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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伦、格雷迪、马弗和吉米都是同一批报名参加海军的，他们一起在马里兰州、佛罗里达州、爱达荷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新兵训练营里接受正规训练。最开始阶段的训练内容和水手们的训练基本相同。“海军新兵训练营的生活很艰苦，”机枪手莱尔·康斯托克回忆说。“我整整12个星期没有离开过基地；我甚至有10个星期连身份证也没有。我们就是不停地训练和学习：练习打结，学习与船相关的知识，并了解海军的纪律与做事方式。”
美国海军的纪律很严明，但并没有日本军队里的那种暴力摧残。“在那么大的噪声中超负荷工作对于我们来说就算是一种折磨了。”文斯·卡纳扎回忆说。
在新兵训练营，“上面讲到，我们是拥有责任和权利的，”文斯解释道。“我们知道身为一名海军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知道如果违反了军纪该受到何种惩罚。但是作为个人，我们也拥有相应的权利。我们被清楚地告知，如果没有受到合适的对待，就有权请求保护。”美日两国的训练体系中另一点显著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对待领导者的态度。“我们曾经上过一节课，课堂上老师假设了一种情形，”文斯说。“我们从中学习如何与那些你认为做事有问题的人打交道，还学习了怎样有效地处理问题。”而日本军队培养出来的士兵只是出于敬畏和受到威慑一味地服从上面的命令和指示。在后来的太平洋战争中，一旦日军部队的指挥官被杀了，手下的士兵就会乱作一团，而美国的小伙子们就算是没有人指挥也能按部就班地继续作战。
海军为了选拔尖子，让炮兵连对新兵进行考核。“在被选中当飞行员的人当中，大多数人的分数都名列前茅，”文斯回忆道。战争结束60年了，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罗迪·道尔还清楚地记得那场考核有多难。罗迪是一名正规军水手，但他当时却想当一名机枪手。“我一直坚持自学机枪手的书，”他说。“我甚至现在都还能感觉到那本书就在我的口袋里。”最后，考试的那天到了。“他们在天上开了一枪然后就问，‘说，你看到了什么？’事实上，那是一发从飞机的防弹板后射出的子弹，防弹板就是用来防止子弹打到螺旋桨的东西。结果没有一个人通过那次考试，于是大家又回去接着努力学习。”
“所有的测试结束后，我的成绩排在前三名，”文斯·卡纳扎说。“他们说我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我那时候年轻气盛，看过一些电影之后就想去为祖国报仇。我当时就想当一名空中机枪手。”文斯、罗迪，还有其他机枪手们个子都不算高，坐在鱼雷轰炸机狭小的炮塔里刚刚好。“炮塔就是一个直径30英寸的球形舱，形状就像个网球似的，”罗迪说。“炮塔外有一个树脂玻璃罩，机枪就是从那里伸出的。炮塔内的座椅很小，你的后背必须紧贴在墙上。你的一只手放在能够扭转塔楼射击方向的操纵杆上，另一只手就放在机枪的扳机上。”正如机枪手罗伯特·奥弗鲍解释的那样，“整个炮塔都可以旋转，它是在一个圆形轨道上旋转的。有的时候你的膝盖就垫在下巴下面，但整个身体却是头朝下的，这时候炮塔就是以一个球形旋转的。”
飞行员往前看的时候，机枪手就面向后面，因此就成了飞行员的“后视镜”。机枪手L。E。布林森说道，“机枪手只能看到我们都去过哪里，但却看不到我们要去哪里。”
第四部分第十一章 前往太平洋（3）
一年半多的时间里，机枪手格伦和格雷迪一直在接受训练。新兵训练营的训练结束后，他们又被送往航空军械学校，在那里他们学习的节奏快、强度大。“我们每星期都要新学一门课，”莱尔·康斯托克回忆道。“第一周我们与各种工具打交道，扳手、螺丝刀啊什么的。后来我们开始接触小型枪，然后就是机关枪了。我们必须得知道枪上每部分零件的名称，并且要当场将它们拆卸下来。教官把我们眼睛蒙上，然后要求我们在一分钟内把一杆机枪拆卸后再组装起来。”
罗迪记起，“我们天天和那些枪打交道，直到最后对它们的一切了如指掌——在我们眼中，那些枪和牙刷没什么两样了。”
从军械学校毕业后，格雷迪和格伦继续去射击学校学习。格雷迪去了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格伦去了俄克拉何马州的普赛尔。“在那里，我们开始打双向飞碟，”莱尔·康斯托克说，“我们就在地面上的炮塔里练习，学习怎么开枪，怎么瞄准，怎么提高精确度。”
