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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懿、僖两帝给人的感觉太坏了，所以一旦有品行稍佳的天子出世，有了一个对比，人们便很容易为内中的情绪所感动。他们也不想一想，在如今的现状下，即使尧、舜再世，又当如何？！
昭宗胜于两位先帝之处在于他还知道要尽一些天子的责任。事到如今，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很明显：一是清明朝政，翦除宦官；二是振作威令，消灭割据。昭宗是明白这一点的。他的英明在此，可他的失败也在于此。
为什么？在特定的危急时势下，假如一个人简简单单地随意做来，哪怕是浑浑噩噩地无所措施，相反倒能够平和局面，因为事情既按照它本身的趋势而发展，则必然会耗尽内力，分化消弭，归于结束。若是自认聪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倒是会激化冲突并带来新的问题。就像一个弥留之人，尽管病入膏肓，可自身仍有抵抗力存在，若以不病视之，未必就不能让其生命力自行焕发而恢复生机。强作解人，以为阵痛之后必有大愈，反而有可能让阵痛危及生命。先圣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正是这么个道理。目前的危局，已成一触即发之态，昭宗不思进取还好，一思动作，便将葬送帝国。
可是，昭宗是个有志向的天子，和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帝王一样，一生所求，就是青史留名，他不可能不思振作。大顺这是昭宗的第二个年号元年（公元890年）五月，皇上在藩镇朱全忠（时为宣武节度使）、赫连铎（时为云州防御使）、李匡范（时为卢龙节度使）的倡议下和宰相张濬、孔纬的附和中下诏讨伐李克用，走出了第一步。
李克用是该讨伐，因为他势力最强也最不安分，不断侵犯邻镇，扩张领地。正好时下也有个机会：几个月前他刚刚损失了一支强有力的部队。但关键在于，讨伐克用会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换句话说，会不会给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前一个疑虑是很正常的，克用是最强的藩镇，以现在朝廷的力量首先去碰最硬的石头，必然是得不偿失；而后一种担心就更容易产生了，朱全忠等人是最有可能从讨伐克用的行动中大捞一票的，凡是真正的明白人，都一眼可以看出背后的隐患。难道皇上就看不出吗？
昭宗确实有点困惑。在朝议上天子就说：“克用有复兴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人将怎么说我？”
大多数朝官更是以为不可，杨复恭也表示反对。虽然他的动机倒也并非在此，而是出于和克用的私交，但他的一句话却颇能代表大家的观点，就是：“宗庙甫安，不宜更造兵端。”
可当朝宰相张濬、孔纬却坚决赞成。张濬说：“机会千载难逢！今日失之，后悔莫及！”孔纬说：“讨平克用，万世之利！”张濬又拍胸脯：“陛下付臣兵权，克用旬月可平！”孔纬便跟着说大话：“馈运、犒赏之费，支持两年绝无问题！”当今的天子是个信赖朝臣的人，在这番话下，不下诏讨伐倒是不合情理的了。
张濬何人？此公当年曾在克用手下做事，好空谈、不务实，克用一贯就看不起他。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张濬入相，克用对人道：“他日交乱天下，必是此人。”话传到张濬耳里，他便将克用恨之入骨。此番借机生事，目的就是公报私仇。张濬的另外一个动机是要排挤杨复恭，因为他最初是依靠复恭爬上高位的，可当复恭被田令孜挤压失势后，他又转投令孜。复恭再度得势，张濬就难以自处了。想要得宠就务得立功，所以他才要一味主战。这后一层原因，恐怕也最合天子心意，因为昭宗一即位就感到了，宦官尤其是杨复恭，是自己恢复天子权威的最大障碍。
这个事端的后果自不待言，一年不到，张濬领导的兵马被克用打得大败，而杨复恭不愿坐以待毙，又在后方叛乱，结果导致畿辅三镇的李茂贞、王行瑜、韩建乘机胁迫朝廷，帝国的威信再次扫地殆尽。
第七章 崩溃崩溃（7）
三镇是凤翔、邠宁和华州。三大强藩地处畿辅，临近长安，弄得不好，就会造成当年玄宗、德宗乃至僖宗鸾驾播迁的后果。果不其然，景福昭宗的第三个年号元年（公元892年），李茂贞以求官不遂，进逼长安，迫使昭宗杀掉了力主对他开战的宰相杜让能，又逼皇上杀掉了身边的三个大宦官，使天子成了地道的孤家寡人：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李茂贞纠结王行瑜、韩建再入京城，又杀宰相李谿、韦昭度，进而谋废天子，猖狂到了极点。可怜英明过于其兄僖宗的昭宗皇帝，还是不免狼狈出逃。
