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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击破中壮大自身力量。然而当势力强盛后再不考虑建立根据地，却是重大的失策。当年的安禄山和朱泚也都占领了长安，可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后方，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显得十分充分，因而即使名不正言不顺，也坚持了很多时间。黄巢转战半个中国，结果连这一点都未做到，最后以几十万大军困守长安，内无粮草之给，外无兵马之援，时间一长，众心分离，士气衰落，遂不免一败涂地。
在进占长安三年后，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四月，黄巢兵败东走。第二年六月十七日，黄巢退至泰山虎狼谷时，追兵已在身后。眼见不济，黄巢万念俱灰，嘱其甥林言动手，林言不忍，黄巢遂拔剑自刎。自乾符二年（公元875年）起事至今，前后正好十年。
这一场农民战争是帝国深沉危机爆发的结果。黄巢虽然兵败自刎，其余部力量也随之分崩离析，但事物的内部矛盾是无法由此而得缓解的，显然，这一次已到了非彻底解决而不可的地步。一个政权的灭亡不外乎肇于三端：一是内忧，二是外患，三是自身政治的腐败。政治的败坏导致内忧，内忧则引发外患，而外患又通过二者激化矛盾，最终一同爆发，一起灭亡。此三端互为关联，缺一不可。不幸的是，这一切条件已经全部具备。黄巢的革命虽没能直接完成天降大任，却证明了无情的事实：帝国最后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了。
四
广明二年（公元881年）七月，流亡蜀中的僖宗改元“中和”。中和三年（公元883年）黄巢退出长安，一年后败死，又一年后僖宗再改元“光启”，这年正月，皇驾方从蜀中还京。这时，天子制命所及，只有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的数十州而已。十几个大镇包括一个黄巢起事时借入援之机占据了河东的少数民族沙陀的武装，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可以说，“王道”已荡然无存。
这时有两个人物必须提及，一位叫朱温，一位叫李克用。
朱温，宋州砀山人，幼时曾随其母在人家当佣工，是地道的劳苦出身。黄巢率军渡淮后，朱温参加了起事队伍，当时年仅二十多岁。这个人天资聪明，也颇为英勇善战，不久便成为黄巢军中的一位干将。往往越是出身于下层社会的人，其物质欲望和权力欲望就越为强烈，朱温的身上集中了流氓无产者所有的秉性，既有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优点，也有阴险凶虐、首鼠两端的劣性，这种人参与革命没有一丝一毫的理想成分，完全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因而，在自身目的不能达到的情况下，他就必然会改弦易辙，成为一个变节者。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正月，困守长安的农民军已经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处境时，黄巢任命朱温为同州刺史，却又叫他自取其地。还好，同州守将不战而走，朱温占据了同州。在黄巢军已开始军心涣散时，朱温多少算是尽了一点责。但从这时开始，朱温已经发觉黄巢并不是能使自己达到目标的人。
这年的二月以后，朱温受到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节节压迫，力不能支，屡向黄巢求援。黄巢此际已经是顾首难顾尾，根本无暇理会。这一来，就把朱温推给了对方。九月，朱温理所当然地以同州“归国”，投降了王重荣，并以舅礼视之。僖宗任命其为金吾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赐名“全忠”。从此，朱全忠便成为九世纪最后二十年的风云人物之一，谁也没能想到的是，正是在这位朱全忠手上，帝国结束了绵延三百多年的历史。
当然，这一切尚没有发生，朱全忠目前还算是一个小人物。可他却是由叛臣贼子而来的地方军镇的最好代表，其不可能“全忠”于朝廷的事实是不言自明的。
另外的一位李克用是沙陀人，说起他来，倒要多费一些功夫。
沙陀是突厥族的别部，本朝初年，其部散居于现在的天山一带。隋朝文帝时期，中国强大，突厥分裂为东、西二部，势力变弱。可到了隋炀帝后，中原纷乱，突厥则乘机而起，成为最严重的外患。本朝太宗皇帝凭借渐趋强盛的国力，与其展开抗争，一举灭掉了东突厥。后来的高宗皇帝又消灭了西突厥，使突厥部落分化瓦解成若干个小部落，并慢慢地成为帝国的内附国。沙陀也是其中的一个。
