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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在会下也专门主动与张国焘作了一次长谈，倾心相告：“我说国焘同志，你这个 ‘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
张国焘却执迷不悟，反而劝说朱德：“总司令，你最好能出个面，帮我做一些新的中央 的工作。毛泽东他们应该承认我们这个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
朱德的态度非常坚决：“这绝对办不到！国焘同志，你听我再次劝说一句，事情不要做 得太绝了，留下一点转圜余地，对党对红军对你自己绝对有百利而无一害。我说别的话如果 你没有记住，那么，请你记住今天我说的这一句话：”给自己留下一点转圜余地。“
张国焘被朱德宽宏的人格力量所震慑，久久没有再说出一句话来。朱德的“转圜余地” 这句话，张国焘果然铭记住了，这使他在以后的言行中不能不有所收敛。近40年后，他还 把这句话写进自己的回忆录中。
朱德、刘伯承等人在会上会下坚决表示反对另立“第二中央”，这对张国焘起了很大的 制约作用，他虽然私自宣布成立了“第二中央”，但却一直没有敢对外公开宣布。他等待着 时机，决定在南下有了轰动的战绩后再揭“龙虎榜”。
朱德和刘伯承等人只好在私下里商议对策，策划对付张国焘的办法。
“张国焘这个人，我算看透他了，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 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跟肯定就在打哆嗦。”朱德蔑视地说。
“对，看得出他心里是很不踏实的。不过，总司令你要多注意自己的安全。就是这种忽 左忽右的人，才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刘伯承提醒说。
“现在张国焘造反，我们的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坚持坚持吧！ 我们人少，却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但在逆境中我们不 能踏步走，我绝对不能当‘空头总司令’，你也不能当‘空头总参谋长’。”
刘伯承也坚定地说：“对，从爱护和发展红军力量出发，我们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只 要革命，只要打蒋介石，全国红军总有一天会走到一块的。”
怀着矛盾的心理，朱德不得不随着南下的红军行动了。徐向前在后来的回忆中，对朱德 在南下途中的这种复杂心情有较为详细地描述，他说：“朱德总司令虽然不同意张国焘的分 裂主义行为，但认为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局面，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 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他又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 到一起。因而，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 定下决心。”
红军各部队指战员到了这时，也开始先后得知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消息，深感不可理解， 在行军途中或休息中，有人开始心存疑问，反复琢磨其中的因由，偷偷议论。
“怎么又成立了一个中央呢？”军、师一级的干部有的表示十分不可理解。
“中央也应该是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怎么能就这样随随便便成立了呢？”团、营干部有 人单纯地想到了组织原则。
“这是搞什么名堂？两个中央，一个连队能有两个支部吗？”连、排干部身处基层，只 能以小比大，越比越感觉到“两个中央”不成体统。
不过，议论毕竟是议论，大家仍然是按照命令一步一步地南下了。几天后，这种议论声 很快也听不到了，但这并不是大家解除了疑问，而是有口不敢张。因为就在这时，有条消息 迅速传开来，红31军军长余天云在懋功自杀。
余天云军长对张国焘的家长式作风一向很反感，说了几句张国焘不愿听的话，张国焘就 把他的军长撤了，送入红军大学高干班学习。余军长也的确有着他自身的缺点，他脾气暴 躁，目中无人，身上有着张国焘军阀作风的影子。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余天云又与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发生了矛盾。他看不起何畏，认为何 畏在红9军打仗不如他，他是主力部队的军长，反而受何畏的管束，越发从内心大为不满。 一轮到何畏作报告或上课，余天云就带头邀请一些学员在附近遛马赛跑，故意与何畏捣乱。 可这个白天不愿做学生的余天云，到了晚上却又口口声声喊何畏“老师”。原来在这时，红 军大学只有何畏带着妻子行军打仗，余天云为了捉弄何畏，每天半夜里一见何畏的房间熄 灯，就去敲房门，说有问题不明白，没有学懂，大家也讨论不清，请“老师”给予解答疑 问。何畏对此真是被捉弄得哭笑不得。特别是有次余天云在公开场所拿出手枪，扬言要枪毙 两个人，其中一个他即暗指的是何畏。