这时朱全忠仍在忙于河南、淮南的作战，无暇北图。又是李克用出头，遣兵三千急赴皇驾所在地石门关，同时发兵击败了王行瑜，又给凤翔李茂贞以强大压力，逼使他暂表归顺，终于又为王室立了一大功。但好景不长，乾宁三年（公元896年）李茂贞、韩建又叛，再入长安。这一次更为厉害，茂贞烧宫室、毁市肆，韩建则解散禁军、遍杀诸王，甚至还派兵包围了昭宗在华州的行宫，胁迫昭宗达两年之久。此时就连李克用也无可奈何了，因为朱全忠已经不甘寂寞，参与到这场大纷乱里。乾宁三年（公元896年）六月至十月，全忠在魏州一带数次攻击李克用，声势日见其盛；一年后又举兵东进，最后郓、齐、曹、棣、兖、沂、密、徐、宿、陈、许、滑、郑、濮等州五镇之地尽归全忠。只是他的老对手，时为宣歙观察使的杨行密，力保江、淮之地，没被全忠收归。尽管如此，全忠已逐步兼并了中原的广大地区，此时的全忠再也不比当年，他手上有强兵数万、土地千里，业已有了坚实的基础，可以和强大的李克用相颉颃。接下来就该轮到他也开始走第二步：挟天子以令诸侯了。乾宁三年（公元896年）七月，全忠与河南尹张全义及关东诸侯表请迁都洛阳，给关中的悖逆之辈以极大的震慑。
在此情形下，李茂贞、韩建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担心起来，太原李克用既不能一日除之，而汴梁的朱全忠又虎视眈眈，他们不愿两面树敌，于是便寻求妥协。这年十月，茂贞上表请罪，请献钱十五万缗，助修宫室，而韩建亦致书克用愿意修好，乾宁五年（公元898年）正月，李、韩二人在洛阳朱全忠一连串的压力下，不得不急修宫殿，奉昭宗还驾长安。八月，昭宗回京，改元“光化”。这时，朱全忠会同魏博镇罗绍威，与太原李克用、幽州刘仁恭联盟展开了一场空前对抗，光化二年（公元899年）正月，先败仁恭，乘势进攻河中、河东；光化三年（公元900年）九月，再败仁恭，又取镇、景、莫、祁、定等州，成德、义武两镇均向全忠请和，至此，河北诸镇全部归到他的手中。光化四年（公元901年）四月，全忠发六路兵攻李克用，连下数州，直逼晋阳。克用大为窘迫，亲自登城指挥，数十天里，衣不解带，未遑饮食。五月，全忠因粮食补给发生问题，又以久雨不止，士卒多病，这才解围而还。朱、李力量之比终于颠倒，形势又变。
灭唐祚者朱全忠，可以说是确切无疑的了。
看来昭宗的一切作为，实质上就是让真正的颠覆者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而已，此外一无是处。尽管他看起来要比他的前任高明许多，但也无法避免充当一个悲剧角色的命运。昭宗把帝国的国祚延续了几年，最终拖进了十世纪，可实际上当他在华州陷入韩建手中时，就已经宣告了帝国的灭亡。
六
昭宗最后的错误是十世纪初酿成的。
悲哀至极的天子开始走向极端。从华州回京后，昭宗开始酗酒，变得性情暴躁，喜怒无常。他此际已是既无权威，又无倚靠的空头天子，所能做的一切，便就是把他所剩下的勇气化为对家奴的凶残暴戾，他要对宦官开刀。光化三年（公元900年）上半年，昭宗与宰相崔胤谋议，于六月份先将两位专权的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清除出京并不日赐死，揭开了序幕。
这又是昭宗太过于“英明”了。宦官固是天子的敌人，但昭宗在如此纷乱的时代尚能坚持时日，宦官倒也功不可没，是他们努力在维系着皇帝的存在。与朝士不同，没有了天子也就没有了宦官，朝士可以抛弃理念，可以弃暗投明，但宦官则不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别无选择，只有和天子或者说是和他们的天子站在一起。历次兵变而使皇驾播迁，都是宦官们临危不惧，护驾出逃。天子其时并不是不想带走文官，一是事起仓促，二是文官大都是书生，在那种场合下，实在也没什么用。而宦官典掌禁军多年，毕竟还是有随机应变能力的，至少他们很会保护皇上，更不能容忍帝位的空虚，在这一点上甚至比恪守传统的士大夫们还要坚决。所以他们即使擅权专政，骄横跋扈，但在实质上与天子是同一个联盟。在其他任何时候，恢复王权都必须清除宦官，但在中央政权已行将就木的时刻，却万万不可走这一条路。
此时此刻，宦官、朝士、藩镇三者对于天子是十分微妙的，若无法控制其中某一方坐大，最低限度也绝不能让其中的某一方消失。昭宗对宦官动手，只有倚靠朝官，可朝廷无兵，所以朝官还得倚仗地方强藩；藩镇之间本有矛盾，又会各为其援。三者中各有两方合纵连横，势必兵戈再兴，后果岂堪设想！
这一年十一月的一天，皇上出外畋猎，夜半回宫，不知何事突然暴怒，亲手杀死了数名近侍宦官和宫女，一下子使宫内震动，大小宦官人人自危。其时，四大宦官首领是左、右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左、右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四人此次已势无可忍，立即发难。第二天，率禁军千人破宫门而入。
他们的理由很充分：“主上所为如是，岂可治理天下！废昏立明，自古有之，此乃为社稷安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