格伦和格雷迪的下一站是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尔堡，因为“飞机就在那儿”。康斯托克说道，“他们驾驶一架后面拖着靶子套的飞机，”他解释道。“每个机枪手都要把自己的弹药蘸上不同颜色的颜料，这便于我们查看是谁射中了靶子套。如果打出的200发子弹里能有10发打中，那你就已经非常非常幸运了。由于运动和速度的原因，你只有三秒钟的时间瞄准靶子套然后立即射击。”
若想在以每小时200英里的速度飞行的飞机上射中目标，就需要大量的练习。罗迪·道尔在报名当机枪手之前曾经是地面射击场的教练，因此他可以省去在射击学校学习的这一步骤。然而，他在去飞行中队报到之前从未在飞机上开过枪。“我对上校说，我需要经过训练才能上飞机，可他却说：‘你就上去吧，扣动扳机，朝目标开火，’”罗迪说道，“于是我就上了飞机，结果却打中了我自己那架飞机的机尾。于是我们不得不紧急降落，当时旁边还有救护车等在那里准备救护。真是太可怕了。”
“上校走上前来对我笑着说：‘你干得没错；你提醒了我，是我的错。’”
“一位军官竟能在一个新兵面前承认错误，那感觉真不错。”罗迪说道。
这些机枪手们训练的内容就是要把日本飞机从天上打下去，他们虽然都很年轻，但却像大人一样做着了不起的事情。格雷迪·约克和格伦·弗雷泽那时候只有18岁。和他们一起的机枪手乔·波恩回忆道，“格雷迪看上去就像个16岁的小男孩。”当时，同样年轻的不只是格雷迪和格伦两个。肯·梅雷迪思告诉我，“那时候我们都还只是孩子。”
格雷迪白天摆弄机枪，到了休息的时候就一个人呆着。他喜欢写信和画飞机。“格雷迪很少和我们一起玩，”肯·梅雷迪思回忆道，“他是个自制力很强的人，而且很聪明。”文斯·卡纳扎记得“格雷迪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从不说脏话。‘蠢东西’就算是我听他说过的最难听的词儿了”。拉尔夫·森奇沃尔特回忆道，“格雷迪不说脏话，而且他也不喜欢别人说脏话。我们常常因为这个开他的玩笑，但我们也非常尊重他。”
从格雷迪写给家里的信中就能看出，他是一个很脆弱、很温顺的男孩儿。他因自己能为国效力而感到骄傲，但同时，他也非常想家。在新兵训练营的时候，他有一封给妈妈的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妈妈，啊，我真的很孤独。我离开家已经这么久了。”那个时候，格雷迪离开妈妈刚好60天。
格雷迪不喜欢和男孩们一起喝酒，但他对女孩子还是很留意的。我在他的信件中发现了吉恩·夏普和鲁思·帕特森两位姑娘写给他的求爱信。在格雷迪的小黑本子中，我只找到了一个男生和三个亲戚的名字，其他的24个都是女孩名字。
在一封写于1943年11月25日的信中，格雷迪对妈妈讲到他在交战中开飞机将会是件危险的事情。“最近我们这里发生了好多惊险的事儿，”他写道，“有天早上，一个男孩被螺旋桨绞死了。同一天晚上又有两架飞机撞到了一起，死了不止两个人。第二天又有一名飞行员的飞机在沼泽地里坠毁了，当时他就在我右侧飞行，我认识他。我想他们这些人之所以死去了，大概是因为上帝要他们离去的时间到了吧。”
但格雷迪仍坚信他的上帝会保护他。1943年11月29日，他在给妈妈的信中写道：“前几天夜里，有几个男孩想让我和他们一起去酒吧。他们说，你妈妈不在这儿，你就和我们一起去吧。然而，我对自己说，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么不论何时何地你都是一个基督徒。听起来很好玩——他们觉得只要您看不到，我就可以和他们去玩了。不过，我知道有比和他们一起玩更好的事情。”在12月28日的信里，他写道：“平安夜那天，所有的男孩，或者说大多数的男孩们都出去玩了，他们后来都喝醉了。我想他们也许认为应该那样庆祝上帝的生日吧。我那架飞机上的无线电技师整晚都泡在一个廉价小酒馆里，可第二天一早又和我们一起去飞行。”
格雷迪信中提到的那个无线电技师大概就是像吉米·戴伊那种不好管教的人，或者与喜欢在街上闲逛的马弗·梅尔尚一个样。整晚狂欢作乐，紧接着再飞行一整天——这种事情对他们两人来说并不算什么。“复仇者”上的无线电技师在机枪手下方的一个狭小空间里工作。他的工作空间比机枪手的炮塔只略微大一点点。“位于炮塔下面的无线电技师的小隔间非常小，但并不像炮塔那么狭促，”拉尔夫·森奇沃尔特回忆道，“当炸弹舱的舱门从下面打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下面的一切。”
无线电技师有一架30毫米口径的机枪，他们可以从飞机的后面向外开火，所以他们也要接受射击训练。但毫无疑问，他们训练的重点是使他们成为无线电方面的专家。“首先我们必须要学各种密码，”来自亚特兰大的无线电技师比尔·史密斯对我说，“B就是‘嗒嘀嘀嘀’，C就是‘嗒嘀嗒嘀’，诸如此类。我敢打赌你肯定不知道当火车经过交叉道口的时候竟是发着摩尔斯电码的。它们发出的是字母Q，它可能想说，瞧，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