尺～10000英尺的高空，日本没有足够的防空火力。他要让他的飞机穿越这个空隙。但他的高射炮专家告诉他，如果这样做，他会失去70％的B—29轰炸机。但是他的直觉却告诉他结果不会像高射炮专家所说的那样，他希望使日军防空炮火感到惊讶而迷惑不解，然后在黑夜中仓促作出调整，他也考虑到日本战斗机不会在夜晚同美机对抗。在另一次大胆的举动中，他决定把B—29轰炸机上所有的机枪和弹药都卸下，使每架飞机多带2700磅凝固汽油弹。
为检验他的理论，柯蒂斯选择最大的目标东京，并且没有通知上司。他写道：
我要干，但我不会对阿诺德将军提前报告的。为什么？因为他现在一心只想从B—29轰炸机获取战果，如果我提出这项计划，他又预先认可，那么他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我不告诉他，计划彻底失败，劳而无功，他就会将我免职。指派他人接替我。他仍然有机会从B—29轰炸机获取战果。该计划很全面，很实用，我就这样办，一个字都不透露给阿诺德将军。
1945年3月9日，柯蒂斯向飞行员阐述了任务。首先是目标、路线和海陆营救安排。然后，他手夹香烟，稳稳地踩着大地，面向飞行员们宣布：“我把你们送到5000英尺的高空，不带枪、炮和弹药。”
飞行员们惊呆了，这是一个疯人向他们宣判死刑。“一股冰冷的恐惧感直逼飞行员的心头，许多人直言在不到1万英尺的高度空袭那座城市，他们不期待着安全返回。”
“我们都觉得勒梅下这样的命令简直是疯了，”飞行员菲斯克·汉利说，“这样低的高度，只有4000英尺～6000英尺，日本人会轻而易举用他们的高射炮把我们打下来。”
“我们想，他是疯了。”纽厄尔·费尔斯回忆说，“我们无法理解这个人。我们不得不卸下弹药……简直不可想象。”鲍勃·罗登豪斯认为，柯蒂斯已经丧失理智。“这会将飞机置身于炮火之中，飞机的设计不适合这样。我们不懂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罗伊·科林伍德说。“我们吓坏了。”乔·塔克相信他是刚刚听到了死刑的宣判。“我们想，天哪，残酷之极——他的胆量，我们的鲜血。”
但柯蒂斯认准了这可怕的做法是赢得战争所必须的。“不管你多么小心，你们要炸死许多平民，”他告诉飞行队，“成千上万的平民，但是如果你们不能摧毁日本工业，我们就要进攻日本了。想想如果进攻，多少美国人要丧命？有人说会达到100万。我们在和日本作战，我们受到日本的攻击。你们想杀掉日本人，还是让日本人杀死我们美国人？”关于屠杀平民的军事行动所牵扯道德上的问题，柯蒂斯只是说，“每个当兵的都会想到他的行为是否道义的问题，但任何战争都是不道德的。如果你让这些问题困扰你，就不是好士兵。”
1945年3月9日，星期五，下午五点三十五分，B—29轰炸机降落在关岛的临时机场，40分钟后降落在离东京更近的塞班岛和天宁岛。飞行员从关岛起飞时心情沉重，许多人都相信他们在飞向死亡。留在关岛的约翰·杰宁斯想，他再也见不到他的伙伴了。“我们都到停机坪向朋友告别，”他回忆说，“因为无人能在这样的高度飞行而活着回来。”
334架B—29晚上八点十五分升空了，他们排了400英里的长队，并肩飞行，呼啸着掠过硫黄岛和父岛的上空。他们在空中操纵着价值两亿美元的硬家伙。那时1700美元的年薪足以养活四口之家，一个哈佛大学生的学费是1000美元，纽约一家上好的酒店，一晚上房费也只要三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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