余天云与何畏的矛盾不断激化。何畏给张国焘打了小报告，张国焘宣布给余天云以纪律 处分。个性很强的余天云对这所谓的处分很是不满，与张国焘的对抗情绪越来越大，在校期 间又与地方干部吵了一架。如果仅仅是这些琐碎小事，张国焘对余天云这位战将还是有怜悯 之心的。但最令张国焘不满的是据何畏报告，余天云对南下开始有微词，张国焘即找个借口 下令逮捕了余天云，由保卫局看押，禁闭在红军大学。对此，余天云更加不满，有次他吞黄 金自杀，经抢救未死。
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中，凡是由保卫局看押并沾上了“反对南下”的政治大问题，在众 人的眼中必是“阶级敌人”无疑，其地位甚至不如俘虏。因此，在南下途中过懋功铁索桥 时，根据张国焘旨意把余天云当作“犯人”看待的何畏，非让余天云去背大米袋。当时同行 的有许多人是余军长的部下，也有红一方面军的人，都暗中知道余军长因反对南下的“犯 罪”真相，对张国焘这种虐待行为敢怒而不敢言，只能从眼神中流露出对余军长的遭遇表示 同情和不平。但这些默言和双目相视，对余天云来说，好像是刀剐火烫，他的自尊心向来很 强，面子观念极重，怎能再忍受这心灵上的创伤。他背着米袋颤悠悠走上了铁索桥，他的 脸色在众人的注视下变得非常难看。他一定在想到张国焘的权势越来越大，“平反”几乎无 望，他失去了生存下去的信心。突然间，余天云在众目睽睽之下，扔掉米袋由铁索桥向河水 中投去。
余军长自杀了！在场的人无不一个个惊讶得目瞪口呆。没有人敢说一个“救”字，其实 说救也救不上来。湍急的激流打着漩涡奔腾而去，余军长转眼间就不见了。这件事一时在红 四方面军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但是，随着张国焘又制造的新的迫害事件的发生，余军长的 自杀又很快被别的新闻所代替，犹如余军长投河的瞬间，一切都被激流转眼间淹没。
一个军长既然已如此绝望，基层干部战士心有余悸者也就不在少数了。
“走吧，革命不分前后，革命也不分南北帮。”绝大多数红军基层指战员就是这样在难 明上级意图的情况下，认定只要打国民党和土豪劣绅就是革命，聚集在红旗下向南挺进。他 们不必要也没有必要考虑那些政治路线上的大问题。不管政治家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口号，战 士先以服从班头为第一天职，古今中外都是同一个理。
南下的红军行动后，朱德积极协助总部制定各种作战计划。10月7日，红军总部发布 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命令红军一部钳制马塘、梦笔山一带 之敌人，以掩护主力采取秘密迅疾战术，分别由观音铁桥及党坝沿大小金川两岸夹河并进， 配合夺取绥靖、崇化，然后夺取丹巴、懋功，以此作为南下出天全、芦山、邛崃、大邑的依 托。
10月8日，红军分左右两路纵队，沿大小金川沿岸急进。
大小金川地区，地形复杂，不便大部队展开，利守难攻。在这里，红军所面对的敌人主 要是四川地方军阀部队近7个旅的兵力。它们分别是：川军刘文辉部的两个旅防守在大金川 沿岸的绥靖、崇化、丹巴一线，川军杨森部的4个旅另1个团防守在大金川以东小金川沿岸 的懋功、抚边、达维一线，川军邓锡侯部的1个团防守在达维以东的日隆关、巴郎山等地。
红军按照原计划发起战役后，右纵队首先发起抢占观音铁桥渡河的战斗，但抢渡受阻， 延迟了出动时间。10月11日，左纵队红4军部队从党坝地区抢渡大金川，第30军的3 个师和第9军的第27师随即投入战斗。左纵队抢渡成功后，沿河急进绥靖、丹巴、抚边、 懋功、达维、日隆关、巴郎山等地。激战至20日，红军共击溃川军杨森部、刘文辉部、邓 锡侯部5个旅另2个团，毙俘敌30＃＃余人。此战，红军由于右纵队渡河受阻，并在左纵 队激战时未能给予有效支援，延迟10多天过河，仅靠左纵队奋战，未能集中两个纵队的兵 力，致使战斗打成了击溃战，未能达成预定战役效果。
南下的红军第一仗虽然以小胜推进了兵锋，但也明显暴露了协同上的问题，说到底，红 军中不同的政治观点反映到战术协作上必然也会带有“分裂”倾向，由此也注定了张国焘的 南下在作战上不可能获取大胜。张国焘为此大发了一顿火，但这时也只好在最后以息事宁人 为结局而了事。
经过如此几次战斗后，原来喊破嗓子要南下的张国焘，到了这时却对南下渐渐感到没有 办法，打不开局面，没有出路，变得消极起来。因此，他一直嚷嚷着要避开敌军锋芒，向西 躲到道孚一带去，对主动地进攻敌人不再感兴趣。
“怎么能这个样呢？部队还没有全面展开，就忽左忽右。”朱德生气地说，他来到前敌 总指挥部，与徐向前等一起指挥作战。
红军指战员关心着朱德。李伯钊想方设法见到了朱德，像见到了亲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