古代的先知先圣们都毫不怀疑地认为，中国是四海的中心，它有责任，有义务也有力量成为天下大家的庇护者，就如同一位严厉而慈祥的家长对待自己所有的孩子一样，不求报答地施予爱护，予以教导，赏善罚恶，让神圣的泽惠遍及四海。多少年来，发达而强大的中国都是这样做的，而本朝尤其突出，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原则和信念。
可是，如此博大的胸怀和气度需要非凡的正义感、责任心、坚韧不拔的忍耐力和强大的力量，更要具备无怨无悔的牺牲精神，本朝和前代的汉朝一样，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主要的就是耗费过度而疲弊百姓。而那些内附诸国，一时不能为先进的文化所感化，囿于自身的利益，往往横生事端。比如沙陀，在八世纪的公元789年，又倒附吐蕃，共同攻占了帝国的西北重镇北庭都护府。后来吐蕃攻扰帝国边境，常常就是以沙陀军为前锋。
第七章 崩溃崩溃（5）
对这种情形，太宗皇帝早就有所感慨。本朝立国之初的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的十二月，葱岭以西的一个小国“康国”遣使长安请求内附，太宗即不肯接受。太宗皇帝对臣下道：
“接受康国内附，一旦彼有急难，中国即有不得不救之责任。师行万里，岂不疲劳！”
太宗在对外政策上，既有保持原则的一面，也有极为实际的一面。他的两位继承者高宗和玄宗就没有这种眼光，一味博取国家名义上的荣誉而忘掉了为民众谋取实利，结果使帝国的负担变得极为沉重。先有突厥后有吐蕃，相继在边境上为患，并乘着帝国的内乱和实力的衰弱，渐渐强大起来。就连九世纪上半叶被吐蕃压迫而不得不内附到盐州的沙陀残部，也慢慢地恢复了力量。到了宪宗和武宗时期，朝廷对几大藩镇开战时，沙陀军都出了大力。懿宗时，沙陀首领朱邪赤心率骑兵助剿庞勋有功，被赐名李国昌，又因防御回鹘而做到振武节度使。李国昌的儿子就是李克用，父子二人自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起开始不受朝命，屡在河东生事。朝廷派军与战，甚至借来吐谷浑、萨葛两部落兵合围，在遭受一系列败仗后，于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七月击败了李国昌。沙陀部众离溃，国昌父子二人率残部逃奔鞑靼部。也就在这一年，黄巢攻占了长安，这个契机改变了李克用的一生。
中和元年（公元881年）三月，在代北监军陈景思的建议下，朝廷下诏赦免李国昌父子，结果克用乘机率兵万人再犯河东太原，河东节度使郑从谠奋力抵抗，才使得克用南下的目标没能得逞。当朱温降唐，被授为右金吾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朱全忠时，李克用已占据了忻、代二州，并屡屡侵扰相邻的并、汾数州。尽管克用一直累表请降，但并无归附的诚心，他在寻找着与朝廷讨价还价的砝码。负责防御沙陀的河东节度使郑从谠是当年的名相郑余庆之后，其时以宰相衔出镇河东。领命之后，从谠知人善任，明于治军，一时军威大振，太原一府被朝中称为“小朝廷”，享有极高的声望。从谠与强劲的克用所部在代州一线形成拉锯局面，相持不下。
克用别号“鸦儿”，当时年纪也只有二十多岁，冲锋陷阵，骁勇无比，沙陀军中称之为“飞虎子”。克用一目微眇，时人又谓之“独眼龙”，这只龙确实有着过人之处。他有着胡人尚武的天性，善于领兵征战，他手下的沙陀兵善于骑射，战斗力极强。
十二月，身为首席宰相的王铎以高骈无心平叛，诣阙发愤请行。流亡的僖宗命其代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统率诸道兵马合攻黄巢。在朝廷诸军中，最主要的两支力量是河中留后王重荣率领的河中军和忠武监军并兼行营都监杨复光率领的陈、蔡军，这两人是使李克用最终成为乱世枭雄的始作俑者。
直接的原因是黄巢虽然被迫困守长安，但军势尚强，处在一线的王、杨二人都感到力不能支。这时，杨复光出了一个主意。
复光对愁眉苦脸的王重荣道：“代州的李克用勇猛无比，又拥有强兵，可为朝廷所用！”
这个提议很大胆，因为此时李克用的沙陀兵正给帝国的北方以很大的压力，屡招不降，并且牵制了一部分朝廷兵力，多少算是一个大患。
复光知道王重荣的疑虑，他补充道：“其实李克用也早有徇国之志，所以不听朝命，是因为与河东郑从谠有过节而已。若诚以朝旨晓谕郑公召之，克用必来，来则贼不足平矣！”
复光也是一个资格颇老的宦官，为人慷慨任气，颇善筹略，在黄巢起兵之初，就出为外镇监军，领兵作战中立有功劳。他和那些只知颐指气使的宦官监军不同，既善指挥，又善抚士卒，因此很有点名望。但是他此番提出的建议却多少有点出于私心，因为他的养父内常侍杨玄价早先曾经当过盐州监军，在招抚沙陀的过程中与李国昌有很大的交情，复光本人对此也并不讳言。既然对公对私都有利可图，复光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很正常的了。
王重荣称善，报与朝廷宣慰使王徽。王徽亦以为然。两人再报王铎，王铎同意了这个提议，遂以天子名义颁谕郑从谠召李克用领兵入援。王铎时为挂帅出征的首相、诸军都统，有这种便宜从事的权利。一个月不到，李克用即率一万七千沙陀、鞑靼兵入战。取道河东时，克用尚不敢从太原过境，只与数百骑在晋阳城下与郑从谠